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探讨吕太后的权力基础、统洽方式和吕太后时期的权力分配，以及吕氏一族、功臣、刘氏诸侯王围绕“诸吕之乱”的动向，试图阐明吕太后时期朝廷的权力结构。在这一过程中，揭示与以往传统说法不同的诸种史实，尤其是与吕氏一族有关的史实。吕太后及其家族从西汉建立前一直到“诸吕之乱”,几乎始终处于权力中枢，以各种形式与当时的重要人物、事件相勾连。因此，通过探明这一时期的诸种史实，能够深入了解西汉初期的诸多事件。
吕太后的权力基础与统治方式
一般认为，吕太后能够活跃于西汉早期的政洽舞台之上，是凭借其皇后或皇太后的身份。不过，从本书第一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吕太后在刘邦举兵到西汉建立这段时间内几乎没有功绩。并且，由于不受刘邦宠爱，她能被立为皇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长兄周吕侯吕泽的军事实力。而皇后的地位使得吕太后有资格展开随后的政洽活动。西汉建立以后，刘邦经常离开长安，一走便是很长时间，吕太后便以皇后的身份直接参与国政。在这一过程中，她的能力得到了大臣的认可，双方建立起了牢固的信任关系。身为皇后或皇太后的身份自不必说，吕太后自己出色的决断力与行动力、以两位兄长为首的亲族的影响力，以及与大臣的信赖关系，成为她的权力基础。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权力基础，吕太后不仅可以保全其子刘盈的太子地位，更可以在刘邦去世后的15年间继续掌权。
在15年动荡的政治形势下，吕太后的权力基础逐渐衰弱，她则每每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强自己的权力基础。最重要的是，吕太后始终通过以任命上(大)将军等方式致力于掌握军权。西汉的上(大)将军不是常设职位，主要出现在皇帝去世后或新皇帝刚刚即位的混乱时期，由皇帝的亲信担任，掌控包括都城长安南北军在内的所有军事力量。因此，上(大)将军一职对当时的政权状态有重要影响。
吕太后时期的统治如何展开，是既往研究没能阐明的问题。一般认为，吕太后有着强烈的权力欲，行使了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巨大权力。作为其结果，吕太后居住的长乐宫向来被认为是政洽中心。
但从本书第二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时最重要的军队是北军，而北军是负责守卫少帝居住的未央宫的军队。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中心不是吕太后居住的长乐宫，而是少帝居住的未央宫。因此，吕太后时期的统洽是以皇帝为中心，以大将军为支柱展开的。
西汉初期官僚任用原则与权力分配
为了运营国家，必须要任命数量众多的官员，而官员的人选则极受政权运作方式与权力分配的影响。既往研究认为，西汉初期的官僚任命严格以功劳为原则论功行赏，确定位次与职务。本书第三章的分析则表明，在刘邦时期并不存在基于军功的官僚任用原则。刘邦与伙伴们同为布衣出身，一起战斗，但这种关系在西汉建立后一朝改变，成为天子和臣下的主从关系。于刘邦而言，要统治国家，这种转变不可或缺，但武将们却并不一定能坦然接受这种转变，这种状况对刘邦来说无疑是一种威胁。因此，刘邦采取了压制元勋宿将、重用文臣的策略。西汉初期的三公九卿中，军功高的列侯少，反之，秦吏出身者众多，可见当时的三公九卿任用是基于与职位相称的专业知识与能力。此种能力本位的官僚任用政策，是该时期统洽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
刘邦采取如此策略是基于他知人善任的一贯姿态。战争时期，他任用了很多善于战斗的武将与参谋，但到了和平时期，他必须任用熟悉统洽国家所需的法律与制度的人才。这正体现了刘邦应对时代变化的灵活性——马上得之，却不能马上治之。
吕太后时期，基本延续了能力本位的官僚任用政策与抑制武将的政策。这一点从第四章关于三公九卿的分析中可以基本确认。不过，吕太后时期与刘邦时期相比，也有不同情况，存在这一时期特有的官僚任用方法。这是因为刘邦去世后，17岁的惠帝即位，政洽形势发生了变化。朝廷上，君弱臣强；地方上，以刘邦去世为契机，作为先皇支持势力的刘氏诸侯王变成了现任皇帝的潜在竞争对手。因此，该时期政洽运作的困难程度是刘邦时期所不能及的。更不幸的是，尤其对吕太后而言更不幸的是，作为其强大后盾的仲兄建成侯吕释之与任大将军的妹夫樊哙相继去世。惠帝七年(前188年),作为吕太后权力基础依托的惠帝也在23岁的年纪去世。随着权力基础被削弱，吕太后时期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很大变化。
具体而言，作为继承刘邦时期抑制武将政策的一环，吕太后最初将公认战功第一的功臣曹参任命为相国，表现出与武将妥协的姿态。然而，随着吕太后的权力基础衰弱，她便废除相国，分割相权，以“怏怏”派王陵为右丞相，同时任命她信任的陈平为左丞相。又为了保持与武将之间的平衡，以周勃为太尉。但是，惠帝驾崩，吕太后的权力基础进一步被削弱，所以她从王陵手中收回相权，改用其心腹审食其，并起用了她信赖的任敖为御史大夫。最后，吕太后在临终前，为了保护孙子少帝与吕氏一族，将军队与行政的最高权力全部给了自己的侄子吕禄与吕产，在政治上做了最后一搏。大权集中于吕氏一族，不仅引发了武将的反抗，也引发了文臣的强烈反抗，结果爆发了“诸吕之乱”。就此意义而言，“诸吕之乱”可以说是大臣们在刘邦时期至吕太后时期的20多年间，所积累的对皇帝、对吕氏一族的不满情绪的瞬间爆发。
“诸吕之乱”的真相
既往关于“诸吕之乱”的研究，除个别例外，多数学者基本接受了史书中的看法。即吕氏一族在吕太后死后，为了夺刘氏的天下而作“乱”,但大臣与刘氏诸侯王提前察觉此事，诛杀吕氏一族，保全了刘氏天下。然而，从本书第五章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诸吕之乱”完全是虚构的。“诸吕之乱”的真相，是齐王刘襄与朝廷大臣各自为了获得帝位与政治权力而发动的政变。一方面，从事件发生前吕氏一族的动向来看，他们既没有理由作“乱”,也没有具体的准备与计划。事件发生当天，吕氏一族也完全没有作乱的迹象。不仅如此，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吕氏一族对大臣们心存畏惧。另一方面，齐王及其兄弟将吕太后之死视为一次机会，主动举兵，想要称帝，公然要求铲除吕氏一族。对此，身在朝堂的大臣以吕氏令灌婴镇压齐王为契机，获得军权，开始了清除吕氏一族的行动。但是，随着加入大臣政变的齐王之弟刘章擅自杀死吕氏族人，事件不断升级。结果，不仅吕氏一族全部被杀，惠帝的儿子少帝及其兄弟也全部被杀。这一事件终结了惠帝一系的统洽，之后的皇帝都是文帝的子孙，可以说是西汉内部的“王朝”交替。
通过阐明“诸吕之乱”的真相，能够明确以下三点。第一，吕氏一族不想作“乱”,也不想夺取刘氏天下。第二，吕氏一族因该事件被清除，但事件的主谋却未必达到了目的。齐王未能称帝，周勃等大臣也没有长期掌权，两方都被文帝严加防范，未得善终。第三，“诸吕之乱”发生至今2000多年来，“乱”的真相一直被掩盖，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冤案之一。通过查明“诸吕之乱”的真相，可以揭示西汉初期的历史原貌。
吕太后时期的权力结构
从“诸吕之乱”的经过与结局可以看出，吕太后时期，国家权力的中心是皇帝和吕太后，其周围有功臣集团、刘氏集团与吕氏集团三个权力集团。
功臣集团是西汉建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集团，他们在西汉的建立过程中留下了卓越功绩，拥有优秀的军事、行政能力，且人数庞大，是力量非常强大的势力。这个集团与皇帝的关系既有合作也有对抗。一方面，西汉建立后，功臣获得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是保卫汉帝国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基于功臣集团内部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分配方法，他们可能存在着反对皇帝的一面。特别是随着西汉的建立，与刘邦的对等关系转变为君臣关系，功臣集团对此无法坦然接受。此外，功臣集团与刘邦一起夺取了天下，却没能充分获得管理天下的政洽权力，功臣集团尤其是武将们对此很不满。功臣集团的这种两面性在刘邦时期就已显现，到了吕太后时期，这种两面性显著地向后者倾斜。功臣集团凭借功绩，甚至在皇帝刘邦面前也毫不收敛。因此，刘邦采取抑制功臣的策略，而这当然招致了功臣的不满。这种抑制措施在吕太后时期得到延续，故不言而喻，功臣的不满情绪进一步高涨。面对这样的功臣集团，吕太后不得不一边强化自己日渐衰弱的权力基础，一边设法对抗。
刘氏集团是以刘氏诸侯王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虽然人数不多，但作为诸侯王，占据着西汉一半左右的国土面积。刘氏集团与现任皇帝的关系也具有两面性。刘邦在世时，刘氏诸侯王都是刘邦的子孙与亲戚，所以他们是皇帝强有力的支持势力。对朝廷的功臣集团与皇帝周围的吕氏集团等异姓势力而言，刘氏诸侯王能发挥很大的牵制力。至惠帝时期，诸侯王的立场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惠帝与刘氏诸侯王在守护刘氏天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只要天下不易主，地方的刘氏诸侯王就成了惠帝潜在的帝位竞争者。在这一点上，诸侯王与皇帝之间的对立非常明显。这种对立从惠帝即位时就已产生，至少帝时期愈发明显。因此对吕太后而言，压制可能挑战自己子孙惠帝系帝位的强大诸侯王就显得很有必要。
吕氏集团是指吕太后以外的吕氏一族。作为外戚，其唯一的权力基础是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只要皇帝在位，吕氏集团就可以确保自己的地位与权力，所以保护现任皇帝的地位是他们的最高目标。自己称帝显然不是他们的目的，也几乎没有实际的可能性。因此对吕太后与惠帝、少帝而言，吕氏集团是牵制朝廷上的功臣集团与地方上的刘氏集团最可靠的权力集团。但是，这个集团在人数与能力上都不敌功臣集团。并且，越是重用这个集团，就越有可能招致功臣集团与刘氏集团的反抗。
吕太后时期的这种权力结构，随着其自身权力基础的逐渐衰弱而变化。尤其是朝堂中原本被文臣掌握的国家权力被渐渐转移到吕太后亲信的手中。不久后，在西汉建立过程中几乎没有功绩的吕氏集团受到重用。吕太后临死前，更是将中央的行政权与军权全部移交给吕氏集团，后者遍布宫廷内外，并手握全国最高的行政权与军权。至此，吕氏集团不仅要面对本已不满的武将的强烈反对，还要面对文臣的强烈反对。此外，吕太后死后，吕氏集团的力量进一步减弱，不再是支撑少帝刘弘的强大后盾。故而皇权受到了地方诸侯王中势力最大的齐王的挑战。所谓“诸吕之乱”,正是发生于吕太后时期权力结构剧烈崩溃的过程中。
吕太后与刘氏一族的关系
如前所述，在既往的西汉史研究中，吕太后时期并没有受到太多重视。此外，在以该时期为对象的研究中，受《史记》《汉书》的影响，基本上都是在吕太后对抗刘氏(刘邦与刘氏诸侯王)、吕太后对抗功臣的对立框架中加以讨论。但从本书的研究可以看出，这只是吕太后与刘氏集团和功臣集团关系的一个侧面，并非全部。事实上，吕太后很得刘邦信任，从刘邦时期开始就参与国政，为确立刘氏天下做出了巨大贡献。换言之，吕太后绝非刘邦的敌人，反而是刘邦最值得信赖的合作者。特别是在守护惠帝一系的刘氏天下这点上，吕太后与刘邦是毫无分歧的。
吕太后与刘邦的确在儿子刘盈的皇太子地位一事上产生了激烈的对立，但刘盈皇太子的地位确立以后，双方的根本性对立就不复存在了。换言之，守护刘邦的天下就与守护将来刘盈的天下联系到了一起。此外，刘邦去世后，帝位由惠帝、少帝继承，因此守护帝位也就是守护吕太后与吕氏一族的利益，故而吕太后不可能有以吕氏代刘氏天下的想法。因为，吕氏天下意味着吕太后的侄子们掌握天下，牺牲具有正统性的子嗣地位，冒着巨大的政洽风险为侄子们追求利益，这不符合常识。
在与刘氏诸侯王的关系上，吕太后软硬兼施。一方面，对威胁惠帝与吕氏一族地位，或有可能威胁吕太后地位的诸侯王除之而后快。例如，被吕太后杀死的赵隐王如意就威胁到了刘盈的皇太子地位。赵幽王刘友因说“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而被吕太后杀死。此外，少帝刘恭也对吕太后说：“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因此被杀。还有，吕太后认为齐悼惠王刘肥是一个威胁时，也想杀了他，但刘肥态度顺从，逃过一劫。至于其他六位刘氏诸侯王(刘邦之子燕王刘建、赵恭王刘恢、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之弟楚王刘交，侄子吴王刘溴),吕太后没有加害他们。
另一方面，吕太后对不会威胁惠帝及少帝地位的刘氏诸侯王采取了怀柔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做法是将吕氏一族的女儿嫁给刘氏诸王及其兄弟。例如吕太后时期成为大将军的刘泽、前文提及的刘章，以及先后两位赵王刘友和刘恢的王后都是吕氏一族的女儿。由此可见，吕太后并非想取代刘氏，而是通过与刘氏联姻，谋求吕氏一族地位的永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