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C主编Silvio Waisbord：后学科状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继续研究？

Silvio Waisbord:

一直以来,我的确对新闻研究很感兴趣,但是,新闻研究是传播研究的一部分,传播研究所包括的范围更广。不过,研究者只是用不同的透镜来观察相同的现象,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区别只是看待现象的方式。我做了两本期刊的主编,尤其是后一本叫做《传播研究》,所以我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

很多人只是在传播研究的领域里进行研究,研究其中的一小部分或某一个具体现象,并没有从更大的背景上思考整个传播研究的地位,而我想跳出具体传播研究的范畴,从整个学科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走向,所以我研究“后学科状况”。

Silvio Waisbord:

跨学科现在是一个时髦的词,然而,传播研究早就是跨学科( interdisciplinary )的。传播研究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都面临统一性（unification )的困难。传播研究的后学科状况指的是,传播研究是多学科的( multidisciplinary ),而非仅仅是跨学科的。跨学科发生在特定研究领域里,而传播研究是一个整体,不能仅仅着眼于跨学科。学术共同体、学会组织、学术刊物共同强化了传播研究特定化( specialization )的趋势,更加使得传播研究不可能面对统一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问题。

那么,面对后学科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承认现状,围绕当代社会现象来提出理论问题。在研究现实时,传播研究也许不是独一无二的研究视角了,我们要承认多元主义和多样性,整合多重传播视角来研究真实世界的现象。

Silvio Waisbo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更侧重政治传播,更加特定化,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话题更多元,社会科学领域里其他背景的学者也会向我们投稿。作为编辑来说,这很有挑战性,我不得不熟悉传播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一些领域我不理解,有一些领域我甚至有误解,所以我必须学习。期刊主题越多 元,我作为主编,越觉得自己无知,因此必须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既然传播研究的对象是多元化的,那么,期刊发表文章的主题也应该是多元的,至少能够反映我们身处的学科和学会组织的多元性。

Silvio Waisbord:

我的研究兴趣随着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特定化( specification )很重要,但是太局限,所以我会尝试更多元的研究问题。巴尔的摩距离我所在的华盛顿特区很近,我经常去那里,那里的种族问题在美国很有代表性。当2015年那里发生种族骚乱的时候,马里兰大学Linda Steiner教授(注:该书另一位编者)就在那里,所以,我们从个人视角来看媒体和社交媒体在巴尔的摩事件之前和之中都做了什么。巴尔的摩研究是个案研究,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事情,资料非常丰富,但是,我们并不仅仅谈巴尔的摩个案,我们试图通过这一个案来回答更具普遍性的问题,记者能否预测这一事件?碰到类似事件时,记者应该如何报道?种族、城市、骚乱,这些都是媒体研究里的典型问题。个案研究的价值在于提出理论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Silvio Waisbord:

这本书跟我大多数研究的路数是一样的,精选个案,收集资料,讲故事,通过对材料的分析来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再带着新的理论观点回来关照新闻研究。个案研究丰富了理论,理论关照个案研究,这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应用理论,还要挑战理论。

我曾经跟其他中国研究者交流过,他们提出了相似的问题:美式调查记者那一套为什么在其他国家没有被广泛接受、它仅仅在美国成功了?全球新闻界有没有通用的惯例( convention )?新闻研究有没有全球通用的普遍性理论( universal theories )?如果不能全球通用,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各国自己的特殊性呢?我们对于西方理论要保持警惕,毕竟那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环境,产生于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的理论,如果能应用于2018年的北京,这将很奇怪。这就是我在这本书里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对西方理论保持批判立场。

Silvio Waisbord:

结构上的原因。南美新闻界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媒体缺乏资源,或者即使有资源也不愿意投入调查性报道。美国调查记者可能投入五六个月调查一则新闻,而在南美则不可能,没人会这样做,这太奢侈了,工作环境太不一样了。

政治和经济环境能够解释一部分原因,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一个原因。美国调查记者会看到更大的社会背景,新闻事件置身其中,而南美记者更看重自己参与的特定报道领域。美式新闻专业主义并不适用南美,期盼美式新闻专业主义也在南美出现,这是不现实的,这促使我们去思考新闻专业主义的适用性和多样性。

Silvio Waisbord:

当我们讨论新闻专业主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对这个概念缺乏统一定义。它是美国新闻界的主导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今天的情况跟当时远远不同。今天的记者不能再宣称“我们是能够提供新闻的唯一群体”,现在,人人都能提供新闻。

Silvio Waisbord:

重塑,既指新闻界重塑了那些关于专业主义的实践,也指学术界重构了那些关于专业主义的理论话语。

当人们能够从任何地方得到新闻的时候,记者还是一门专业吗?不,不是了。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再需要新闻业了,我们新闻专业的学生也不再读新闻了(大笑),但是,我们仍旧需要新闻和新闻业。大众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认为他们不再需要新闻业了。

旧的信息金字塔已经倒了,新闻业不再居于信息金字塔的顶端,至少在西方如 是。这恰好是一个我们反思新闻专业主义的绝佳时机。也许有人认为专业主义是一个僵尸概念,这个概念死掉了,但是它又复活了。我在书里分析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种种变化和所面临的挑战,而不是把它当成规范性的概念来看待。我并没有说,这是好的新闻业,那是坏的新闻业,新闻专业主义是我的分析工具,我用它来考察新闻业。

Silvio Waisbord:

全世界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看法不一样,我在书里多次强调了这一点,所以我要把专业主义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同时,我们需要考察,为什么专业主义会衰落?这才是有价值的问题,而不是去考察,专业主义的规范性内容是什么?

Silvio Waisbord:

阐释性社区并不是新闻业的唯一工作,也不是只有新闻记者才能形成阐释性社区,社交媒体上的个人也能形成阐释性社区,记者顶多只是众多帮我们理解世界的阐释性社区中的一个。记者要跟其他群体竞争和分享信息,个人不仅从媒体上获得信息,也从朋友和社交媒体上获得信息。

Silvio Waisbord:

如果看新闻类型的话,小报和商业新闻在全球都很相似。非洲、中国、英国虽然语言不同,但是这些国家的小报和商业新闻有诸多相似性,专业主义就不是这样了,上述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很难给出一个普遍接受的规范性的专业主义定义。

Silvio Waisbord:

这恰好就说明了,专业主义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可能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不同国家的新闻专业主义有什么共同点呢?它们的工作方式、职业实践、伦理准则是一样的吗?就像“新闻价值”这个概念一样,我们可以比较美国、日本、中国媒体对于新闻价值的不同看法,也可以比较不同国家关于专业主义的看法。

Silvio Waisbord:

有时候,我们会认为小报和商业新闻不是新闻,它们是信息,这就涉及到我们定义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好新闻?由此我们定义了何为新闻专业主义。传统上,在西方,我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跟公共利益和民主相关,医生和律师只是服务于客户的利益,而记者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新闻业为民主服务。但是,现在,那种认为专业主义仅仅关乎民主的看法——虽然我们多么想实现这种想法——并不符合当下新闻业的实际现状,当下新闻业受到了各种力量的驱使,可能我们并不喜欢,但是现实如此。

专业主义关乎保护优先权,任何职业都会保护自己的优先权,记者亦如此。专业主义要做的基本上就是不受外界干预独立运行。当专业主义基于非专业主义因素而做出判断时,弱的专业主义丧失了优先权,以前受专业主义保护的地盘被入侵了。

Silvio Waisbord:

如果你看其他职业,比如医生和律师,很难不受干预地独立做出判断了,医生会基于病人的保险和费用而不是医学院传授的那一套来给出治疗方案。对新闻业来说,这种现象更糟糕,因为我们不再考虑公共利益了。

Silvio Waisbord:

我不认为当前的新闻业已经处于全然透明的阶段,只是透明程度增加了而已。非专业群体挑战专业群体,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普通人即使有驾驶执照,也不能宣称自己可以跟专业飞行员一样操作大型飞机。我们生活的时代在削弱专业主义,追求透明性。当记者不再垄断新闻,这是好还是坏?有人认为这是好事,因为记者不再有权利决定什么是新闻。但是,对于公共生活来说,削弱了新闻专业主义,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定会有人怀念从前的日子。

Silvio Waisbord:

在新的环境下,新闻业重新吸纳( incorporate )专业主义。旧的时代已经远去,人人都可以发表评论挑战记者。我们应该彻底思考新闻业的运作方式。市民新闻是补充,而不是改变了专业主义模式。当前,数字新闻是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但是,数字新闻也遵循了传统新闻业的模式,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只是零碎的( fractional ),并非颠覆式的。

Silvio Waisbord:

为什么有些东西变了?为什么东西没有变,这个问题更有趣。为什么新闻业的结构、组织、常规,都没有变?数字新闻业没有能够改变传统新闻业的哪些方面?看看媒介组织,并没有太大改变。生产新闻的日常过程已经改变,其他常规如故。对新闻的接收依然如故。新闻业面对创新的回应非常不一样。新闻业在这个多变的社会里如何探索?我们很难有一个全景式的研究。

有人认为,新闻业这头恐龙还活着还在运行。在我们出生之前,新闻业就已经存在着了。如果你问人们,什么是新闻业?他们的回答跟二十年前差不多。我们总是更想知道什么改变了,却甚少关注什么没有变。

Silvio Waisbord:

这是由于政治和社会背景不同而造成的。我们可以预知中美新闻业的不同,公民新闻在中美有着不同路径和影响。

Silvio Waisbord:

南美的情况跟中国美国都不一样。但是,社交媒体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传统新闻业,无论在哪里都是。华盛顿记者跟他们二十年前的做法并没有太多不同,他们依然重视合法化信源。新闻业对这些点点滴滴的变化持怀疑态度,这是变化应该被看成是属于新闻业的一部分,而不是从内部瓦解新闻业。

Silvio Waisbord:

这取决于政府决定如何应对新技术和新机遇。新闻业选择性地接纳了这些变化。新闻业的基本模式并没有由于技术创新而被颠覆,相反,新闻业基于自身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来吸纳技术创新。那种认为这些创新会给新闻业的基础来带一场革命的看法,是过于天真了。

Silvio Waisbord:我赞同他的看法,新闻业跟民主相关。但我不认为,新闻 业仅仅跟民主相关,它还跟人与人的联系、人的发展、社会功能等因素相关。

Silvio Waisbord:

当然,媒介比新闻的外延大,比新闻业的外延也大。但是,这些概念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用社会学理论来研究媒介。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社会学家起初关注媒体,比如哥伦比亚学派,但是像卡茨所说,他们后来抛弃了媒介研究。我觉得,当下是一个好时机来研究数字媒体,数字媒体社会学跟媒介社会学的研究差不多,只是研究对象和时代改变了。有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媒介与身份认同,但是我们不会认为这属于媒介社会学研究。我关注常规、媒介组织研究,所以我编的书里收录了很多这些主题的研究,我不关心个人心理层面,所以,我的书没有收录这些研究。

Silvio Waisbord:

很不幸地,只有少数社会学家研究了新闻室。新闻传播学院很少招聘来自社会学系的学者,我觉得,这就是媒介研究从社会学研究里消失的原因。但是最近,美国的新闻传播学院有一些学者重新回来研究数字媒体时代的新闻室,他们在七十年代那波研究潮流的基础上继续前行,面临更大的挑战,也生产了更多的研究成果。我很高兴看到这些研究出现。

Silvio Waisb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