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而不交流？ 移动网时代的人际交往新情境建构

作者

张杰，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付迪，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时代人际交往方式新变化的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 13CSH056）阶段性成果。

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当下的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埋头于手机之中的“低头族”。

目前，研究者们对于“低头族”成因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种主要的研究视角：“问题”视角和“差异”视角，前者将低头族（手机频繁使用）这一现象视为移动网时代带来的交往“问题”，后者将之视为一种青年文化或代际群体间的“差异”。

如果将手机使用视为一种互动过程，摆脱这种“问题”和“差异”视角聚焦于低头族交往的过程，将之视为人际互动模式和互动情境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新建构的话，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发现。

人际传播领域一直比较关注互动过程。相关的理论资源主要有期望破坏理论、互动调适理论和符号互动论。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理论联系，但期望违背理论和互动调适理论更关注于互动中行为的“意图性”，更偏向于个体的意图，期望、个体差异认知、非语言行为等个体性因素和行为对于互动的影响；而符号互动论更关注于互动中的符号的共享性和象征性，关注于互动规范对于互动过程的影响性，更关注互动性或者说社会性。鉴于本研究的研究意图和研究目的，符号互动论无疑是更合适的理论工具。

对于低头族这一现象，从符号互动论出发，必须将低头视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互动情境的构建，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自我、符号、交流情境都出现了与以往面对面互动不同的新特征。

从这一视角出发，本研究关注两个问题：第一：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场不进行语言交流，而是各自不时使用手机？第二，“我们”对于这个新的交往情境赋予了怎样的意义和定义？在场而不交流的情境是如何被 “我们”普遍接受的？

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遵循资料饱和性原则，对38名在校学生进行深度访谈。为了兼顾访谈对象一定程度的代表性，访谈对象由19名男生、19名女生构成，大一到大四每个年级都有受访者，专业涉及理、工、文、经济等学科。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对在场而不交流这一移动网时代新的交流情境进行了研究，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分析“低头”现象背后移动网时代的人际交流新情境的构建问题。

米德认为，被个体内化的姿态会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因为对于一个既定的组织或是社会群体中的所有个体来说，这些符号被赋予了相同的意义。

在在场而不交流这个情境中，当交流中的一方停止交流，低头玩手机的举动会使交流的另一方暂时停止和他的交流。其中一个关键要素是“低头玩手机”这个姿态的意义。当个体拿起手机时，这个姿态向互动的他人释放出一种信号，通过这个姿态把自己标志为暂时离场的人，有时候，人们通过低头发信息或把手机贴在耳边的姿态来标志他们暂时离场。

在传统的面对面互动情境中，作为互动姿态的身体姿态是始终处于面对面的人际压力和互动情境之下的。倾听他人，对他人做出倾听和回应的身体姿态，是面对面互动或者说交流的首要规范。如果在交流的过程中，出现对方有接听电话、发送短信等暂时离场的情况时，如果没有道歉这一事先弥补策略，由于打破了这一规则，互动的另一方会认为对方的举止失礼，让人无法忍受。

那么，在移动网时代的面对面互动情境中，当玩手机的姿态被标志为暂时离场的符号，互动的另一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F同学表示在面对面交流过程中，对方出现分心接听电话或是玩手机的情景时，最初自己的情绪反应是愤怒。Y同学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

这种反应恰恰是传统的面对面互动情境中互动另一方最重要的互动规则带来的。而玩手机这种暂时离场的信号，标志着原来的这种互动规则被打破了。互动的另外一方会将玩手机理解为“缺场”的互动者的进场，作为互动的一方不如缺场的进场者重要。这种社会比较会带来强烈的认知失调，不适应甚至情绪上的负面反应比如尴尬，愤怒等情绪反应就会油然而生。在亲密关系中，这种由于比较产生的负面情绪更加明显。

可见，当玩手机作为一种姿态标志出“暂时离场”的符号意义时，由于传统面对面互动的首要规范：互动另一方最重要的规则遭到破坏，互动另一方会通过社会比较，认为自己不如缺场互动的人重要，从而产生负面情绪。

然而，面对面互动的人际压力始终是存在的。一方“玩手机”的姿态发出的符号意义并不意味着互动的完全停止。作为互动的另一方并不能因此退出，终止互动，而只能等待交流的继续。前述的“尴尬”即来自于这种原有互动规则对自身的约束。

既不能退出，又产生了缺场他人比自身更重要的认知失调，那么，作为等待的互动另一方，如何使得面对面互动得以继续下去呢？ 很自然的，互动另一方必须重新定义情境，即不承认缺场的他人比自身更重要这一事实，但承认互动一方的暂时离场是可接受的。有受访者表示同伴在沟通过程中通过手机来浏览新闻或者是收发信息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些都是“正事”。这种认知调整的策略就是改变对对方“玩手机”这一互动姿态的理解和定义。不再将之视为是自我与缺场的人之间的重要性比较，而是将之视为是事情重要性的比较。

手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家都理解手机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知道需要手机处理的事情或许非常重要。手机成为了我们各种社会角色转换的中介，这会使个体对手机形成不间断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已经为大家所理解。因此对于日常交流中 “玩手机”在短暂的不高兴和不适之后，互动的另一方能够调用传统的互动例外法则对这一新情境予以确认和理解。

虽然通过对传统面对面互动例外法则的调用，避免了互动一方因为社会比较产生的负面情绪，完成了这种认知调整，使得面对面交流得以继续。但是面对面交流本身所要求的对对方的关注这一互动规则事实上还是遭到了挑战。

互动即使中断，但必须继续，直到互动双方同意退出互动这一面对面互动的交流法则依然奏效。这就使得互动另一方在对方“玩手机”时，必须等待对方回到互动中来。在这过程中，认知调整的另一策略就是你的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也有自己重要的事情在处理。或者是你的暂时离场表明我相对不重要，但是我也可以通过玩手机这个姿态来表明你也不重要。这样一来，由于与缺场他人比较产生的尴尬和落差就会被有效的调整。作为互动的另一方，我们在对方做出“玩手机”这一姿态后，我们也发出了“玩手机”这一互动姿态，玩手机从互动姿态变为互动符号。

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手机成为一个暂时中断在场的互动符号。面对面交流中 “玩手机”这种举止出现次数多了，人们发现他们在做出这个举止的个体和回应这个举止的个体中引起了同样的态度时，这个姿态便渐渐被赋予了同样的意义，成为了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共享意义的符号。这个共享意义就是在面对面互动过程中，双方都可以暂时中断，去“玩手机”，处理自身的事务和离场的他人关系。

当“玩手机”在互动过程中被互动双方视为是对沟通和交流过程的一种暂时性中断，被作为一种互动符号予以确认以后，它进一步被互动双方借用，成为互动过程中自我与社会角色关系的转换符号。

手机对个体而言具有了自我与他人边界的象征意义。当我们拿起手机的时候，就表明我们开始与其他不在场的他人互动，并且暂时退出当前的交流，而手机的闪烁则成为交流过程中自我暂时退出交流的主要机制和媒介。因而，“玩手机”被互动的一方赋予了暂时不再交流的实际符号意义。并且这一意义在互动中也被得到了承认和接受。

因而，玩手机这个符号既被赋予了自我优先于互动的意义，又被赋予了互动只是暂时中断，随时可以继续的意义。“避免尴尬”，即避免交流无法继续成为玩手机的符号意义。 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我们自身对于交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逐渐从“认为在场交流最重要”变为“能够接受个体可以随时退出当前的交流情境去和他人进行交流”。

移动网时代，手机给了自我退出在场交流的选择，这种选择在面对面互动时代是成本很高，很难发生的。因而，在移动网时代，手机开始成为自我与他人边界的象征，作为媒介的手机成为自我的标识。但是，在标志自我与他人边界的同时，“玩手机”作为一种共享符号事实上依然继承和赋予了面对面交流必须继续这一传统互动规范的符号意义。

之所以面对面交流必须继续这一互动规范如此强有力，就在于面对面互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临时群体。互动的双方都默认为是群体成员。符号互动论认为，个体为了顺利融入群体，成为群体的成员，必须了解群体内其他成员对其的态度并加以自我判断，从而根据判断调整自身行为。群体中个体的行为表现是该个体接受群体内其他成员对其态度的结果。即使是通过“玩手机”这样的符号表达暂时退出面对面交流的意义，作为临时性群体成员，继续交流从而保持这种临时性群体的压力也始终存在。作为“玩手机”的一方，在随时暂时退出交流的同时，也会随时寻找交流的机会继续进行面对面互动。

正是玩手机作为符号意义的双重性，一方面让我们可以宣称自我的重要性随时退出互动与交流，另一方面又可以随时继续与互动另一方的交流。作为互动另一方，也可以不改变自身的认知，即没有因为与缺场他人的暂时进场的比较而产生失落感和不公平，反而，会等待对方结束，从而表明“我”理解这个规则。

而当周围低头族群体愈发壮大时，个体就会产生趋同心理，并且成为该群体的一员，宾我促使个体将该群体的规则进行内化，即通过米德所谓的“概化他人”的过程融入低头族群体。在场但随时退出，又随时恢复交流作为低头族的互动法则，成为群体内成员在面对面交流中实际运用的互动法则。

由此可见，“玩手机”这一姿态，随着互动的持续和扩展，渐渐地转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并且为互动的另一方所接受。当它成为大多数人的互动行为时，这个符号意义就成为柯林斯意义的互动仪式，群体中的成员为了减少与其他玩手机的成员之间的差异，会倾向于与他人做出同样的举止，这样，一个共享的互动仪式就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