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本章应为“你思12”；第六章（一）为“你思11”；
第五章（二）为“你思10”......（手动捂脸）
回忆起大跃进，许多后来的人想起的，不是那个人人当家作主、奋发向上的年代，而是一个浮夸风、共产风盛行，人人说假话，连最好的科学家钱学森也写亩产万斤的文字[1]的年代，一个丑恶的年代。在一些人看来，“左”的错误是主要的，而且是罄竹难书，直至饿死数千万人。大跃进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为“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2]，而“共产风”、瞎指挥风的最为普遍，危害最大。这里以大寨为例，分析“左”倾发生的过程和原因。
1958年秋天，晋中地区招集全区的先进单位开会。会上的“浮夸风”很厉害，大寨人尽了最大的力每亩收成才达到540斤，可会上全县的亩产目标却超过了1000斤。老地委、老县委们劝陈永贵把数字改成亩产2000斤，陈不愿意改，县委的人发火了﹕“如果你不改数字就不能当先进!”所有的“先进”大队都得了“特等奖”，县委奖励了12辆卡车，亩产数字更高的还得到了拖拉机，这些单位还要派代表去北京参加英模大会。1958年，公社领导要修建一个万头猪场，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可公社根本没有一头猪，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各大队调。大寨大队养了300头猪，公社向大寨调30—40头，陈永贵不同意，后来公社又来调粮食，因为有了猪还需要粮食喂呀。公社一级又不种粮，所以只能从各大队调。
“浮夸风”并不是从下面的农民中刮起来的。1958年8月，省地领导又批评大寨说﹕“你们也不看看报纸，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卫星’上天，可你们却无动于衷。”下面的人说﹕“不敢轻易相信。”可上面的人说﹕“我们看到了人家的丰收并参加了人家的收割，报道还能有错?”从上面来的干部到较先进的大队去煽风，“浮夸风”因此越刮越厉害。那些“先进”大队的人盲目听从他们的指挥，对他们的指示言听计从。
这股风刮得这么厉害，我们也有一点摇摆。我们没有坚决反对，因为我们挨的批评太多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所以我们也按这种办法种了1/5亩。按老播种法，我们每亩用种子从来没超过200斤，更不用说500斤了。所以我们耕了地，把种子倒了进去，在我们面前的好象是露天粮库。我们还密植了1/10亩麦子，这种密植法每亩需种子200斤，可秋后我们的收成是每亩90斤。开始我们想这次下个大赌注，可现在事实告诉我们，这些人至少根本不懂农业。简单地看，我们只能怀疑他们的能力，但如果从其它方面去看，人们就会问，他们那么傻?是不是有人故意这么干? [3]
可以看到，大跃进中 “左”倾错误的产生和放大是与官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当时党的领导干部具有直接的关系。大跃进期间，一线的“操刀手”是刘少奇，不是毛主席。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设想。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有一次在接见外国友人的时候说，这次党代表大会他是跑龙套，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大跃进时期，主要的经济工作已经由刘少奇负责，宣传工作交由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负责，但国际国内许多重要事务的决策，毛主席仍需出来主持。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革”发生，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
对1958年开始的浮夸风、共产风等做法，刘少奇起了很坏的作用。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并且大胆预言：“可以搞很多的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所说的，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4]从上面的言论可以看出，刘少奇把托儿所、公共食堂当作共产主义萌芽，他是从唯生产力论的视角去理解共产主义的，这同邓小平的理解差不多，邓小平同贵州省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吗？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农村建居民点，将来都是两万五千人的居民点。城市有的，北京、贵阳有的，居民点也要有。大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你们说，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作最重要？管娃娃最重要，保育员的待遇要比大学教授还高。其次要属做饭最重要紧了。将来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
正由于对共产主义的庸俗理解，所以刘少奇才会产生几十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想法。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5]
刘少奇不仅要求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且还对“共产主义”的内容进行设计，发明了“家庭革命”、吃饭不要钱等做法。7月14-18日，刘少奇在山东寿张县视察，对当地的浮夸风，亩产几万斤，大加赞尝，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刘少奇在江苏常熟县视察时，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谷亩产1万斤，刘少奇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社论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1958年9月19～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男女换班，老少换班”作为实行“家庭革命”的具体举措，认为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条件。具体做法是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群众对此很反感。
总体上，刘少奇搞共产风的模式有几个特点：一是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二是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宣布实行全民所有制；三是刮“共产风”，穷富拉平，剥夺农民；四是否认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实行直接地物质分配。这些特点都是同刘少奇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直接相关的。
“左”倾错误不是刘少奇一手造成的。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初建社会主义事业，通过大跃进鼓动群众热情如此高涨后，几乎都产生了一定的头脑发热。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是头脑发热的典型代表，他们在理论上对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分不清，对于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分不清，因此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毛泽东虽然也犯过一些错误，主要体现在高指标和几个“大办”，但是他最早发现了这些错误，并迅速地纠正这些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