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少年聪颖，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欧阳修评价苏轼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他认为苏轼之文名必将传播天下的原因，正在“善读书”与“善用书”。其读书之法，共性之外，个性鲜明。
首先，苏轼与众多读书人一样，特别强调读书要广博与持久。他在《代书答梁先》诗中说：“学如富贾在博收，仰取俯视无遗筹。” 富贾百货皆有，为学亦然，于史料要竭泽而渔，无所遗漏。又其《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云：“别来十年学不厌，读破万卷诗愈美。” 诗于熙宁二年二月还朝后所作，被送者任伋字师中，眉州眉山人，《全宋诗》卷四五二仅存其诗二首又一联，实在看不出他的“诗愈美”，但强调写好诗的前提是“学不厌”“读破万卷”，值得注意。这实际是对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法的承继。苏轼《记欧阳公论文》亦载，孙觉曾向欧阳修请教作文之法。欧阳修回答说：“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勤读书而多写作，写出的文章自然工整。苏轼非常认同此法，说此语“故尤有味” 。他在《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其一又曰：“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 苏轼外甥柳闳、柳辟，为善草书的柳瑾之孙，苦练书法而不得，向苏轼求字，以临摹练习。苏轼写此诗为答，教他们应该多读多练，字自然就会写出自己的特色，此外别无捷径可求。
其次，苏轼强调读书还要持之以恒，不能一曝十寒。他在岭南寄给贾收的诗《清远舟中寄耘老》曰：“人生百年如寄耳，七十朱颜能有几？”“天南看取东坡叟，可是平生废读书。” 贾收字耘老，与苏轼为诗友，曾作怀苏亭，诗集名《怀苏集》。诗中为人生短暂而不能及时读书，或因政务而耽误读书深以自责，感叹不已。苏轼对不读书的弊端，也有精彩论述，其《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云：“我今废学如寒竽，久不吹之涩欲无。” 作者说自己因俗务废学，就如同久不吹奏之竽，因不通畅而难以成声。他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应约而作，写于熙宁九年知密州时。他借此机会，为当时那些有书而不读的人深感惋惜：“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是当时科举人群中普遍存在的通病。以上论述，一正一反，很好地彰显了苏轼读书要持之以恒的主张。
苏轼阅读广泛，学识渊博，其诗词文作品涉及的百科知识极其丰富，他能广取博收，还与其长期的读书生活中形成的独特读书之法不无关联。
第一，苏轼主张“八面受敌”读书法。此法亦曰“一意求”读书法，是作者最为独特的读书方法。他给侄女婿王庠的书信曰：“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作者指出，书富如大海，百货皆有，读者精力有限，故强调要多读几遍，每次关注一个问题，作一意求之，若欲求“治世之道”，就专心为之勿生余念；若要研究人物和制度，亦复如之。长此以往，必定学有所成，绝无捷径可走，“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苏轼曾举读《汉书》为例，具体阐释“八面受敌”的读书技法：“吾尝读《汉书》矣，凡数过而尽之。如兵、农、礼、乐，每过皆以一意求之，久之而后贯彻。”又佚名《道山清话》载：“东坡在雪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 作者在黄州生活条件极端艰苦，仍坚持深夜读书、深度读书，每读一遍，即涵咏思考一次，深为秦之速亡而叹惜。
苏轼还有一种近似“八面受敌”的读书之法，即不追求速成而采取分散阅读的方式进行。如他虽好陶诗，但每次却只读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为继。其《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云：“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病中阅读，用以自遣，每天一篇，百余日即可读毕。这本《陶渊明集》的版本我们虽不得而知，但后来在惠州、儋州日与相随的陶集，应该就是这部“字大纸厚”的书。
第二，苏轼提倡熟读与抄读。苏轼认为阅读要读熟读破，善于思考与总结，其《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栖迟那可追。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园葵。” 二十八岁的秀才安惇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写信求教苏轼。苏轼以此诗相答，告诉安惇读书应当除去杂念、珍惜光阴，尤其要“熟读”“深思”，切忌浅尝辄止。
苏轼运用“熟读”“深思”之法，创作有不少总结读书经验与体会的读书诗。如《赠治〈易〉僧智周》曰：“寒窗孤坐冻生瓶，尚把遗编照露萤。阁束九师新得妙，梦吞三画旧通灵。断弦挂壁知音丧，挥麈空山乱石听。斋罢何须更临水，胸中自有洗心经。” 据作者自注，释智周与高僧契嵩深相知，可见此并非唐僧智周。“智周”语出《周易·系辞上》“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旨在勤奋探索，运用智慧改造万物。诗赞智周寒窗苦读《周易》，言其“阁束九师”“梦吞三画”而能达到“得妙”“通灵”的境界。此二典均与《周易》有关。《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刘安聘请当时治《易》学者九人讲经，隋王通《中说》卷二《天地》篇则曰“九师兴而《易》道微”，故智周不以为然，束之高阁。汉人治经讲究名物训诂，宋人则长于探讨义理心性。“梦吞三画”中之“三画”指“三爻”，典出《三国志·吴志》。虞翻为吴国学者，于经学颇有造诣，尤精《易》学。此典反映出宋人胸中自有洗心经，即治经追求简明，力避繁琐。苏轼颂赞智周及其读《易》之法，实际上也在表明自己的读《易》体会。
苏轼还提倡抄读法，既加深记忆，练习书法，又可利用手抄来熟读精思，将书读破、读透。前揭指出他劝王巩多读史书，尤其要抄读。苏轼曾见过他人抄读，深受启发：“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 老儒抄书，为的是留存文本，但也能促进阅读。苏轼自己就是抄读的身体力行者，在黄州，以“钞《汉书》”为日课之事，尝对朱司农曰：“某读《汉书》，至此凡三经手钞矣。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 经过抄读，他对《汉书》能够倒背如流。
第三，苏轼钟情夜读与美读。就阅读时间而言，苏轼喜欢夜读，这是出于白天有公务应酬的原因，还有因夜静而无人间浮躁之故。古人有“三余” 读书法，欧阳修有“三上” 写作法，都是利用空余时间、碎片时间阅读、写作，以补充阅读时间之不足，做到持之以恒。苏轼的“夜读”，实际就是“三余”读书法之一。《春渚纪闻》卷六引秦觏言:“公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 即使夜半醉归，他亦挑灯秉烛，展读如常，以补救白天浪费的时间。其《南乡子·自述》又云：“凉簟碧纱厨，一枕清风昼睡余。睡听晚衙无一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 词自述晚衙无事，青灯短檠，乘夜勤读的情景。又其《游道场山何山》云：“高人读书夜达旦，至今山鹤鸣夜半。”这是表现他人之夜读。其中“高人”指何锴，他曾在湖州乌程县南十里何山读书，后为吴兴守，以其居为寺而名其山，故名何山。苏轼还经常充分利用病闲读书，其《李氏山房藏书记》曰：“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 作者当时因衰病而得闲，阅读了大量平素未见之书。
就阅读空间而言，苏轼更喜欢美读，即在幽静、诗化的环境里阅读。“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这其实也是他对阅读空间的审美追求。他曾作《梦南轩》一文，记其梦中述南轩环境曰：“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 此“南轩”为苏轼兄弟早年在家读书处，苏洵名之曰“来风轩”，足见是个窗明几净、清风徐来的上好读书地。他的《答任师中家汉公》诗曾描写当年来风轩及周边风景曰：“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高树红消梨，小池白芙蕖。”丛竹、黄卷、果树与池荷交融，组成一副甚为优美的画卷。这是苏轼人生的第一个阅读空间，正是在这里，其母亲授以书，教作者阅读《范滂传》，以励当世之志。
苏轼于元丰七年、绍圣元年曾来庐山，既赏峰岭瀑泉，访高僧名道，又在庐山读书写诗。其《登庐山》诗曰：“读书庐山中，作郡庐山下。平湖浸山脚，云峰对虚榭。红蕖纷欲落，白鸟时来下。犹思隐居胜，乱石惊湍泻。” 作者以平湖、云峰、红蕖、白鸟与乱石等场景表现自己暂居庐山读书的环境之幽、景致之佳。李常少时曾在庐山白石庵读书多年，中进士后将其藏书九千余卷留于僧舍，供人阅览。故苏轼《约公择饮是日大风》诗曰：“先生生长匡庐山，山中读书三十年。” 作为绝佳的读书作文之处，李常能够生长于斯并长期读书于斯，作者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苏辙《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云：“幽幽南山麓，下有溪水流。溪上亦有堂，其水可濯漱。终日不见人，惟有山鹿呦。是时夏之初，溪冷如孟秋。山椹黄笠展，林笋紫角抽。朝取笋为羹，莫以椹为羞。溪鱼鲤与鲂，山鸟鸴与鸠。” 诗中用大段笔墨描写终南山风景，以再现苏轼读书环境之优美。苏轼的组诗《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中，第四首亦咏及苏辙的读书环境：“南斋读书处，乱翠晓如泼。” 结合苏辙自己的《南斋独坐》《南斋竹三绝》来看，此“乱翠”当指南斋所栽之翠竹。凡此，作者无不以幽静、优美为标准选择上好读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