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高度评价了《粤海关志》：“是书援据广博，条理分明，洵有俾度支、外交工作。……于所志各类，繁简得当，洪纤靡遗，洵邦计可贵之编也。”此言不虚。《粤海关志》共三十卷，分为皇朝训典、前代事实、口岸、设官、奏课、税则、经费、禁令、兵卫、贡舶、行商、夷商、杂识等十四门，从政治、经济、军事诸层面对粤海关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
《皇朝训典》门载录自顺治元年（1644）至道光三年清王朝有关厘革明末苛税、禁势官、土豪、牙店擅科私税，整饬关务、减征关税及通商惠民等一系列上谕。梁廷枏指出：“皇上又谕以实力整顿包揽等弊，严行约束家人书吏。盖必清榷务之源，而后可以裕课，可以通商，可以便民、可以柔远，所谓一得而无不得者，道在此也。”从清代系列上谕可以看出，清代海关的主要问题是制度的日渐废弛和官吏的贪污腐败。梁廷枏详细罗列清政府对于海关榷政的处理办法，目的是“恭载圣训上谕之为便民除弊发者，尊为训典，贻范万世”。换言之，这一系列上谕不仅反映了清政府管理海关的指导思想，客观上也反映了清政府根本无法有效解决海关的腐败问题。
《前代事实》主要考察海关的历史渊源与制度沿革。该门引用正史志传、会要、实录、会典，及《文献通考》、《天下郡国利病书》、《香山县志》等有关史料，“谨叙两汉六朝通商之事，而唐宋以来市舶按时代编焉。”我国海关的正式设立，是从清康熙二十四年开始的，但中国古代自西汉与南越关市，经东汉、六朝，至唐置市舶使于广州，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可谓是源远流长，逐渐形成了中央直接管理或控制外贸管理的新体制。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通过市舶制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发展时期，市舶制度不仅得到了系统发展，而且日益完善，成为对外贸易制度典范化、条理化的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元、明两代的市舶虽然还曾回光返照，但清初的海禁和全面闭关，最终为长达千余年的我国市舶制度画上了句号。《前朝事实》门详述我国历代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情况，有利于人们认识清朝海关政策制度的历史渊源。《粤海关志》凡例指出：“盖阅世虽有古今，而取法不外因革，即如市舶之行，久载典籍，故谨辑前朝事实一门，以资考镜之益。”在《前朝事实》门按语中，梁廷枏又进一步指出：“我国家经费有常，不资商榷，不贪为宝，无取珍奇，惟推柔远之怀，为便民之举。衡之前代，原不可同年而语。顾不知前代之所以失，无由知我朝之所以得法，积久而大备，则前事之师，固鉴古者所不废也。”显然，《前朝事实》门的设立，目的在于考察历代海关政策的得失成败，以期总结出“得法”的海关管理制度，其鉴古以知今的意图十分明显，这也体现了梁廷枏经世致用的治史思想。
《口岸》记述粤海关所属各大小口岸的分布和方位。粤海关所辖海口尤多，介绍起来很不容易说清楚。为便于介绍，梁氏依据口岸的功能，将粤海关所设口岸分为三类：（一）正税之口，有三十一处；（二）稽查之口，有二十二处；（三）挂号之口，有二十二处。梁廷枏遵照《大清会典》所载粤海关口岸名目，按东、西、南三路罗列，并且就其地势为图，并在图后加按语说明。梁廷枏指出：“谨按粤东之海，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门户。自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斗，咸望虎门而来，是口岸以虎门威最重；而濠镜一澳，杂处诸番，百货流通，定则征税，故澳门次之；余如惠、潮、如肇、高、雷、廉、琼，各有港汉，亦各设口岸征榷。凡货之自外入、自内出者，得查验之。盖即古者诘奸御暴之意也。……是非有往来之利，无覆溺之虞，何以云集各口者，舟航络绎如此哉？第环大海港屿，纷岐去路，来源胥资稽查。故欲知控驭，非图不明。谨分每口为一图，而地之所隶，道之相距，具存其说于后。”这样的介绍，图文并茂，条分缕析，便于浏览。对于粤海关的管理者来说，只需按图索骥，就可以全面了解广东沿海关口的位置及功能。《口岸》门的设置，无疑为官员对海关的管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设官》简述自唐至明设官制度，而详述清代粤海关职官制度。粤海关最初设于康熙二十四年，书中详述监督职责、制度、属员设置、吏役配备。其后附职官表，载自康熙二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粤海关主要职官的姓名和在任年月。梁廷枏指出，唐宋至元明虽有市舶使的设置，但是时有时无，而且官员常常由宦官担任，而“我朝厘定关榷官制，有兼管、有简充。天下海关，在福建者辖以将军，在浙江、江苏者，辖以巡抚。惟广东粤海，专设监督，诚重其任也。”从官制的设置、官员的选拔，可见清政府对粤海关的重视。
《税则》的设立乃是对海关实施典范化、条理化管理，确保海关财政收入的关键。梁廷枏指出：“关务以税为重，故立《税则》以志抽收分数。溯自乾隆五十一年清理关务以后，迩年仍递有改易。今以现奉户部《则例》及《关册》所载著于篇。”梁廷枏以较大篇幅，详细介绍清代粤海关的税则及其变化。《税则》包括事例（制度规则的沿革、法令等）、正税、估值、各口税货、历年征数、耗折、征存拨解、归公例等项内容。其中所记各种货物的税率、历年征税数额都较详备，是研究清代对外贸易的宝贵资料。例如据《粤海关志》载，在鸦片战争前的一百年间，粤海关年度超额最多的一年为185万两白银。定额关税收入约在40万至185万两之间。从1800年起，关税定额渐高，因而超额有所减少。为使税制规范化，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制定关税税则《比例税册》。货分四大类：布匹织品、食物、器皿和杂货。进出口关税大体和前代类同，似属低税政策。总之，《税则》门大致勾划了关税税则的轮廓，也反映了清政府海外贸易情况的历史变化，故历来为治贸易史与税政史者所重视。
《奏课》记载粤海关内部管理制度，分考核和报解。其宗旨在于加强责任，通过严出纳、重考核、察盈余、催报解、稽迟缓，来提高海关的管理效率，尽可能堵塞腐败的漏洞，避免税银流失。梁廷枏指出：“谨按番舶下绽之税，始于有唐。……我朝富有寰海，法行宽大，德布怀柔，番舶之来，恒百余计，岁额乃至百万。于是设典守之官，严出纳之令，先之考核，察其盈余，终于报解，稽其延缓，然而心存羡溢，则启官吏之横征，意在尅期。又虑行商之赔垫，恭惟庙谟深远，训诰时申，德意旁流，推行尽利，此榷务所由完全无弊也，谨编《奏课》一门，而以考核报解为二子目焉。”这反映出清代海关经济管理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如果说《税则》与《课额》讨论的是海关的收入问题，那么《经费》门则讨论的是海关的支出问题。这一点，梁廷枏说得很明白：“理财之官，惟谨出入。税则、课额，皆所以经其入也。若夫廉俸工食、存留、支给之数，则以经其出也，故以经费继之。”《经费》门主要介绍粤海关的财政开支及数额。梁廷将粤海关的财政开支分为五类：（一）养廉；（二）火足；（三）工食；（四）杂支；（五）筹拔，附捐助考核。他指出：“臣谨按古者经国之道，财用供于有司，式法颁于太宰。式法定，则在上者无过取，在下者无妄供，所以国用裕而民力纾。我朝圣相承，恭行俭德，加以左藏充溢，无俟取资关税。……且沿海官吏即为商贩设也。现行则例，粤海关正税盈余，每年报解部饷外，官司之养廉取之，吏书之火足取之，胥役之工食取之。又以补兵饷、备缉捕、资修船，动支款项，罔不裕如。恭绎仁宗睿皇帝圣谕‘不必稍存惜费之见，致有窒碍废弛。’盖不吝于用，又不轻于用，所以能节其用也。谨辑《经费》一门而分类目曰养廉、曰火足、曰工食、曰杂支、曰筹拨，而以捐助、考核附焉。”梁廷枏之所以要对海关的财政开支做出详细规定，目的是为了避免海关管理人员的奢侈浪费和中饱私囊。
如果说《皇朝训典》门体现了清政度对于海关管理的指导思想，那么《禁令》门则记载了清王朝对海外贸易的各种规章制度。《禁令》门的设置，体现了清廷强化对海关贸易的掌控的意图。梁廷枏指出：“《会典》及部颁《则例》，各关皆有禁令，诚以利之所在，弊即生焉。今于禁令分官吏、商贩二目，其商贩中阑入阑出之物，各以类书。而鸦片查禁最严，故备载新订章程，以肃功令。”《禁令》门所录包括清初海禁令和以后的弛禁令，对官吏的禁令、对商贩的禁令等。梁廷枏指出：“详查各部《则例》所载禁令，大端不悦官吏商贩二者。官吏之禁令，或在于徇玩，或在于苛勒。商贩之禁令，或在于漏匿，或在于逗遛。而阑入阑出之物，稽核尤严。行之既久，奉法惟谨。近年以来，独以鸦片烟流毒中华。上厪圣虑，臣随同钦使督抚诸臣实力稽查，夷人震慑天威，呈缴烟土至二万余箱。现复严立规条，除恶务尽，此实海关要务。故此篇详载历次办理鸦片烟章程，俾万世有所遵循，庶仰副圣主培国本、厚民生之至意焉。”对官吏的禁令是要防止他们的玩忽职守和苛征勒索。商贩禁令的涉及面很广，不但适用于本国商人，也适用于蕃舶商，主要有漏匿之禁，逗留之禁，人口船料之禁（不准蕃船搭带内地人口及潜运造船材料），军器火药之禁，金银制钱之禁，铜铁白铅之禁（以上均不准出口），棉花之禁，书吏之禁（以上均不准进口）。米茶大黄之禁，丝巾绌段之禁（以上均限制出口）。此外，还有一项最大的禁令，即鸦片之禁。从嘉庆年间始，丙方列强输入中国的鸦片日渐增多，危害日渐加深，清政府多次发布禁止输入鸦片的禁令。到道光年间，鸦片不仅禁而不绝，而且越禁越多。卷十八的部分和卷十九的全部内容都记载了清政府的鸦片之禁，其中详载道光十八年黄爵滋要求严禁鸦片的奏摺和道光十九年林则徐禁烟奏摺，反映了作者坚决支持禁烟的立场。这一门所述的内容，对研究鸦片战争前中外贸易情况和鸦片战争的起因很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