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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 by Quentin Monge
你昨天刷了多长时间微信？
在社交斋戒结束半年之后的分享会上，曾经参与斋戒的自由职业者梵燕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4 小时。
作为对比，她在参加社交斋戒的 15 天里，每天使用微信的平均时间只有 13 分钟。
在 iOS 「设置」的电量选项卡里，可以很轻易的看到你每天、每周使用每个 App 的时间。但如果你没有去看过一次，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究竟将多少时间话费在了微信、微博等社交 App 上。
社交网络上的信息过载和庞杂的好友关系，加重了现代人的焦虑和负担；身在人群，目光却在手机屏幕，出现了「群体性孤独」；永远在线，碎片化生存，真实生活备受分心所扰。
作为一款月活跃用户 9.38 亿的社交产品拥有者，腾讯对于社交网络带给人们的负面结果一样感到担忧和好奇。
一项名为「社交斋戒」的实验在 2016 年年底开始了——在 15 天里，尽可能的减少微信的使用量，以观察被试者在离开社交网络后发生的变化。
不是「仪式」而是一场科学实验
与大多数「离开网络」、「离开电脑」、「离开手机」等活动充满仪式意义不同。尽管选择了「斋戒 」这个充满宗教意味的词，但社交斋戒却是一次科学实验。
实验对被试参与者的干预很简单：每日将微信的使用时间压缩到 30 分钟以内。然后，研究人员将从「个体幸福」、「社会联系」和「工作/学习投入度」三个方向去检查远离微信对被试的影响。
在最终结果的「五个维度」里，只有两个维度社交斋戒对被试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影响。这五个维度分别是：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生活满意度、疏离感和工作投入。
有明显变化的是消极情绪和工作投入，前者大幅下降，后者大幅上升。
简单的来说，离开微信确实能让你不再焦虑，同时能让你的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这也许是一个大家直观都能猜到的结论，但要验证它的真实却并不容易。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邱泽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葆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研究员周楠、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博士王心远的指导下。这次「社交斋戒」所得出的结论并非「想当然」。
作为一个实验，它分为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两个部分。在量化研究部分，采用了 Waston 的积极与消极情绪量表、Diener 的生活满意度量表、Jessor 的一般疏离感量表和简化版乌特列支工作量表等专业心理测量工具。
在质化研究部分，实验要求被试每日进行模板化的日记的记录以及定期的深度访谈。
以「工作更专注」为例，尽管很多人都有「关闭微信工作效率」更高的直观体验。但实际上「关闭微信」对工作效率的提升却在以一种奇妙的机制运作：
在整个实验中，斋戒失败者——没有能好好遵守 30 分钟斋戒的参与者——工作效率更高。而斋戒成功者的工作效率却并没有明显提升。
这是因为斋戒失败者往往是那些工作对微信强依赖的人，在「每日只能使用 30 分钟微信」的红线下，工作效率远超日常。而斋戒失败者往往工作并不依赖于微信，尽管休闲时间被从刷微信里解放了出来，但刷淘宝、玩王者荣耀等活动的时间增加了。
毕竟，世间有那么多诱惑，社交网站只是其中比较容易掉进去的一个坑。
离开微信并没有离开你最爱的人
相比离开微信能减少焦虑和提升效率，「离开微信并没有让被试感到疏离感」是这次实验中得到的一个比较令人意外的结论。
疏离感作为一个数字变量，在使用微信和离开微信的时候是没有变化的。但被试确实按照要求在 15 天内大幅度减少了微信的使用。那么，究竟是什么撑起了人们的社交存在感，这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最终，他们找到了答案：强关系与弱关系。
此次研究的研究团队成员陆诗雨介绍说在社交网络上大多数人消耗时间最多的是维持的是一种弱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点赞之交。
大多数人在点赞时所处的是一种「这个朋友我可能有好多年没见过了，但他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只要我给他点了赞，那我们就还算是朋友，万一以后找他帮忙还能说得上话」的微妙情绪中。
这种脆弱的关系其实并不能撑起一个人的情感支撑，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在朋友圈里看到他发消息你甚至想不起这个朋友。
而另一种强关系则是一种雷打不动的关系，比如情侣、父母、最好的朋友，你们之间的情感维系是不会因为微信被切断而切断的。他有一万种方法联系你，你也有一万种方法联系他——这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情感支柱。
在限制了微信的使用之间之后，被试的社交行也变得更为主动——在打开微信前就规划好今天要和谁沟通、如果对方没有主动来找我，那我就主动去找他。
这种主动的社交在使得人们获得比单纯的「刷朋友圈」更多的社交满足。
但是，偶尔这种强关系和弱关系在微信里也可以被转化。
在这次斋戒中有一位被试要到很远的地方出差，因为不能使用微信他完成了一次「独的旅程」，既没有发朋友圈，也没有看朋友圈。结果是他错过了一个刚好和他在同一个地方出差的老友，错过了一次「他乡遇故知」式的线下强关系社交。
陆诗语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抱歉。
社交的尺度
作为一次社会实验来说，这次的社交斋戒只有 85 名被试成员，尽管试验方法科学但样本并不算大。
但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博士、博士后研究员王心远却觉得这场实验非常有价值。
再她看来，这个实验与人类学的研究相反，它并不是让研究者深入到被研究群体中，而是从整个社会里剥离出一个对照组来看社交为整个世界带来了什么——它要研究的不是离开社交网络我们会怎样，而是沉醉于社交网络我们发生了哪些潜移默化的改变。
事实上，不要说完全戒除网络，想要完全戒除社交网站在当今都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次斋戒中，几乎所有斋戒参与者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在朋友圈广而告之——宣布自己在未来的两周里有可能要失联。这证明了无论社交网络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离开它。
那么至少，也许我们还有机会「驾驭」社交网络，而不是被社交网络「驾驭」。为此，在得出结论的同时，腾讯研究院也研究出三个能让用户更好控制自己社交的尺度。
第一个尺度是更好的社交和可衡量的标准——要控制社交而不是被社交控制，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明白什么是高质量的社交：
比如我们发现不管从意识上还是从行为上，更加注重强关系，更加注重线下交往，再比如说主动的互动要比被动的浏览更让人开心，原创要比点赞更容易让人幸福，一对一式的交流要把在朋友圈上广播式的发票圈更容易让人满足等等。
第二个尺度是适度，在社交时要明白自己的需求与欲求——这与张小龙的「用完即走」说法相似。比如通过实验结果来看，点赞之交既不能满足人们社交的需求，也不能起到真正维系情感的作用，却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典型的「欲求」，将刷朋友圈的时间拿出来与一个朋友直接聊天或线下见面，可能效果会更好。
第三个尺度是限度，把社交当作自己展示羽毛的工具——社交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而是我们展示生活的一种方式。当朋友圈变的越来越庞杂（比如同时有前男友、现男友的妈妈以及你的老板）时，展示羽毛会变得更加困难。
这个时候，暂时离开朋友圈并不是一件「坏事」。
有人说微信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社交，但在腾讯看来却并非如此——因为人类生活的复杂性，人类社交的复杂性，连腾讯自己也认为朋友圈不可能满足所有人或一个人所有的社交需求。
这句话由拥有微信的腾讯说出来似乎有些奇怪，但也展现出了腾讯自信的一面——也因此，微信现在允许人们关闭朋友圈，允许朋友圈 3 日可见。
在社交斋戒报告分享会的现场，腾讯研究院预告了他们的下一个研究课题：《社交网络的小众退潮者》，在那个课题里，腾讯研究院将人们离开微信、关闭朋友圈等行为视作一个人类学上经典而宏大的课题：人类的迁徙。
你关闭朋友圈了吗？关闭朋友圈之后你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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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5日，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互金专委会)正式启动“全国互联网金融阳光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互联网金融企业透明化运营、阳光下发展。 在该计划开启的互金企业运营指数测评中，目前洋钱罐平台以71.4的分值，在首批参加测评的15家企业中位列榜首。同时洋钱罐还成为首批两家自愿将运营数据实时接入国家技术平台的企业之一，洋钱罐平台上的投资人均可在技术平台上查验自己的投资情况。 有国家互金专委会负责人表示，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风险主要来源于互金企业的不透明，包括资产不透明、运营不透明和实力不透明。不透明则无法分析风险，可能导致自融、自保以及虚假项目等重大问题。国家互金专委会依托于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对互金企业的透明性进行了长期跟踪与巡查。而此次“全国互联网金融阳光计划”也是基于此而开展。 根据阳光计划的设计，将有三大方案用于推进互金企业运营情况的透明度。 首先，国家互金专委会将定期组织全网巡查，由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按照客观情况如实反映其资产透明性，并向社会公开。如资产不透明，则无法分析其重大风险。 其次，国家互金专委会将鼓励互金平台自愿将运营数据实时接入国家技术平台中来，投资人可在技术平台上查验自己的投资情况，校验企业上报数据是否真实。同时国家互金专委会根据企业接入的数据，计算相关运营指标，每日向社会公布，从而提升企业的运营透明度。目前真融宝、洋钱罐两家企业已作为首批试点企业，自愿接受社会监督，并公开其运营情况。 最后，在互金企业自愿参加的前提下，国家互金专委会将依据“全客观、可验证”原则对企业进行测评，并公布测评指标。互金企业需按照指标提交材料，如验资报告、股东构成、审计报告、存管合同等，由专委会组织第三方专家审核公布。 洋钱罐CTO耿博表示，互金行业阳光化自律的同时还需要接受阳光化监督，接受第三方客观的全面的评估。尤其是来自权威部门专业化技术化的监管和评测，才是让互金企业在自身制度建设上越来越系统和正规的长期推动力所在。作为一家技术驱动性的互金企业，洋钱罐很早就加入到与国家互金专委会的合作中来，也希望通过“阳光行动”来推动互金行业的规范发展。 新华网北京6月5日电（闫雨昕）在金融扶贫的攻坚战之中，商业银行无疑扮演者着中坚力量。近来，许多商业银行致力于兼顾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协调发展，加紧探索出一套“脱贫而不返贫”的可借鉴方案。 立足小微、三农 众所周知，小微、三农是金融扶贫的重点领域，也是难点所在。为了更好地做好扶贫工作，许多银行每年都会单列小企业信贷计划，在授信审批、贷款限额等方面优先保障小微、涉农等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支持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弱势群体的创业就业。 记者了解到，2013年以来，浙商银行开始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进一步拓宽小微金融和精准扶贫的资金渠道，为其提供长期、稳定和低成本的资金来源。数据显示，截止今年一季度末，该行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10亿元。此外，还提高小企业不良贷款率容忍度，对小企业从业人员差别化问责免责。 扶贫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在金融支持外，更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多方参与，共建扶贫系统生态圈。 近年来，金融机构携手地方政府及第三方机构，通过成立扶持基金、产业基金等，扩大扶贫的信贷投入、提高扶贫的精准度。例如帮助贫困地区通过产业引进、劳务输出实现脱贫；积极支持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等发达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转移；支持优质企业“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布局，带动相关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和人员就业等等。 浙商银行此前曾为红狮集团提供了8.4亿元授信，通过购买债券、中期流动资金等支持其在四川、甘肃等地建立水泥生产基地；给予盾安集团授信40亿元，支持其在内蒙古等地区进行投资，在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 从“救济”到商业可持续 并非简单的施舍救济，金融扶贫更要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就商业银行而言，在能力所及之内履行社会责任，把握信贷投放的实质风险成为构建金融扶贫长效机制的关键。 近年来，围绕贫困地区客户需求，许多金融机构都在探索结合互联网金融从担保方式、期限、提还款方式、细分客户群等维度加快产品创新与开发，推出“民宿贷”、“农村电商贷”等产品，主动支持当地旅游扶贫、电商扶贫。 在兰州，浙商银行与甘肃陇西县人民政府合作，推出“精准互助贷”、“精准惠农贷”、“精准助企贷”等三款金融精准扶贫产品，目前已与11户农户代表签约，共投放扶贫农户贷款102万元；在重庆，他们又主动对接重庆市巴南区的“青锋计划”，推出“青年创客贷”产品，支持缺乏资金积累的巴南籍或在巴南创业青年，累计发放“青年创客贷”金额2000多万元，累计支持优秀创业青年60多名。 扶贫既需要“大水漫灌”式的财政扶贫，更需要“精准滴灌”式的金融扶贫。越来越多的银行都通过制定个性化的扶贫方案“精准施策”。如：浙商银行成都分行对金口河区大杠村的贫困户采取一户一策、一户一法、扶贫扶智并重等方式，力争用3到5年时间，有效提高被帮扶贫困户的劳动技能，使被帮扶的贫困户有自我发展和稳定收入的主业，并实现逐步脱贫、致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金融扶贫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