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讯 | 《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3期目录

秦代太行以东赵地置郡新探

李威霖

结合传世文献与简牍、封泥等出土资料，考证秦在太行山以东赵地所置 诸郡的年代和辖域，勾勒出秦在该地置郡的大致情形：秦庄襄王至秦王政初年，秦占据河间，将其作为吕不韦封地，吕不韦失势后置为河间郡。秦灭赵后又置清河、恒山、邯郸三郡，以上四郡延续至汉初。秦未曾设置钜鹿郡。

东魏肆州长城新探

王兴锋

东、西魏对峙，加之柔然再次崛起，形成了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东魏出于军事安全考虑，在今山西忻州北部和中部的芦芽山、管涔山、云中山和恒山余脉营建肆州长城。肆州长城东起土隥，西至马陵戍，长城的营建保障了沿线交通特别是恢河谷道的畅通，对于北朝时期的政治格局、军事局势具有决定性意义。

唐代伊州通西州道路的变迁

王玉平   田 恬

唐代伊州通西州的道路经历了由南向北变迁的过程。今哈密盆地中部的沙尔湖，唐初水环境比较优越，唐人误将沙尔湖认作蒲昌海或蒲类海。唐初经沙尔湖水域有一条伊吾路，该道与后来的赤亭道（伊西路）和新开道（伊西北道）均不同。玄奘西行走的是伊吾路，交河道行军又在伊吾路的基础上开辟了柳中路。设置西州以后，唐朝以高昌城为军政中心经营蒲类海，开辟西州蒲昌县至罗护的道路。北庭都护府成立后，北庭逐渐成为东部天山的军政中心，中央与北庭的直接事务往来日趋频繁，伊州纳职县至罗护的道路被开辟为驿道。蒲昌县至罗护、纳职县至罗护两段道路连通，最终成为伊州通西州的驿道。

军事背景下的地方财政机构与高层财政区划——以北宋神宗时期的熙河路为例

袁 方

北宋神宗年间，为配合西北拓边，实现对熙河的有效财政管理，并解决兵 财分离模式的低效问题，熙河路出现兵财合一的官司并逐渐成为独立高层财政区划。一旦熙河趋于稳定，军事背景削弱，该趋势便明显逆向发展：各司分离，权力界限清晰，熙河重归陕西高层财政区划。军事背景下，北宋尝试通过地方高层机构军事与财政职能的融合及高层财政区划调整解决熙河财政困局，但中央对地方兵财合一后失控风险的忧虑使此过程充满反复。此外，熙河地方财政机构在本司收支平衡考量下侵夺中央财权反映了军事财政压力下央地财政关系的另一种取向。

明清舟山群岛海防区划及主导因素研究

李智君   王旻浩

海防区划是海防空间布防的基础。明清舟山海防区边界分三个层级，即 卫或镇的边界、内外洋边界、所或营的边界。卫或镇边界的北部与省界重合，明代以陈钱、壁下为界，清代循羊山—马迹一线划分；南部在明代以南田、健跳、牛头山一线分界，清代以天后宫—南山嘴为界；西部在明代深入陆地，清代沿镇海、象山海岸分界。内外洋以五屿山、两头洞、长涂、洛泇山、桃花山、尖仓、韭山、檀头等一线为界。明代五所与清代五营均有明确界线。其海防边界常跨越县级政区边界，但不会跨越府级、省级边界。内外洋、所与营的边界，则据防御任务和海洋自然环境进行划分。

近代日本所控铁路系统向中国东北北部的扩张

牛淑贞

日本自1912年形成所谓“满蒙权益”后，就开始主要通过构建铁路网络 向中国东北北部扩张势力。“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利用因借款等关系变成南满路给养线的中国铁路切分了中东路西线腹地；事变后，又新建吉会铁路—朝鲜北部诸港系统，切分了中东路东线与南线腹地。日本铁路系统北扩，及由此触发的日俄（苏）在东北北部的腹地竞夺战，是近代中国东北北部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经济格局演变的一个深层动因，极大塑造了区域交通地理面貌及经济地理格局，并在很大程度改变了东北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

明至民国沁河流域郭峪村聚落空间变迁

郝 平   齐慧君

历史聚落地理研究长期缺乏对聚落空间类型的关注。以聚落空间类型 为研究视角，同时观照形态、格局，发现沁河流域郭峪村历经明洪武至万历朝的“居西筹东”开拓期、明天启至清雍正朝的“三寨鼎峙”延展期、清中后期至民国的“聚堡而居”充盈期三阶段，空间类型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特征。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稳定性因素及政策、战争等突发性因素在郭峪村聚落空间变迁中起了决定作用。空间类型、形态、格局的综合角度及“平面＋立体”空间模式的双重应用，将极大丰富历史聚落空间研究。

“历史地理”名称由日本学制传入中国说发覆

李大海

“历史地理”一词由日本学制传入我国是学界共识。侯仁之关于“历史地理学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判断，不能作为该说成立的前提。比较清末癸卯学制与日本近代学制，历史地理一词不可能在1904年初从后者舶来，前者只是采纳了日本使用汉语词“历史地理”对译“historical geography”。在西学东渐和中日交流的双重背景下，复原20世纪初西方历史地理学的概念范畴，有助于重构中国历史地理学近代知识转型叙述的前奏与起点。

重新发现“西南学”——江应樑先生西南研究的学科构建历程及其当代意义

潘先林   霍 毅

民国时期的西南研究经历了政策、民族、边疆、文化等发展阶段，但未形成学术研究“区域”。1948年年底江应樑先生提出“西南学”，代表了一代学人对西南研究的思考和努力，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建立区域专门学问的先行者。20世纪80年代，江先生主张“人类学与民族史结合研究”并积极实践，对西南研究方法论意义的反思影响重大；90年代，从传统“西南观”转到现代“西南学”，是西南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建立“西南学派”的倡议也被提出。受西方“东南亚”概念及其研究，以及华南研究、区域文化研究、族别文化研究等的冲击，西南学研究范围有所收缩，只与“少数民族”和“边疆”两个领域重叠较多。新时代的西南学研究要淡化各种界线和比较，借鉴“纠结的历史”方法，将传统西南历史视为一体进行研究，并关联亚洲史、全球史，重新出发。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胶莱河辩议图说汇辑》考释——兼谈明万历年间的胶莱河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