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广州是一片蛮荒之地。倒不是因为当地的水土条件不够好，而是因为这里和文明最先开化的中原之间，隔着中国南方氤氲潮湿的森林和水泽地带，中原人对此处的探索始终难以展开。

即使对于最南方的楚国来说，南越也是极其遥远的存在。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即使是穿越了山水森林的阻隔，此地在生产力和交通水平低下的远古时期，仍然并非优良的文明拓殖地。

整个岭南北靠五岭之主脉大庾岭，东南至南海，地形复杂。这一地区有山区地带、起伏不平的丘陵台地、珠江三角洲平原和漫长的海岸线，各地区之间被山脉和水系所阻隔，很难交流融通。

山重水复疑无路，确确实实没有路。

（可横屏观看）

先秦时代，当中原诸侯为了争夺天下霸权而大打出手时，此处开发程度仍很低。《通典》所谓“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是也。

但一旦中原实现统一，有了足够的人力物力向南探索，广州一带的人口结构也就开始了变化。移民的到来带来了文化的融合与变迁，这就是“汉越文化融合期”的发端。

广州南越文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编号D50）：

自秦始皇之后，秦汉两朝对岭南进行了长期、大规模的同化工作。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后，迁移了大量汉人进粤。这其中不仅有普通商贾农民，还有军事人口和行政官员。在汉帝国之下的岭南，汉族人“与越杂处”，互相通婚，汉人在岭南站住了脚跟。

前204年，南海郡尉赵佗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据有岭南（今广东、广西大部、越南北部），建立了疆土“东西万余里”的南越国，定都番禺。

图为赵佗雕像：

他们，就是广州的第一批成功的移民。

这其中，汉文化传播最广泛、汉人移民最庞大的地区，在现在的苍梧和番禺（梧州和广州）两地。在地理上，这两地看似相隔甚远，但正好分处西江流域的两头。

当时的越南首都河内还在西汉手中。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同一条江河的上下游，由于水道的交通功能和共同利用水流的利益关系，总是容易形成相似的文化认同。广府人和广府文化，就起源于曲折西江的沿岸。

苍梧（梧州）不止是一座沿江城市，更是通向广西诸水系的总枢纽，从梧州北上还可通过桂林通向湖南。

（可横屏观看）

历史上，移民和当地土著总是会因为生存空间的争夺而产生各种争端。但是这种现象在广州早期的移民历史中并没有出现。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南下的汉人带来了更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创造了更多物质增量，填补了他们占用的资源。

在此后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广府土著（即所谓“俚人”）和新迁移来的汉人的愉快合作多于冲突矛盾。这可能也是后来广州的文化中包容开放底色的最早源头。

早期长江流域向岭南移民的路线中，秦代修建的灵渠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这第一批移民仅仅只是广州此后数次移民浪潮的先头部队。真正的高潮，一直要到300多年后汉人的集体南迁才会出现。

从西晋末年开始，中国北方就陷入了一片混沌和糜烂。王朝、军阀、少数民族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曾经繁荣富庶的中原开始变成了割裂的大地。北部、中部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开始集体南迁。这次史称“衣冠南渡”的历史事件，深远地影响了中华大地的文化分布和人口结构。已经被纳入中国版图的广州，当然也不能例外。

在这一大波南迁浪潮中，南雄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移民中转站。

目前有很多人质疑晋代衣冠南渡的距离，认为在当时的交通水平下，北方望族进入福建的可能性都不大，更何况是更南方的岭南。因此广州人和衣冠南渡的关系应该不大。

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当时到达广州的汉民的确有很多是直接进粤的，这一点和另两大民系潮汕人与客家人还有所不同。

粤语/客家话与闽语：

根据汕头大学医学院李晓昀等的研究成果，广州人血缘上和南方原住民族“关系密切”，尤其是母系血统的遗传背景保留了更多原住民族的痕迹。

对此只能做出两种解释：从北方进入广州的移民，或是以男性为主的光棍团，或是以贵族为主有条件纳妾的家族。考虑到中原入岭南山高水远，一般的穷汉光棍难以负担路费，衣冠南渡的解释似乎更加合理。

广东虽然比福建更靠南，但福建被重重大山阻隔，相比广东更难从陆上到达。

晋代的衣冠南渡完成了广府汉人文化的基本构建。在和当地土著的反复争夺中，汉人逐渐占据了文化上的制高点，成为了当时岭南的时尚源泉。也正是这一批移民，确立了岭南对汉文化和汉人王朝的认可。隋朝完成统一之后，广东已经“以礼义威信镇于俗…蛮中化之”了。（《太平环宇记》语）

不过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仍然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的“广州人”，因为他们仍然集中在粤北地区，尚没有迈出进军广州的步伐。“衣冠南渡”者和远古汉人之间在地理上的呼应，要到宋朝之后才真正开始。

南渡江南重新建立宋朝的宋高宗

随着北宋的不断战败，北方士族又开始了第二次衣冠南渡，中转站正是晋代移民已经落脚的南雄一带。南雄地当庾岭要口，为南北咽喉，是北方人直接进粤的必经之地。第二批移民的到来冲击了第一批移民的生活，双方只能继续向南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

古人迁徙并不是一次、统一组织的大规模远征，而是逐步的向南拓殖。

根据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所述，现在珠三角广府人的211个氏族中有191个来自南雄，且大多数是在南宋时期流入的。这些新来的汉人正是看中了被珠江冲击而成的肥沃平原，和滔滔珠江水。有宋一代，移民在这里围田3万多顷，供养了近20万户人家。这个数字是唐朝时的近5倍。

珠江三角洲一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暨南大学曾昭璇、曾宪珊的统计，南宋时广州一带的土著居民和迁入居民之比已经达到了44：56。广州早在1000年前，就已经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了。这在安土重迁的中国大地上，非常罕见。

随着汉人移民逐渐成为了“广府人”，自己变成了广州的土著，新进入广州的移民也在变得更加丰富起来。

从宋代开始，就有不少外国人在广州与当地人通婚生子的记载。汉人持续南下到广州的风潮也远没有过去。到了蒙元时期，整个欧亚大陆的商贸被统一在同一个帝国之下，广州作为海洋口岸迎接的外国人就变得更多了。汉人也把广州作为避开元朝统治者目光的最佳选择，在此处尽可以读书著书，逍遥一时。

晚清中国被强制打开门户，广州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开放口岸之一。清政府虽严控国内的人口流动，却很难限制广州人。这些人向外移民，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广府文化圈，成为了汉人在外国的一块招牌。还有不少广州人向北出走，向中国各地输出革命，成为了逆向移民。

1780年油画描绘广州十三行外贸易特区的丹麦、西班牙、美国、 瑞典、英国、荷兰夷馆

广州再一次吸纳移民，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

1982年，广州市外来人口数量为8万多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55%。到1990年，这个数字就已经翻了七倍，有56万之众。此后广州的外来移民数量继续节节攀升，到2016年外来常住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630多万，占到城市常住人口的45%左右。

看下春运时的广州火车站就可以感受到了：

这还没有算上大量在广州停留半年以内的非常住居民。《南方都市报》统计显示，广州的所有流动人口相加，已经超过了户籍居民数量，一如南宋时的开放状态。

广州外来建设者来源统计（来源：中国经济网）

根据中国经济网的统计，广州外来移民中，以广西、湖南两地为众。文化的相似性、地理上的靠近，是吸引桂湘移民的主要原因。江西、四川、湖北紧随其后。很显然，广州早就凭借自身的优越条件和开放的文化环境，成为了中国南方移民重镇。

从先秦直到现代的三次移民大潮，构建起了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核。移民在粤地古文明的基础上，带来了传统汉文化和开放的海洋精神，引领着广州不断前进。

这就是广州，一座移民带来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