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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逝世10年，第41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推出致敬單元「十年再見楊德昌」。这个复活节的春天，杨德昌的影迷们可以去香港相互问好。
杨德昌一去十年，作为影迷，仍然会忍不住地想要质问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呢？」
可是，在影像里再见他时，却明白，原来，他没有走。
他留在了电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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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看杨德昌的电影之前，你不必知道冠在他名字前面的那些像帽子一样的定语：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旗帜性人物，「大师」级导演……更不必关心他似乎言说不清的私生活。你只需要去看他的电影。
就像他自己说过的：「想了解我就去看我的电影。」
每一部电影里，我看到的杨德昌似乎都完全不同。
有时，他是一个沉着冷静地观察者，站在都市的上空俯瞰芸芸众生，镜头像手术刀一样锋利；
有时，他是一个在黑暗中静默的大师，令人敬畏，而黑暗中传来的呼吸却温暖乃至灼热；
有时，他又像一个沉不住气的父亲，迫切而忧伤，管他什么艺术不艺术，他希望做的只是一个热诚的传教士，要把他对世界的理想和愤满告诉迷途的羔羊；
有时，他像一个不合时宜的文人（现在这个词已经快成反义词了），急着把想要说的话倾倒出来，喋喋不休，挺酸挺可爱，不过最终，这个你觉得挺酸的人必然会征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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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断地改变，「在每一部作品里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情。」
然而不管杨德昌的每部电影有多么不同，所有的电影都像他本人一样诚恳。
所有的影像后面，是一如既往，怀着愤怒、痛苦、忧虑和悲悯的灵魂。
| 都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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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的悲歌永远在乡野的山峦上呜咽，而杨德昌一直踟躅于都市，沉默无语也罢，喋喋不休也罢，愤怒也罢，忧虑也罢，
他只管让摄影机像手术刀一样在混乱的都市镌下灿烂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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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坦言对都市主题的兴趣，他说：
「在台湾渐渐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常常有人会感觉到现代社会是非常疏离的，我最近领悟到这样的感觉是和农业社会比较而来的。过去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友善。
我不断思考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发展出早期农业社会这种人际关系，然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的，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
我为什么会拍一些关于都市的电影，因为那已经是文明社会中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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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电影里，杨德昌像陀斯妥也夫斯基一样，把镜头以差不多相同的份量分配给所有的角色，没有谁的苦痛是不值得关怀的，没有谁的话语是可以被不屑一顾的。
主角配角的界线已经模糊了，或者说他们都是主角，或者说，由他们组成的都市才是真正的主角。
其实，杨德昌描述的都市只是一个地方，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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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杨德昌已经四十多岁了。人到中年，他却用4个小时的长度重述了青春。
那是没有阳光的青春，尽管这部电影的英文名也叫做《A Brighter Summer Day》，青春在黑暗中喘息，没有自恋，没有感伤，有的只是一个时代按下的黑红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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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这样杨德昌关于「青春」的表达：
他在「青春」这个基石上构筑了一个可以俯视整个台湾的「烽火台」，可以观望，守侯，戒备。芸芸众生都在眼底，无遮无掩，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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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此后似乎再没有谈起过青春，1996年，在《麻将》里又出现了一群年轻人，却是一群在青春期就进入腐败的的人。
| 暴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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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鲜血迸溅或流淌的地方，杨德昌总是会让镜头停留一小会儿。
自杀者无言的头颅靠在水池边，血液停顿了一阵，终于走了出来，像水一样平常地淌进水池；
捅向心爱的人的刀，一刀，两刀，一共结结实实的四刀；
伴随着追问突然射出的枪，一枪，追问，再一枪，再追问，再一枪，一句比一句紧迫的追问。
被枪击者痛苦的扭曲着，而霓虹灯光出奇得冷静，不因枪声改变闪烁变幻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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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描述了一种冷静的暴力，这里绝没有自恋加嗜血杂交而成的「暴力美学」。
没有血腥的残忍，有的是残酷，是痛心，是不忍，
还有关怀。
死去的人在平静的暴力中似乎获得了最终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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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惊人的耐力，杨德昌一格一格地，精确地描摹着我们正在经历的都市噩梦--
崩溃正在一点一滴地发生，而死亡带着尖锐的痛苦一寸寸地沿着你的神经抵达。
| 说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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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拒绝说教的。而杨德昌却从不放弃在他的电影中说话。他耐心地说，他激烈地说，他絮絮地说，以致于常常有人批评他在电影中的说教倾向。
而我更愿意把他看做一个热忱的传教士，在孜孜不倦地传送危言与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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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在电影里看到杨德昌开始他的「传教」，我似乎都能看得到他眼里饱含的热泪。
这个人目睹了世界的真相，领悟了天空沉默的心事。
对于置身于危机之中而毫无觉察的人们，他有多少悲悯？
也许没有人愿意听，可是这个天真的人，这个守候真相的人，怎么能忍着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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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不停的言语令人想到陀斯妥也夫斯基，后者的小说如果没有了整段整段的独白，我不知道它们是否还有席卷人类心灵的力量。
杨德昌如果在他的那些说教倾向的电影里保持沉默，我也许仍然会心生敬畏，然而我可能不会如此被他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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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说教都没有力量，如果「说教者」洞见真相，足够真诚。
| 文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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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在《独立时代》里，杨德昌显得像一个文人。
我在前面提起过，「文人」这个词现在快成反义词了。
一个人总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真善美，关心人类命运，显得多么不合适宜多么虚伪。
这个人，大家就把他叫做「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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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杨德昌在《独立时代》却让一个酸文人用酸溜溜的国语讲了个孔子复生的故事。
复生的孔子广受欢迎，然而每个人都认为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假装的。
其实语言是一个陷阱，所有的词语都面临着清洗的任务，为什么因为别人不相信自己而怀疑自己的真善美，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那才是最可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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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已经被说滥了，「政治正确」过时了，所以我们又开始比着说粗口，炮制毒鸡汤。但是，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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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近几年来，
『知识分子』
的名声不佳：我认为可以在一个更确切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不怕别人笑话，我就是
『知识分子』
。」
杨德昌，是一个真正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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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摘编自香港国际电影节手册
分享给杨德昌影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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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專題選擇了完整呈現楊德昌的7套電影作品，分別包括：
《海灘的一天》(1983年) |
《青梅竹馬》(1985年) 全新修復版 |《恐怖份子》(1986年) 原裝版本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年) 全新修復版 |《獨立時代》(1994年) |《麻將》(1996年) |《一一》(2000年)
以上点击可放大看电影排期。
配合本專題，電影節更推出幾項活動，首先是跟香港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I ‧ CARE)合作，將第二場《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放入中文大學邵逸夫堂播映，嘗試提供不同年代的同齡人一種對年青人本質的觀察。
其他的合作有「短片+座談會」環節，播放梁思眾導演的《一時無兩：一一現場實錄》，並且邀請來張偉雄，陳志華擔任講者。
此外還有兩場由楊德昌的創作夥伴出席的映後分享會，《一一》的映後談由楊德昌遺孀彭鎧立負責，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映後談則由編劇小野負責，兩場映後談都在文化中心大劇院場次播放後進行。
最後想留下一點紀念品的朋友，電影節特別推出了2008年出版的《一一重現楊德昌》特刊出版增訂版；
同時HKIFF的合作夥伴Moleskine也另外推出數量有限的楊德昌特別版筆記本，供一眾影迷緬懷一代台灣名導。
若是以往未有機會了解楊德昌導演的朋友，更不該錯過本次難得的專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