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位朋友要离开深圳了，我该不该劝？

四少告诉我，他准备辞职离开深圳，回湖北老家发展。巧合的是，这几天网络某大号又发起了“第二轮逃离北上广”的活动。我问他是不是一时冲动，他说已经想很久了。

在我眼里，四少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普通人家出身，专科院校毕业，凭着自己的一股勤奋劲，自学了程序开发并来到深圳当起了一位程序员。他无疑是幸运的，正好赶上了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动车，程序员们的工资远远抛弃了其他职业，成为大家眼中的高富帅。譬如，人均年薪52万华为男。

但他同时也是不幸的，由于消费观念等种种原因，他错过了房地产这支火箭。近几年暴涨的房价将他的三观冲击得支离破碎。深圳3万/平的房子，一年之间变成了6万，甚至更高。当初他嘲笑朋友借钱买房，如今成了火辣辣的打脸。

他慌了。从来只打算全款买房、不让银行赚到一分钱的四少，开始计算着月供1-2万对他生活的冲击。从来只借钱给别人的他，现在可以耐心的接听贷款公司的营销电话，也会详细咨询那些上门办理信用卡的业务员关于提升额度的问题。

买房不足，生活有余。如果不考虑在深圳买房，四少与女朋友超3万的月收入，足以在深圳过起小资的生活，每年还能安排几次像样的出国游。但今年春节回家，未来丈母娘明确提出要有一套婚房，他们才正式把买房提上日程，结果发现武汉7、8千的房价，也在去年涨到了将近2万。

为了不增加生活压力，他计划在老家小县城全款买套两房，一套每年都住不到10天，用来养蚊子的房子。后来在我们苦口婆心下，他终于愿意在深圳买套老破小的房子用来过渡，但最后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深圳住房限购，非深户需连续缴纳5年社保。

看上去，他又一次失去了留在深圳的机会。

四少不是第一个想逃离深圳的人，之前的付英成功逃离了，但是他现在最想的是，重新回来。

上个月一个工作日的晚上，我见到了3年未见的付英，穿着一身不大合身的正装，在我眼中好像胖了一点，在早春夜晚的深圳，我们热烈的拥抱，只是那一瞬间我觉得他变了一点，那个当年在深圳拿着啤酒瓶大摇大摆在某一线互联网门户嬉笑怒骂的付英，再也不会回来了。

少年不轻狂，那是因为付英做了老爸，一岁半的女娃此刻就是老爸心尖上的棉花糖，付英说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瞬间就明白了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在他内心，深圳始终是某种真实又热切的需要。

2006年，我第一次见到付英，那时他是某一线互联网门户的华南区首席记者，出身在重庆喝两江水长大的他，骨子里始终有打抱不平的情结，尤其是在下沙村大排档两杯啤酒落杜之后。

2010年他成家了，老婆是重庆老乡，不久后他们就在下沙购入了一套40多平米的小房，当时均价的也就2万多。即使这样，他想离开深圳的情绪却越来越浓，最大的理由是回重庆住的房子要大得多。他在下沙的家正对一个快捷酒店的霓虹灯，这也是他父母每次来深圳的落脚点，家里太小只能住酒店。在当时来看，回重庆发展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直辖市的潜力、更好的生活品质以及孩子出生后更有力的家庭援助。

2013年初，付英日思夜想的回家计划终于付诸实施，他当时所在的地产公司刚好要去重庆开拓业务，于是他自告奋勇的回家了，他一个月时间挂卖了房子，我们还是在熟悉的大排档宵夜告别，没有喝醉，那天的晚风温暖得让人迷离。

付英回家的憧憬很快就一点一点的被打碎，在深圳他是一个重庆娃，但是回到老家，他说他就是一个说着重庆话的深圳人，除了重庆同岗位的薪酬滞后于深圳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深圳不仅积攒了他的阅历、人脉和资源，也改变了他的理念、行为方式和价值观，“格格不入”是他回家后和我通电话最常说的一个词，而孩子的出生则加剧了他逃回深圳的想法，他说还是希望孩子可以在深圳成长，虽然他的压力会大一些，但是只有在大城市，孩子才有可能得到更好的生活和教育资源。

回深圳的第二天，付英在他当年下沙的家门口合了个影，他说如果现在卖，可以多赚200万。他故作轻松的笑了笑，还有两家企业的面试在等着他。

今天2000万人生活在这座城市，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没有一种梦想是必须“留在深圳才能实现”，也没有一种成功叫做“离开深圳就能成功”。但是大城市留给我们的，除了房价暴涨、食无定时、加班无限、孤独加倍……之外，他总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能和未知，那些都无时无刻的不在撩拨着我们的心弦，我们总想着年少轻狂在深圳撒一把野就走，但是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当年我们在大城市拼搏与探索的，改变的不仅仅是时间和青春，也把我们塑造成今天的样子。

前几天看了一部微电影《以“深”爱之名》，讲的是三个关于深圳人的故事。城中村房东的涨租电话，一起并肩作战的好友离开深圳，省吃俭用的情侣，“现在过得苦点， 将来过得好点”，他们的故事，也可能就是你的故事。关于你与这座城市的未来，是走、是留，看过以后再决定。

最后，在圳长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四少微信告诉我，决定办个深圳户口，因为昨晚的电话里，她妈妈问起如果回老家县城发展的话，打字员的工作是不是适合他的专业，因为刚好有个亲戚的小公司在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