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生花种植日记：儒道并行下，看人与自然

说儒家是人文主义的，是说儒家重视社会伦理秩序与道德文明的建构。儒家善于继承传统文化、典章制度而又趋时更新，因革损益，凝聚社会人心，积极有为地推展事功。儒家所主张与推行的伦理教化，虽在实际运作中要打不少折扣，但大体上还是与民众的要求，特别是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缩小贫富差距，端正人心，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合。用历史的眼光看，“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是对当时经济政治资源配制的相对合理的选择。

说道家是自然主义的，是说道家回归自然，重视对社会伦理的解构。“道”使万物生长，“德”使万物繁殖。它们使万物生成、发展、结果、成熟，对万物爱养、保护。它们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了万物而不居功自恃，统领、管理万物而不对万物强加宰制、干预。一般说来，“道”成就了万物之“德”，“德”代表了“道”，内在于千差万别的个别事物之中。按这种思路，老子亦肯定文明建构、人伦生活，如说：“始制有名”（32章）；“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28章）社会的伦理生活、文明制度，按自然条理生成并无害处，害怕的是，人为作用的强化，或执定于种种区分，将其固定化、僵化，则会破坏自然之道。老子肯定道德的内在性，反省文明史，批评礼乐和伦理道德的形式化，亦与此一致。如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38章）老子批评圣智仁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毋宁说，他肯定的是真正的圣智仁义。老子知道，到了强调“礼”的时候，一定是忠信丧失，“礼”的秩序发生危机的时候。这恰好是人文睿智！牟宗三说：“道家不是从存有层否定圣、智、仁、义，而是从作用层上来否定。‘绝’‘弃’ 是作用层上的否定字眼，不是实有层上的否定。

可见，儒家建构人文，道家解构人文。道家强调无用之用；儒家强调有用之用。儒家之“有”“用”，即建构人文世界，“以人文化成天下”；道家之“无”“用”，则要从人文世界中超越出来，回归到自然而然的自然境界。儒家在人伦中，同时也在天、地、人、物、我的相互关系之中安顿生命，道家回归自然，更是在天地自然中安顿生命。

知自然之道必知天，知人伦之道必知人，“天人合一”是儒道共同的信念。儒家的人文尊重自然，道家的自然包容人文。

儒家的人文主义不反对自然与宗教，包含了自然与宗教，儒家的人文主义不是寡头的人文主义。儒家有对天、天命、天道的尊崇与敬畏，儒学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儒家的礼，包含了对昊天上帝至上神灵、对天地山川自然神灵与祖宗神灵的礼敬礼拜，此亦为尊重人与人文的源头，儒家人有终极关怀与信念，以之安身立命。

我国古代有巫觋传统，诸先王本人就是最高祭司，一身而二任。历朝历代天子在郊外祭祀皇天上帝，以确立天的至尊地位。在国都中祭祀社神，用以歌颂大地的养育之功。祭祀山川，用以敬礼鬼神。儒家祭祀最重视的是祭天祭地，祭天地就是追本溯源，尊重其所自出，在这层意义上，“天地”即人的父母。“天地”有着价值本体意涵，又具有宗教性意涵。“天神”是至上神，对天神的崇拜要重于对地神的崇拜，然后就是对山川诸神的崇拜。除祭祀至上天神与自然神灵外，还要祭祀祖宗神灵。这里反映出人文化的“礼”仍具有的“宗教性”与“超越性”。价值观念、道德范畴“敬”、“仁”、“忠信”、“仁义”等，与“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春秋时代以“礼”为中心的人文精神的发展，将古代宗教人文化了，使之成为人文化的宗教。儒家、儒教，就是人文的宗教，道德的宗教。

儒家肯定“真情实感”、“切身体会”、“设身处地”，强调身体的感受。冯达文说：“在儒家这里，不需要过分虚无缥缈的神的灵召，也不需要过分复杂的理论建构，通过感受，我们很自然地就能走出自我，走向他人，走出功利，走向道义，从而使我们的灵魂乃至社会获得拯救。通过开启、激发我们的情感，或者说通过点出我们内在生命的光明面，来使我们获得拯救，这是孔、孟建立的原创儒学的一个基本特点。”用著名神学家汉斯昆的说法，这是中国的智慧。孔子思想中心“仁”之人道精神有其“感通”之义，而这一“感通”的最终一层，是人与天的感通。人的宗教道德性的精神源自于“天”，而“天”不在生存、变化、发展、流行的人物之外，就在其中。“天”内在于一切人物之中。儒家讲人性与天道的贯通、感通，强调了圣凡的统一，实际上承认人人有神性，物物有神性，生命圈层中人、动植物及其他物都有自身价值。

儒家的生态智慧与道德智慧使人节制自己的贪欲、占有欲，这是用人文主义的办法来尊重、维护、回归自然，以及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有着人与万物一体同源的共同体悟。唯有如此，人才可能对万物都持有深切的仁爱、关怀，将整个天地万物都看作是与自己的生命紧紧相连的。在这种价值来源的共识之上，儒家的生态伦理可以建立范围天地万物的生态共同体，将生态系统真正视为人与万物共生、共存的生命家园。

人在天地之中一定要尊重山川、动物、植物等。这种尊重与敬畏，儒家通过祭祀山林川泽加以表达。《礼记》强调，礼是符合时令，配合地的物产的。人取用动植物，依据于不同季节有不同的生物，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物产。可见制礼与行礼的原则是不违背自然的原则，故一定时空条件下不适于生长的物产，君子不用来行礼，鬼神也不会享用。以本地希罕的动物作为礼品，这种人是不懂礼的。行礼须以本国本地的物产，根据土地的大小、年成的好坏，量力而行。

儒家以礼法保护生态资源有三个重要的内容：（1）禁止灭绝性砍伐、捕猎；（2）保护幼小生命；（3）重“时”。禁止灭绝性砍伐、捕猎很好理解，因为这种行为与“天地”的“生生大德”背道而驰。保护幼小生命则与儒家重“养”的思想有关，“天地”生万物则必又养育之，此乃天道之自然，“天地养万物”（《易传·彖》）。

儒家的“以德取物”观，即取用有爱、有序、有节、有度等生态伦理思想，承认了植物、动物乃至整个自然界的生存发展权利。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以德取物”也保证了“取物不尽物”的理想得以实现。儒家主张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天人合德，节制人类无限制的欲望，反对对其加以破坏性地开发利用，从而得以实现永续利用。

由上可知儒家批判寡头的人类中心的人文主义，而极富宗教心灵，儒家的人文涵摄了自然、科学与宗教。儒家人文主义有深厚的宗教性，尊重并亲和自然。

道家以自然智慧批评、反思人文，超越人文，包含了、丰富了人文价值，使人文发展更加健康。在一定意义上，母宁说道家追求真人性、真人文。

老子之“道”是生成万物的超越根据，它涵括了“无”与“有”之两界、两层。道家以“无”设定真实的本源世界。就道体而言，道是无限的真实存在实体；就道用而言，周溥万物，遍在一切之用。“道之全体大用，在‘无’界中即用显体，在‘有’界中即体显用。”“有”界是相对的现象世界，“无”界是超越的精神世界，绝对的价值世界。相对的“有”与绝对的“无”相互贯通。这是就两界而言的。若就两层而言，“无”是心灵虚静的神妙之用，是“道”之作用层；“有”是生、为、长养万物之利，是道之现实层。《庄子·天下》赞扬关尹、老聃“建之以常无有”。“建之以常无有”是真正的哲学智慧。老子这种既无又有、既相对又绝对、即妙用即存有之双向圆成的玄道，启发了后世魏晋玄学、宋明道学（理学）之即体即用、即无即有的模型。但道家之道的现实方式是负的方法、否定的方式，是“不”“反”“复”，即通过虚无保证存有，通过不有、不恃、不宰、不争、贵柔、守雌、不为，来长养万物，那么这种“有”其实也是虚有。老子形上学的重心是“无”，是“道冲”，“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是不生之生、不有之有、不长之长、不用之用、不宰之宰、不恃之恃、不为而为。

老子讲境界形态上的“无”，或者讲“有”，大体上是从作用上讲的。在宇宙、现象世界生成的过程中，“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1章），即“有”提供了客观便利的条件基础，但“有”一定要在“无”的创造性活动作用、力量及活动作用的空间（场域）或空灵境界中，与“无”相结合，才能创造出新的有用之物，开辟出新的天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老子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7章）。实有之用是有限之用，虚无之用是无限之用。无用之用乃为大用。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48章）减损知、欲、有为，才能照见大道。“损”，是修养的工夫，是一个过程。“损”就是做减法。我们面对一现象，要视之为表相；得到一真理，要视之为相对真理；再进而层层追寻真理的内在意蕴。宇宙、人生的真谛与奥秘，是剥落了层层偏见之后才能一步步见到的，最后豁然贯通在我们人的内在的精神生命中。“无为而无不为”，即不特意去作某些事情，依事物的自然性，顺其自然地去做。所以老子强调学习要做加法，求道则要做减法，减掉世俗看重的身份地位、功名利禄，减损又减损，一直到无为。无为不是不做事，而是不妄作妄为。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16章）意思是说：致力于“虚”要经常要彻底，也就是不要让太多现存的、人云亦云的知识、规范、利害、技巧乃至仁义等充塞了头脑，要用否定的方式排除这些东西，激活自己的头脑，使自己保持灵性、敏锐，有自己独立运思的空间。“守中”也是“守虚”、致虚。“守静”即保持闲静的、心平气和的状态，排除物欲引起的思虑之纷扰，实实在在地、专心地保持宁静。这也是随时排斥外在之物的追逐，利欲争斗等等引起心思的波动。“观复”，即善于体验万物都要回复到古朴的老根，回复到生命的起点、归乡与故园的规律。“观”就是整体的直观、洞悉，身心合一地去体验、体察、观照。“复”就是返回到根，返回到“道”。体悟到“道”的流行及伴随“道”之流行的“物”的运行的这一常则的，才能叫“明”（大智慧）。反之，不识常道，轻举妄动的，必然有灾凶。“常”是常识、真相、规律，我们只有“知常”，才有大聪明，才有宽容之心，才能知道天下的公道，这才是与道相符的心态，一生才不会有危险。体悟了“道”的秉性常则，就有博大宽容的心态，可以包容一切，如此才能做到廓然大公，治理天下，与天合德。与“道”符合才能长久，终身无虞。通过“致虚”“守静”到极致的修养工夫，人们达到与万物同体融合、平等观照的大智慧，即与“道”合一的境界。我们平常太忙，有太多的活动，要守守静，反思反省；有太多的实务，要守守虚，多思考问题。我们要特别注意扬弃知性与物欲的牵累，做到动静互涵，虚实相济，这也是道家修炼的功夫。我们也要学会调节生命，学会排遣，不能一根筋的走到黑。道家道教的玄观，是启发我们超越现实，透视无穷。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老子之道不在一个平面上，而有人由法地而法道，人由法天以法道，人直接法道，人法道之自然的四个层次。道的四层次是正反相涵与次第升进，在一种圆融无碍的大系统之中。

牟宗三特别强调“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中所包含的“道”的实现原理，“万物将自化”“将自定”，自生自成，落在万事万物之自身。“牟宗三于是以‘实现原理’喻‘道’之玄妙之义，而因此将此一境界形态的形上学，落实于物物自定自化的‘自然’。此一‘自然’之义是不仅可以用来对宇宙万物之客观性作一真实之描述，也同时可以用来对人文化成之世界作一切实的诠解。”“道”之实现与创造，由“道”而然的宇宙万物与人文世界的发展，是自生自为自化，各有成就，“道”不塞、不禁、不扰，反而辅助万物之生、成、长、养。这冲虚之道的“生生之德”当然与儒家肯定乾坤天地父母的大生广生的“生生之德”不同，是另一形态的实现原理和“人文化成”观念。

牟宗三又指出，道家“无为”是针对“有为”而来的，是对周文疲敝有感而发的。春秋战国时代，贵族堕落腐化，礼乐典章制度堕落成了造作的、虚伪的、外在的、形式化的东西。“道家讲的‘自然’就是自由自在，自己如此。就是无所依靠，精神独立。精神独立才能算自然，所以是很超越的境界……所以讲无为涵着自然这个观念……向往自由自在，就一定要把这些虚伪造作通通去掉，由此解放解脱出来，才是自然……虚伪造作使得人不自由自在，道家对此有真切的感受，所谓‘存在的感受’”。

可见，道家道教的“自然之道”中，包含有人文主义的重要意涵：自本自生自成自化的人文化成观；人格精神的独立自由；追求真善美合一的境界。

道家的逍遥无待之游，是自我真实的自由人格之体现，以“适己性”“与物化”为特征；儒家的刚健自强之道，是自我真实的创造精神之体现，以“人文化成”为特征。古代的智慧强调民族、文化的可大可久，讲究空间的无限性与时间的延续性，强调对生态的保护。儒释道三教都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内涵。道家认为，太过强势，太过占有，太多的有为，恰好是适得其反。老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是互补的。孔子为了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了道德的理念与社会的理想而拼搏奋斗。而老子可以洞见这个世界深邃的问题，减损自己的功名利禄，达到大有为而不是盲目有为的状态，才能无所不为，才能洞悟道的本体。老子讲无为而治，以正道治国。因为如果什么都要政府管，是很难管的，政府无穷大，也是有问题的。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人格。儒家心目中的圣人或圣王，有着内圣与外王两面的辉煌。虽然“内圣外王”一说出自《庄子·天下》，然而后来却成为儒家的人格标准。内圣指自我德性修养，外王指政治实践及功业。儒家强调在内圣基础之上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因此，儒家人格理想不仅是个体善的修炼，更重要的是责任感和当担意识，是济世救民。儒家的人格特性包括如下内容：自强不息、意气风发、认真不苟、发愤忘食、兼善天下、关怀他人、系念民间疾苦、知其不可而为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立德、立功、立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等等。儒者对国事民瘼有真诚的关怀，努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业，即使遭到贬谪也以深沉的忧患系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兴亡。儒家也有其超越精神，穷居陋巷，自得其乐，安贫乐道。孟子讲的“君子三乐”，即“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天伦之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理性之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教育之乐，正表现了儒者的情怀。

道家庄子的真人、圣人、神人、至人、天人的理想人格，与儒家有别，其特性是：一任自然，遂性率真；与风情俗世、社会热潮、政权架构、达官显贵保持距离；独善其身，白首松云，超然物外，恬淡怡乐。这是庄子和道家的神韵情采。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现实品格相比较，道家凸显的是超越和放达，既积极肯定、参与、改造现实，又以保持距离的心态，否定、扬弃、超越现实。目标都是让现实更美好！

庄子之真人、至人、神人、圣人，都是道的化身，与道同体，因而都具有超越、逍遥、放达、解脱的秉性，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无穷、无限的境界。这深刻地表达了人类崇高的理想追求与向往。这种自然无为、逍遥天放之境，看似玄秘莫测，但实际上并不是脱离实际生活的。每一时代的类的人、群体的人，尤其是个体的人，虽生活在俗世、现实之中，然总要追求一种超脱俗世和现实的理想胜境，即空灵净洁的世界。任何现实的人都有理想，都有真、善、美的追求，而道家的理想境界，就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合一之境。儒家的成圣人成贤人，道家的成至人成真人，佛家的成菩萨成佛陀，都是道德人格的追求。

儒家推展文明建设，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道家探寻文明的限制，抉发自然造化与人性的真实，超越自私用智的偏颇。儒道双行，恰如庄生讲的“两行”之理。

儒家的“诚恕”之道与道家的“齐物”之论一样，不单单是个体修养身心的方法，也是一个社会共存互尊的必须。否则，各种纷争、意见、利益冲突就会瓦解整个人类社会。我们要多阐发多实践“恕道”与“齐物”的理念，这才真正是国家间、民族间、文化间、宗教间、人与人间相接相处的正道。

儒家“谦让”与道家“不争”，同样是个人修养的重要工夫。《周易》有《谦卦》，《四书》《老子》《庄子》中有大量关于谦退的指点，尽管语言表达各有特点与机巧，但给人们的启发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曾国藩说：“凡作人，当如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之时。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声名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满之心，庶几以谨厚载福。”这就是曾氏学习儒道并结合自身生活的体验与感受。

儒家的人文主义中有自然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中有人文主义。儒家的道德智慧中有自然智慧，道家的自然智慧中有道德智慧，两者相济相参，并举互动。儒道之间有批评有争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因此而能“合而不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潮。兼顾儒家儒教与道家道教之“两行”，才合乎中国之“道”之流行的妙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