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潜在风险显而易见,那便是“将来谁来种地?”
在广大农村,大多数种田人都是“上一辈人”,中青年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外出打工谋生,年轻一代几乎没有人打算务农种地,甚至边远山区的青年男女也都纷纷撂荒土地,进城“找生活”。这些年,笔者时不时在街上碰上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但与城市少女装束打扮迥然不同的少女们,不用问,她们来自边远山区。
问题是,“上一辈人”老去以后,谁来接替他们种地?曾经的一个答案是,“打工仔”岁数大了自然会回到农村种地养老;况且,城市经济周期性下行时,大量农民工作为失业群体也会被迫离开城市回到农村(这便是所谓“劳动力蓄水池作用”)
所谓“第三次土地革命”是说,目前要促进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将
7.4
亿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与此相对的“第一次土地革命”是指
1949
年前后的“土地改革”,“第二次土地革命”指
1980
年前后“推行土地承包制”。
2012
年
2
月
9
日,《经理日报》策划了一个关于“第三次土地革命”的专题,发表了
3
篇仅署化名的文章(他们代表一个利益集团但又不便明说)。这些文章断言,“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是,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他们认为,这几年中央几个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他们论证说,“农村土地不能流转,农民只有死守着自己的那份薄地挣钱养家。当前的土地靠施肥、技术、良种来提高粮食产量已经到了极限,这在提高农民的收入方面已经很难有上升余地了”;“农民不可能靠种小片土地致富,他们只有种上
1000
亩而不是
1
亩或者
10
亩土地,收入才有可能大大增加”;土地流转“要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成本不宜(应为“不至于”)太高”。
他们相信,“农村土地改革正式拉开大幕。而这被认为是在当今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自身救亡的长效药方”;“土地自由流转,有实力的企业资本能够更好地整合零散的土地,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借助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农业摆脱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模式,争得世界粮食一席之地”;“土地自由流转,(规模经营)解决了农村生产力,农民从土地解放出来,经济才(能)得以发展”;“当下土地流转的政策无疑是破解中国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次契机,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在中国改革处于根本性转变之际,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光明的方向”。
[3]
这不仅仅是舆论宣传。在此之前,真实的非农产业资本已经大举进入农业领域。
2011
年底,《新世纪》周刊记者报道说:“各路资本正在加速涌入农业投资领域”!据说,连
IT
公司联想都在布局农业产业的战略性投资,而
中外资本“正在以气宇轩昂的状态进入农业领域
”。
更要命的是,据该记者披露,“一份由农业部牵头,发改委、财政部、税务总局、证监会等多个部委参与调研的文件正在起草中,核心内容是支持现代农业转型与农业规模化发展,这份文件有望在明年(
2012
年)初发布。”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