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文之前，还请大家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第一代进入欧洲、更虔诚的穆斯林文盲移民，能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在工地车间工作，第二代、三代受过更好教育的穆斯林移民却厌恶这些不体面的劳动，而且还选择拥抱宗教极端主义？为什么第一代香港文盲市民能够辛辛苦苦地呆在恶劣的窝棚中赚钱买楼，而第二代、第三代受过教育的香港年轻人拒绝向资本家们低三下四，选择了轰轰烈烈港独运动？
事实上，这些看似矛盾的事实，其实反应的是同样的道理。现代群众政治的逻辑是相当残酷而且有趣的，很可惜，从未有任何课堂能够真正教授这些道理，并告诉人民甚至政治家们关于现代政治的微妙内涵，恰如伟大的黎塞留所言“在道义上正确的事情，在政治上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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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满清大员张之洞办西式教育最为热心，他所督办过的省份，后来都成为革命的中心。孙中山将他称作毁灭满清的“革命家”，实际上是对这位革命死敌一生功业最刻薄的嘲讽和最公正的评价
1965年巴列维国王倡导的“波斯人民识字军团”，引导伊朗穆斯林选择现代文化教育而非宗教学校，十四年后，这些学校诞生了大批的宗教狂信徒和激进民族主义者，扫荡了巴列维的统治——而宗教革命领袖霍梅尼，也将伊朗的学校戏称为培养“真主战士”的兵营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中最激进的革命事件：现代化教育成长起来的伊朗大学生，举着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头像，高呼“真主至大”进攻美国大使馆——请牢记这一刻，因为它实际上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第一次出现在现代政治的视野之中。历史尚未理解这一刻的政治寓意，即一个伊斯兰激进意识形态孕育的沃土，恰恰源于那些接受过现代化教育、在现代化生活中极度迷茫无助、却拥有极强自我意识的穆斯林学生——就像历史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所验证的那样，美国和苏联在伊拉克、阿富汗（苏联）修建了无数的现代化学校，仅仅为极端宗教力量培养了更多的接班人。
中国在南疆治理的最大利益是什么？是稳定。
没有南疆的稳定，就没有北疆的安全，更不会有西北的巩固和中国的长治久安，从某种程度上看，南疆的稳定实际上是中国能否崛起的关键，所以南疆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
南疆的目标是稳定，北疆和内地的目标则是发展，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两种不同的优先目标。不认识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应该在南疆采取什么措施。
事实上，将南疆的稳定确立为施政的目标非常容易，因为只要稍有思考者，就必定能够意识到南海、半岛、港台不过是中国的癣疥之疾，而新疆问题则是关乎文明生死的心腹大患。但是，在实现南疆稳定的过程中，制定正确的措施却显得极其困难。因为，太多的意识形态和缺乏理性的思潮，使得这一问题往往成为道德表演家高潮的舞台，而非政治家冷静决策的高地。
何为乱法？何为治政？怎样的措施才能够让南疆稳定？什么样的措施会种下动荡的种子？这些，对于那些多年来接受僵化学院教育的政策研究者，恐怕才是真正需要应对的挑战。
作为一位阅览过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中外每一场大动荡的细枝末节的群众政治研究者，作为一名经历过多次群体事件、直接与民众接触、曾经的基层干部，作为一名曾经漂泊多年的底层愤怒失落者，我深信我对现代政治中的治乱之理，能够具有相当的发言权。
在我看来，在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包装下的民族分裂运动而所采取的措施中，存在着有一个致命的幻觉——那就是认为现代化的建设能够消弭民族分裂。在这种幻想中，最危险的错觉莫过于，将现代化的教育视为能够扫荡宗教极端主义的利器。
全面的教育将会在南疆地区产生什么效果？对于一个理解现代群众政治的人来说，有三种政治上的不幸是可以轻易预见的。
她将会把自我麻痹的宗教化信徒，变成桀骜不驯的现代公民。
众所周知，在很多自视甚高的汉人眼里，南疆的很多宗教信徒不思进取，他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只知道卧经磕头，对美好的生活缺乏兴趣，对自己的未来没有规划或者野心，他们任凭生活被神意摆布，并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宗教。毫无疑问，这种习性，引发了汉人观察家的轻蔑，他们往往将这种生活状态归结于宗教带来的愚民化，并处心积虑地试图打破这一点。
然而，这些自视甚高的世俗人士，显然忽略了这种生活习性至关重要的政治好处。事实上，受自然条件所限，南疆的生存环境极端恶劣，民众生活水平极低，南北贫富差距极大，如果没有宗教带来的那些虚无缥缈希望来维持民众内心的基本平衡，那么，政治的稳定就不可能维持。
历史上，西藏的达赖之所以能够在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和残酷的压榨下，让藏民们安分守己，靠的就是藏传佛教的麻痹；清朝的伯克们能够肆意剥削缠回，却很少遭到大规模反抗，靠的也是伊斯兰教对自我意识的麻痹作用；今天，伊斯兰教同样在南疆极度恶劣的地区，实际上依然发挥着政治上的麻痹作用——使得信徒们在本族之内极为恭顺。
伟大的英国征服者克莱武男爵就曾深深赞美印度人对宗教的极度虔诚，他不断告诫他的后继者切勿推动现代化教育破坏印度人对宗教和神权的崇拜，否则英国的统治将无法延续，残酷的历史最终验证了他的先见之明
“（精明的统治者）应有它的政治麻醉剂，用以缓和群众的急躁，使他们各安天命”——阿道夫希特勒《第二本书》
而现代化的教育，将会破坏宗教对贫穷民众的个体意识麻痹作用，使得南疆信教人民虚弱的自我意识丧失了虚幻宗教的保护，不得不面对痛苦的现实。在当前南疆阶层、南北贫富差距极大的情况下，这将带来无可遏制的政治隐患——那些过去蒙昧社会习以为常的不适，对于五感清醒的现代公民来说，将是难以忍受的痛苦（无论你的理念让你喜欢与否，这只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政治现实。）
在这里，需要现代政治家进行反思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
为什么第一代欧洲更虔诚的穆斯林文盲移民，能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在工地车间工作，第二代、三代受过更好现代化教育的穆斯林移民却厌恶这些不体面的劳动，去选择拥抱极端主义？为什么第一代香港文盲市民能够辛辛苦苦地呆在恶劣的窝棚中赚钱买楼，而第二代、第三代受过教育的香港年轻人拒绝低三下四，选择了轰轰烈烈港独运动？
他们遵循的逻辑是一致的，即现代化教育唤醒了民众的自我意识，使他们对现实痛苦的承受能力急剧降低，对自我尊严的追求迅速提升（他需要一个伟大的事业满足自己自我尊严的需要），由此催生了自我认同导致的激进宗教主义和本土主义。这些道理，在《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一书中，都是最普通的政治常识
普通的印度教教徒深信伟大的神灵无处不在，图为一位21岁、因先天发育不良而极其矮小的奇特印度男人，被周边村落的印度民众视为神灵下凡而备受尊崇。这种极端的宗教崇拜，让印度穷人对现实痛苦极端麻痹、随遇而安，且易受统治者肆意支配。
“如果印度人有一天丧失了对宗教的虔诚，那么普通印度人就难以再随遇而安，从他们所承受的贫穷和痛苦来看，印度将很快土崩瓦解”——王陶陶《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统治的技巧》
“古往今来，那些大政治家之所以喜欢玩弄宗教，不是因为他们虔诚，而是因为他们精明。”——王陶陶《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统治的技巧》
现代化教育将会点燃受教育者内心的自我认同意识，加剧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等政治意识的构建。
一个接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人，将拥有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思考的能力，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政治上的自我认同和平等意识。
一方面，这将极大地提升他的自我身份重要性，而“我是谁？”将会成为他身份归属和政治逻辑的基础：无论是自由主义，亦或是民族主义，还是宗教意识，都是源于自我认同的需要——几乎每一个民族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出现之初，都会尝试构建属于本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文化归属；
大学者章太炎在日期间，在现代化教育的汉族留学生拥护下，作“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率先以黄帝年号纪年，以“唯我黄帝子孙”、“世界第一等炎黄贵胄之民族”之汉民族主义动员民众，由此掀开了满清帝国崩溃的进程。事实上，在反清运动中，汉族革命党的手段颇类似于今天的恐怖主义，多以暗杀、暴动、袭击为主，屡仆屡起，使得满洲官员人人恐惧，一经突破，则全盘瓦解——无独有偶，今天边疆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构建和传播，同样得益于现代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在没有足够政治说服力的情况下，一个现代受教育者将不可能容忍自己平白无故地接受另一个人的政治支配，除非那个人是在自身所属的民族或宗教范畴下，是一个功业或者道德牢不可攀的伟人，或者被大众推举上台：事实上，这就是激进民族主义（拿破仑、希特勒）、极端伊斯兰主义（本拉登、巴格拉迪）和选举制度诞生的根源——他们实际上都是现代政治中自我意识在不同世界的不同投影（现代化教育极大地提升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性）。
“法国的统治者应该是德行和知识足以服众的人。因为，没有谁天生有资格统治别人，更没有谁天生就要承受别人的统治。”——伏尔泰（Voltaire）
“（留学生）所译着之文字，皆以民族、民权为依归。革命思潮，皆源于此”——丛刊《辛亥革命》
因此，伴随着现代化教育的推广，一个民族或者文化群体必然会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现代群众政治规律，就像水往低处流一般顺畅自然：
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甘地，因无法容忍三等车厢的羞辱而决心反抗大英帝国；文学学士曼德拉和一群黑人知识分子创建了反抗布尔人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现代黑人民权运动之母Rosa Louise，作为上世纪50年代成年黑人中仅有的7%较高教育接受者，知识分子的自尊让她拒绝对白人让座并成为现代黑人民权运动之母；在台湾和香港的独立运动中，最狂热的激进分子，恰恰源于自我意识最强的学生。这些民族主义者的经历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从来没有让我感到意外。
同样，作为现代群众政治革命，伊斯兰激进运动同样也只会在接受过现代化教育的穆斯林学生中真正开花结果。穆斯林兄弟的建立者哈桑班纳是一名教师和几名受过良好现代化教育的英军埃及职员；孟加拉伊斯兰激进政党的建立者就是一群英国人培养出来的现代穆斯林知识分子；基地组织的创建者本拉登接受过最好的西式教育，扎瓦希里出身于药学教授世家——实际上，没有纳赛尔开启的阿拉伯世界现代化教育，就不会有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涌现；塔利班和ISIS的组织者也是现代化架构下伊斯兰教经学院的学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霍梅尼最坚定的支持者又何尝不是巴列维现代化教育成长起来的大学生。
伊斯兰激进主义，本质上是那些自我意识极强的穆斯林，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自我认同的需要。她从来都不是古老的政治事物，她是伊斯兰世界的现代群众运动，与所有的革命运动一样，她由那些自我认同意识极强的知识分子们构建出宏伟的革命图景，并以此动员大众煽动暴乱。而伊斯兰激进分子对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不切实际的美化，与辛亥民族革命者对黄帝的崇拜、泛斯拉夫运动对涅夫斯基的推崇、布尔什维克对《资本论》的神话，也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因此，顽固的阿訇未必是秩序的朋友，但自尊心极高的学生则很可能是稳定的敌人。毕竟，历史从来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巧合。
现代化的教育将摧毁脆弱意识形态赖以维系的根基，终将引发古老政治遗产的动荡和毁灭。
在现代化教育中喷涌而出的大众自我认同和平等意识，将会极大提升民众对政治合法性的要求，其所催生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宗教极端意识形态，对于那些古老的法统来说，意味着致命的挑战。
历史上，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古老法统，随着境内现代化教育的逐渐推广，最终在少数民族地区变成难以自洽的悖论，由此引发了国家的瓦解；清末新政中的现代化教育最终成为革命的导火索，同样不是偶然；巴列维和查希尔竭尽全力推动的现代化教育，最终却毁灭了古老王权的合理性。因此，对于一个缺陷重重的统治法统来说，他赖以维系的关键恰恰在于民众的麻木，他最大的忌讳就在于培养自我意识的现代化教育——因此，沙特王室、朝鲜金氏家族权威的生存基础，得益于该国极低的受教育程度或者宗教化的教育（朝鲜的封闭环境）。
对于中国来说，她在南疆的统治源于古老帝国的古老遗产和古老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合法性，将难以承受现代化教育中自我意识带来的挑战（参考链接：《中国新困境：理想国的破灭和民族国家的重构》）。
“经心、两湖书院等学生，同情革命者，先后留学东西各国，提倡宣导，日起有功，后多为同盟会会员。”——胡祖舜
“育才（现代化教育）之举，终为（清朝）酿乱之阶。”——《光绪朝东华录》
在此，我深深的理解那些在南疆地区推动现代化教育人士的美好初衷，并钦佩他们的奉献精神。但是，与任何事情一样，如果对现实问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知，那么良好的初衷很可能只会收获灾难的恶果。
1900年，清庭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现代化教育，11年后，现代化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埋葬了满清；1963年，查希尔国王在阿富汗推动教育现代化，10年之后，他的统治被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所毁灭；1965年，巴列维国王在伊朗推动全民现代化教育，14年后，这些伊朗学生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激进宗教主义的推动下，摧毁了巴列维王朝；1978年，大陆开始恢复高考，1989年########；1994年，台湾实行大学急剧扩大化的教育改革，20年后，台湾成为学生政治运动的沃土。
令人颇感讽刺的是，百年来新疆最稳定的时期，恰恰是禁止教育，在南疆施行愚民统治的杨增新（杨无须精兵，不费福利，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下，稳定新疆十六年）。
“共和实草昧初开。。。。。。边庭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準，浑噩长为太古民。”——杨增新对南疆的治理心得无他，就像他在公署大堂对联上写的那样，拒绝现代化，特别是现代化教育即可
一遍又一遍的历史教训，却从未真正刺痛近乎偏执的后来者。事实上，现代化教育不但是发展的利器，同样也是政治稳定的隐患，对于意识形态存在缺陷的南疆治理来说，后面这一点将尤为致命。
犹然记得满清灭亡后，那些亲历者的悔恨和得意：清代史官恽毓鼎充满愤恨地谈论清末的现代化教育：“亡国三妖……留学生实为诸魔之母"；孙中山则不无讽刺的评价操办现代化教育最甚的清朝大员张之洞，“以南皮（推动现代化教育）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而大历史学家、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更一针见血的指出：“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张之洞号香涛，鼓励现代化教育）的合作。”
“张之洞把办学堂、派留学生视为自己的得意之作，他办的湖北教育也确实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教育的领先导致了革命的领先，这不以张之洞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他死后仅二年，辛亥革命便在他苦心经营的湖北爆发，而且辛亥武昌首义时的领导人，大多为张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张之洞遗事》
历史和事实足够残酷，更足够真实。她的无情与严厉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敬畏和足够的尊重。那些满怀浪漫理想，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空想家，在开足马力向着现代化幻觉冲锋的同时，终将会像张之洞和巴列维一样，留给后人无尽的痛苦和悔恨。
最后，奉两句大政治家的名言送于诸君：
"我对一切抽象的概念都不感兴趣，我只尊重接受既定的事务，并努力防止自己产生任何超出现实的幻觉。"——克莱门斯·梅特涅
“在道义上正确的事情，在政治上未必如此。”——黎塞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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