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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北魏有一项奇葩制度——“子贵母死”，意思是北魏的皇子一旦被立为储君，他的生母必须被赐死，以防止外戚势力过大、干涉朝政。今天的主流学者多认为，该制度是道武帝拓跋珪（北魏开国皇帝）创立，其直接灵感则来自于汉武帝晚年赐死钩弋夫人后立刘弗陵的故事。从拓跋珪晚年创立到宣武帝元恪正式下令废止，北魏王朝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存在着“子贵母死”制度。而讽刺的是：从东汉末年到隋朝统一，400年的大乱世中，实行“子贵母死”制的北魏，竟是唯一出现过太后专权的政权，还不止出现了一次。比如最有名的冯太后、胡太后。
那么，差错到底出在哪里？当我们把视线拉回创立者道武帝拓跋珪身上会发现，这个记载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疑点。研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魏第三位皇帝，拓跋珪的孙子）之前的历史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太武帝末年，三朝重臣崔浩编纂北魏国史《国记》，如实记录北魏皇室早年的不堪之事，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文字狱，最终导致了“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除此之外，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则风评较差，甚至有人说其“秽史”（歪曲历史）。
所以，我们能读到的北魏历史，一方面有效信息极度缺乏，另一方面大都被精心筛选过。看《魏书》的原始记载，道武帝拓跋珪在赐死刘氏后，和后来成为明元帝的儿子拓跋嗣有过一番谈话。至于谈话的内容，按照北魏官方说法，是说拓跋珪打算让拓跋嗣继位，因此需要先仿照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后立其子刘弗陵的往事赐死其母刘氏。拓跋嗣无比悲伤，引起了拓跋珪的不满，于是拓跋嗣太子也不要当了，直接逃跑了。
在这些叙述中，除了道武帝赐死刘氏并且导致拓跋嗣逃亡是公认的客观事实外，剩下的话都是拓跋嗣自己单方面的讲述，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虽然我逃亡在外，但是我父亲生前想立我为太子，杀我母亲正是为此做准备。我是合法的继承人。”实际上，拓跋珪之后又想杀死拓跋绍的母亲贺氏。 拓跋嗣和拓跋绍遇到了同样的事情：拓跋珪杀了拓跋嗣之母刘氏，拓跋嗣选择逃亡。拓跋珪又准备杀拓跋绍之母贺氏，但贺氏成功联系上拓跋绍，反杀掉了拓跋珪。拓跋珪常年服用一种叫“寒食散”的毒品，晚年早已精神错乱。战功彪炳的弟弟拓跋遵仅仅因为酒后失礼就被赐死，身边的王公大臣因为衣服艳丽、言语怠慢或者其他奇怪的原因被拓跋珪处死的事情比比皆是。据说，拓跋珪晚年坐在车辇上时控制不住自己，会毫无征兆、毫无理由地发病刺杀给自己抬辇的人，最夸张的一次出行中甚至杀了几十个抬辇人。所以，拓跋嗣、拓跋绍两人的母亲被赐死、被囚禁，最早很可能只是拓跋珪的疯病发作罢了，和要立太子没什么关系。拓跋绍弑父之后虽然短暂控制了朝廷，但并没能登上皇位，因为他没能争取到大部分大臣的支持。如果说拓跋珪的残暴主要是因为长期服用“寒食散”后精神错乱，拓跋绍的本性真可谓穷凶极恶了——从拓跋嗣在母亲被杀时悲伤逃亡，而拓跋绍在母亲被杀前直接入宫弑杀君父，就可以看出两个人性格的巨大区别。受够了拓跋珪的大臣们可不希望来个更疯狂强横的皇帝，当拓跋嗣打着讨伐弑君凶手的旗号归来时，绝大部分大臣都拥护他。于是拓跋绍被杀，拓跋嗣成为新皇帝。按现在人的观点看，拓跋嗣在大臣支持下杀死弑杀君父的弟弟，继位合情合理。然而，他毕竟是以非正常方式继承的皇位，而且在继位前是流亡状态，为了强化继位的合法性，拓跋嗣援引汉武帝立刘弗陵旧例，宣称之前母亲被赐死、自己流亡的原因是父亲想立自己为太子，可以说非常高明。至于载入《魏书》的这段拓跋珪向拓跋嗣解释赐死他母亲原因的话，毫无疑问，来源于拓跋嗣自己的叙述，实际到底存在不存在，说的具体是什么，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拓跋嗣的太子大概是北魏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皇帝：太武帝拓跋焘，他的小名“佛狸”。就是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写下的“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南齐书·列传·卷五十七》的记载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信息：“初，佛狸母是汉人，为木末（拓跋嗣的字）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太后。自此以来，太子立，辄诛其母。”齐书的这段话作为“子贵母死”的另一个原始来源，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信息。这里明确记载了杜氏（拓跋焘之母）是被木末（拓跋嗣的字）所杀。并且“自此以来”说明当时南朝史官并不认同拓跋嗣之母被赐死是因为拓跋珪要立他为太子。在他们看来，太子生母在儿子成储君后被杀，恰恰是从拓跋嗣才开始的。根据历史记载，杜氏谥号为“密”，而“密”的含义为“追补前过”，由此来看，其实很难将杜氏的死亡与“子贵母死”扯上关系。因为如果拓跋嗣是按照所谓“子贵母死”制在立嗣前几年赐死了她，那就不会选择表示死者生前曾有大过错的“密”作为谥号。再考虑到同年死亡的还有被拓跋嗣追谥为“昭哀皇后”的后秦公主姚氏，“哀”这个谥号更耐人寻味。杜氏很有可能因为和姚氏的死亡有间接关联，得罪了拓跋嗣后自杀。但是，由于崔浩案对原始资料的破坏，我们无法作更多猜测。可以确定的史实是：姚氏和杜氏在同一年死亡，其中姚氏深受拓跋嗣宠爱并且死后被追封“昭哀皇后”，杜氏死后以贵嫔的身份被谥为“密”也就是“追补前过”，直到其子继位后才被追封为皇后。杜氏死后两年，拓跋嗣立杜氏之子拓跋焘作为太子。真要把这个版本的杜氏之死和立嗣强行联系起来未免过于附会了，毕竟北魏自己的记载中甚至没提到杜氏的死因。不过，由于连续两任皇帝的生母都在皇帝继位前死于非命，又有拓跋嗣声称拓跋珪向他解释赐死他母亲原因的那段话，“子贵母死”的说法难免不胫而走，以至于南朝史官都听到了这样的传说。不久之后，第一个真正以“子贵母死”名义死于非命的皇帝生母产生了。拓跋焘之孙文成帝拓跋濬继位时，他的生母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还活着，但不久却离奇死去。这很可能是连续制度化的“子贵母死”开始生效的疑似第一案。李凭先生所著《北魏平城时代》认为，文成帝的乳母窦氏搬出道武帝“子贵母死”的旧事，在政治斗争中以此为理由逼死了郁久闾氏。下一任皇帝献文帝拓跋弘就相当有意思了。这是一个“子贵母死”的标准案例。所谓标准案例，就是在他本人被立为嗣君后，其生母文成李贵人被前面提到的文成帝乳母常太后赐死。但是这个赐死，恰恰有利于当时摄政的常太后擅权。 
这个案例说明，此时开始真正实现了制度化的“子贵母死”，与其说是为了防止后宫太后干政，不如说是为了便于当时执掌朝政的太后巩固自己的权位，排除新来的挑战者。 而在整个献文帝执政期间，实际掌权的是冯太后（文成帝皇后，献文帝嫡母，孝文帝嫡祖母），可以说是出现了自东汉灭亡近三百年来第一例太后专权。冯太后和献文帝拓跋弘的矛盾激化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直到拓跋弘暴死，双方的斗争才告一段落，而且普遍认为献文帝是被冯太后毒杀。
再下任皇帝就是大名鼎鼎的北魏孝文帝元宏。元宏的生母李夫人死于孝文帝立为太子的同一年，死因不明。元宏被立为太子时，摄政的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正在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李夫人之父能力和口碑都很好。所以，有可能是冯太后借“子贵母死”制度赐死李夫人，削弱献文帝的实力。在这里，“子贵母死”和宣传口径中的初衷彻底南辕北辙，成为执政太后巩固地位的工具。
在后面三个案例中，“子贵母死”才真正制度化为“旧制”，其受益者都指向同一个人：冯太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有皇朝中权力最大的女人。此时制度化的“子贵母死”，根本不是为了防止太后专权，而是用来为专权的太后排除竞争者的。所以，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子贵母死”最早只是北魏明元帝拓跋嗣非正常继位后加强自己继位合法性的宣传。到太武帝拓跋焘死后的混乱时代，大臣们拥立其孙拓跋濬继位，但是不希望他出身柔然王族的母亲把控朝政，以“子贵母死”的名义逼死了她，并且推举拓跋濬乳母常太后摄政。之后的“子贵母死”才真正成为制度，并且沦为常太后、冯太后排除竞争者的工具。
冯太后死后，“子贵母死”制度彻底成为历史。但是，当时北魏后宫嫔妃的生育意愿因为连续的案例已经受到极大影响。她们不可能知道这个制度的来龙去脉，只觉得生儿子这件事情非常高危，甚至多有怀孕后暗中服药打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叫胡充华的妃嫔带着她天生的赌徒精神为孝文帝的继承人孝武帝生下了皇子，最终成为新一代实权太后。胡太后执政能力不行，但是在狠劲上甚至超过了她的前辈冯太后：冯太后所毒杀的献文帝拓跋弘毕竟并非她亲生。而胡太后在和自己的亲生儿子发生权力冲突时，竟毫不犹豫地毒杀了他，为已经天下大乱的北魏王朝亲手开启了最终灭亡之路。1. 魏书，魏收，中华书局，1997.09
2. 北史，李延寿，中华书局，1974.10
3. 拓跋春秋，李凭，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1
4. 北魏平城时代（修订本），李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1
5. 北魏明元帝两皇后之死与保太后得势，李凭，史学月刊，2007.05
6. 北魏道武帝晚年行事别解，周文俊，社会科学研究，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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