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收入提高时，收入再分配的力度也应提高

美国自由撰稿人谢泼德在他2015年出版的《中国的鬼城》一书中，描述了中国一些城市大量兴建的中高档住宅区，并称之为“鬼城”。在外国记者的眼中，“鬼城”的规模如此之大，原以为这些新楼盘会长期空置如初。但是，随后的调查发现让谢泼德惊异不已，这些住宅区无一不是很快因大量中等收入家庭的购买和入住而被填满。

在达沃斯举行的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上，我与中外与会者一起讨论了中国中等收入者及其强大的消费力对中国和世界不容低估的影响。对中高档住宅的这种强大需求，只是印证中等收入家庭消费力的诸多事例之一。

不过，还有一类被称作小城市或镇的中国城市，虽然其户籍政策早已经放开，落户门槛早已大大降低，但由于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都缺乏吸引力，即使政府一再鼓励农村劳动力向这里转移，却依然呈现出“人去城空”的凋敝景象，表现为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缺乏人气和经济活力。中国目前大约有650多座城市，其中超过一半被定义为小城市。此外，还有2万多个镇。如果不能将这类城镇纳入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必然会减弱城镇化推进的动力，降低城乡居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获得感。

上述“双城记”的鲜明对比显示，中国人口中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中间群体，分别面临着不尽相同的需求，既有追求更舒适、更高质量生活的群体，也有追求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超越基本生活需求收入的群体。

换句话说，在把中间群体这个概念应用于不同人口群体时，其具有的内涵与外延并非一致，对应的人群也有不尽相同的生活感受和政策诉求。如果不能精准、统一地观察中间群体作为劳动者的功能与作为消费者的功能，甚至将两者分割开，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功能也不能充分得以发挥。因此，这里的“双城记”既是一个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故事，也是与之相关的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故事，只有把这些方面完整地结合起来，才能把关于中国特色中等收入群体的故事讲完整。

关于中间群体，或中等收入者，或者国际上所称中产阶级的人数和比例的估计，其实从来都只是一个定义的问题，使用不同定义进行估计，通常导致大相径庭的数量结果。从学术界来看，有人尝试依据人口的主观感受来定义中等收入者，而更多学者则按照客观收入或消费水平定义中等收入者，后者之中又有以相对水平定义的中等收入者概念，以及以绝对收入水平定义的中等收入者概念。应该说，不同的定义分别来自不同的研究框架，有不尽相同的学术意图和政策指向，当然也就对应着不同的数字估计。

宏观层面的数字像是森林，每一个个人或家庭则像是树木。研究收入问题，关注的应该是人本身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获得感，所以不能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严格来说，前述按照不同定义所做的各种界定，主要还是人口学意义上的中间群体。从我们意图培育的、能够帮助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中等收入群体来看，就业的安全性、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性、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一致性、对消费升级换代的支撑能力等维度，需要得到特别关注。换句话说，人口学意义上的中间群体，如果不能真正转化为经济社会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尚不能发挥橄榄型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其中的一些群体还会成为新的贫困人口。

例如，一个值得关注且与人口变化趋势相关的中间群体是农民工。以其为典型，可以分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间群体，揭示什么样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有助于把他们培养成中等收入群体。当下，普通劳动者工资加速提高，农民工是主要的受益者。2015年，外出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已经达到3072元，按照购买力平价美元估算，平摊到每月30天中，每天工资收入已达29美元，即使按照一定的家庭赡养比来修正，折合成家庭人均收入，平均而言农民工家庭也成为了中间群体。然而，以上述经济社会标准看，他们还是一个有缺陷的中等收入群体。

根据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农民工监测调查，与城镇户籍居民相比，外出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不够，与雇主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仅为39.7%；农民工未能充分、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如观察其参加基本社会保险的比例，工伤保险为26%，医疗保险为17.6%，养老保险为16.7%，失业保险仅为10.5%。因此，他们作为全部人口的中间群体，其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出来。例如，与城镇居民把收入的74.3%用于消费相比，他们消费仅占其收入的32.9%。此外，外出农民工在城市自购房的比例只有1.3%，独自租住的占18.9%，其他则分别是住在集体宿舍、工棚、生产经营场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