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关系下网络新词的修辞变迁与概念“出圈”（2010-2021）

100年前，语言学界就有研究者认为语言是有生命的自然物体，拥有生命的发展规则，直至死亡（Jespersen，1922：7）。这些观点促成了“语言进化论”（linguistic evolution）（Crystal，2002：29）的发展。本文将社交媒体中的汉语词汇生产视作语言进化的一部分。从国外文献看，新词的研究视角一般有“结构主义、社会—语用、认知”（Schmid，2008）三种。有学者认为新词命名的隐喻机制不仅仅是科学规律，而且是一种民间语义，并从“房奴”“握手楼”“蚁族”等概念来解释（方清明，彭小川，2013）。网络新词“佛系”借助隐喻机制，直观反映当今时代的社会风貌，实现生动形象和委婉含蓄的表达功用（代宗艳，2018）。身份类网络新词近年来也得到语言学重视，如“剩女”“裸婚族”等，这些词汇涉及到社会结构与阶层的特殊性（杜海紫，窦卫霖，2020）。身份作为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位，其划分方式标志着社会的基本形制和格局（胡范铸，胡亦名，2018）。

新闻传播学科中关于网络新词的研究经常在媒介文化的领域中展开。其中一部分从动漫游戏等消费文化的相关词切入，比如从“御宅”到“二次元”的概念重构现象剖析本土话语实践的过程（何威，2018）。很多学者从非主流和亚文化的滤镜中看到了网络新词的抗争意义，比如通过“反鸡汤”文本解释“屌丝”一词的阶层流动（汪凯，2017）。这些研究注重词汇的意义解构、反讽、集体狂欢的抗争策略。网络新词的出现表面上打破现有的语言规则，但是在身份理论中，这种系统性的语言“突破”正在潜在地完成社会建构，继而形成不同的“圈”。“圈”相当于米歇尔·马弗索利（1996：72）提出的“部族主义”（tribalism），部落是个体通过独特的仪式及消费习惯来表达集体认同的方式，其形成不是依据阶级、性别等结构性因素，而是依据消费方式（陶东风，胡疆锋，2011：341）。

无论是社会语义学的隐喻研究，还是网络新词的亚文化研究，均可发现网络新词在社会阶层关系中的工具性价值。部分词汇本身并不直接指涉具体的阶层关系，但网络解读赋予词汇以阶层想象。这也是本文之所以在“社会阶层”视角下研究网络新词的初衷。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分工不仅变成了社会团结的主要源泉，同时也变成了道德秩序的基础”（涂尔干，1893/2000：358-359），进而认为现代社会孕育了各种职业伦理。韦伯（Max Weber）提出以参与者情绪与共同属性为基础的“共同体化”，即以理性为目的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却促成了感情上的认同，从而在社会结构上呈现出“权力、财产、名望”三重标准（周怡，朱静， 2016：50-51）。

本文在结构主义的分层理论基础上，对社会阶层关系进行具体分解：权力的分层除了职业赋权，还应包括男权社会中的性别赋权、年龄赋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权抗争、青年亚文化抗争等诸多形式。财富的分层除了生产资源的占有，还包括文化资本与教育资源的掌握，也即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文化再生产理论中所提及的语词能力、符号能力、修辞能力（capability of symbolizing the possession of material and culture）。在传统社会，年龄的增长不仅仅意味着财富积累，还意味着经验所赋予的修辞能力的提高，也即获取财富的手段更加“娴熟”，男性由于身体条件而具有更大的财富潜力。但从社交媒体的时代特征来看，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变化，例如，网络粉丝量即文化资本的占有，个体可以通过这一资本打破传统的结构主义财富分配方案，形成新的财富格局，也即财富“流动”的方向发生改变。在此意义之下，“网红”这一词汇被赋予阶层想象，甚至将这一职业当成社会底层改变命运的“捷径”；名望相当于韦伯所言的“一个人拥有多少‘观众’的社会声望”（杨继绳，2011：7）。在传统社会，名望来源于知识（文化资本）或年龄（经验、道德），这些都面临着知识碎片化与数字鸿沟带来的挑战。

本文试图借鉴已有的社会阶层理论，结合网络新词在中国的生产与演进实践，建立特定的分析框架。戴维·格伦斯基（David Grusky）通过对社会地位的渐进测量、阶层流动分析、结构模型建立、性别和民族理论，建立了社会分层的“后赋性标准”与“先赋性标准”（格伦斯基，2000/2005：13-27），前者包括社会资源、经济收入、知识技术、职业等，后者主要指种族与性别等不可更改的标准。受上述理论体系的影响，再结合本文前期所搜集的10年内社会阶层领域的新词，笔者试图在“资源-财富-职业-年龄-性别”框架下讨论网络新词的修辞变迁。

尽管如此，本文并不研究新词本身指涉的阶层意义，而是通过“阶层”框架研究新词。上述框架除了可在具体语境中客观地描述、划定、鉴别“阶层”，更多是提供“阶层自我定位”（class identification）、“阶层认同”（class identity）或“主观社会阶层”（subjective social class）（陈云松，2016）。一部分网络新词是在群嘲文化中生成，但并不意味这些新词指涉真实的、客观的阶层定位，而是在“阶层自我定位”中不断感染网民情绪，当达到一定阈值之后，形成社会共识。因为当一个词汇反复出现，不仅可以折射群体的核心意图，而且可以展示大众态度的趋势导向，或者说该词具有较高的“文化影响力”，已取得社会的主流共识（柳建坤，2018）。

（一）研究对象

互联网时代，网民置身于特殊的政治社会空间，会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策略化表达，而典型的表达即民粹主义的“贴标签”，完成简单的强、弱标签化处理（陈龙，2018）。这就意味着，网络空间的修辞过程具有天然的“主观社会阶层”价值标准。在此过程中，网民给社会现象、社会群体、社会事物赋以阶层想象，这本身有较大的话语空间，但并非对词汇所指进行客观的阶层界定。部分词汇的自然属性并不具备阶层想象，但网民建构的社会属性则在阐释中引导出阶层意义。

本文针对2010-2021年间的网络新词建立语料库。语料来源包括：1.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2.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年度报告》；3.《咬文嚼字》期刊年度“十大流行语”评选结果；4.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中频繁出现，各种社会阶层均参与阐释的词汇；5.研究网络语言的语言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本文搜集的2010-2021年间出现的新词共4000多个，其中大部分新词发端于网络。

由于词汇量大，无法以辞典形式展开，本文建立了遴选标准：1.时间标准：本文研究的是社交媒体出现后的网络新词，因而以代表性社交媒体（微博）在中国的流行为时间界限，即2010年；2.内容标准：产生并活跃于网络是遴选词汇素材的首要标准，此过程筛除无价值指向的中性词汇，包括（1）指代新事物的新名词，如网约车；（2）纯娱乐的新名词，如骑马舞；（3）宏观政策新词，如双减。在此基础上根据词汇的争议性和唯一性原则再次筛选，确认词汇到概念完成“共同理解（shared understanding）、共识达成（shared agreement），再到理念共享（shared belief）的过程”（杨雪冬，寄智璇，2021）；3.生命力标准：一个词的生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时间长，二是使用于重要的话题域。本文的研究对象筛除了短时间内被替代或被遗忘的新词，筛除了不能在具有实际社会意义的话题中使用的新词（一般为口头词），保留了在网络语言中沉淀下来的概念化词汇。由此可见，本文的研究对象与网络流行词、网络热词有较大区别。

表1即本研究遵照以上标准遴选的代表性词汇，表中的“出处”表示该词作为年度新词的资料来源，其中A代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B代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年度报告》，C代表《咬文嚼字》期刊年度“十大流行语”，D代表社交媒体内容的提炼。表中的“来源”并非指词源，而是词汇概念化过程的源头。这是概念史研究的传统，即“不再进行词源学（onomasiology）研究，而是更多地把语义学（semasiology）作为重要的工具来研究一个特定概念的不同含义”（李宏图，2012）。另外，表1对词汇的范畴化均根据其网络释义进行界定。该表之所以采取“正负义”的表述，而非“褒贬义”，是因为本研究需要衡量词汇在系统中的价值指向及其衍生的情绪，而褒贬义则是对感情色彩的划分。“负面义”表描述、性状、动作皆可，而“贬义”则受到判定标准的限制（黄红娟，2014：1）。例如，“死”“敌人”带有负面的心理情绪，但并非感情色彩意义上的贬义。

表1无法囊括所有符合遴选标准的词，本文进一步根据时间、出处、分层范畴等指标，选择代表词作为示例，即不同年份中被网民广泛使用，或被官方列入年度新词报告，且能够分别代表不同分层范畴的词汇。在材料分析中发现，这些词基本能覆盖“资源-财富-职业-年龄-性别”的框架。还有大量新词未被纳入表格，公知（精英的“巫化”）、屌丝（资源性弱者）、小鲜肉（年龄的优越性）、舔狗（性别的弱势群体）、青铜-白银-黄金（“鄙视链”的主观阶层）、肥宅（社交资源的弱势群体）、带货（隐喻快速致富且剥削底层）等词具有强烈的阶层特性，也是本文的重要研究对象。这些词汇均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和生动性，符合网络传播特征。隋岩（2020）认为，网络语言的传播环境决定了其必须以最为直接、生动的表征符号形式，传达最为丰富的意蕴，从“矮穷矬”“高富帅”到“表哥”“房姐”等，网络语言通过各种修辞手法，以极具概括性、生动性的语言特点，在进入日常生活交往空间的同时强化了社会上已有的阶层刻板印象。

可以看出，部分词语并不具备客观上的阶层指向，在此有必要根据文献综述中的“阶层自我定位”和“主观社会阶层”，对一些具有典型性的词汇进行分析：Dama源于海外媒体，原文是指排队购买奢侈品（且缺乏公共素养）的中老年妇女，逐渐成为富有且强悍的形象代称；“绿茶婊”是一种辱称，一般用来贬低他人。曹晋（2015）将“绿茶婊”一词红遍网络的原因归结于：“屌丝”们作为都市的经济弱势群体，在婚恋市场中处于劣势，跌出权力关系、经济关系、情感关系的社会性别秩序之外，进而将此冲突的怒火引向对“绿茶婊”通过性交易获得资源行为的辱骂与谴责。这种归因本身是将“绿茶婊”一词置于阶层关系之中进行解读；“网红”的依据是这一群体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陆学艺，2002：23）的占有。粉丝管理等行为属于组织资源，打赏、带货带来的效益属于经济资源，数字技术运用属于文化资源。有学者（缪晓雷，2023）认为网络资源的占有打破了现实中的阶层关系，因为性别、年龄、教育、职业、财富等结构性制约都不再成为“线上”人际交流的必然障碍。农村“网红”中的阶层“逆袭”现象，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回应；“后浪”一词出现后，从年龄层面出现了阶层话语冲突，年轻人进行了“阶层越级”隐喻。

（二）研究问题

对经验材料的归纳可发现，绝大部分隐含价值指向的网络新词为名词，动词次之，形容词最少。这也符合语言学中名词“强开放性”，动词与形容词“弱开放性”（汤志祥，2001：312-315）的规律，即指代新事物、新现象的名词词义的变异是最活跃的。所谓价值指向即在不同社会结构中主体对客体进行赞誉或批判的互动行为，并在这种互动行为中固化社会结构。在指称的层面上，新词成为阶层之间互相定义、修辞、隐喻的一种工具，从微观层面对受众的认知和情感进行说服，进而推动既定群体的公共行动。无论正面义或负面义的价值指向，均在潜移默化地引导社会价值走向。而中性词则无明确的价值指向，在社会交往中缺乏论辩，在社会关系建构与文化塑形中缺乏活力。本文词汇素材的选择能更清晰地发现社会关系的互动与变化。

社交媒体的主体关系是对线下关系的模拟，是在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双向互动，但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等特征，社交媒体的阶层关系比线下关系更为复杂。网络对抗阶层是大部分有着相似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资源和心理感受基础的虚拟组织，但同时也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意见同盟（贾彦峰，2016）。基于“资源-财富-职业-年龄-性别”框架，可发现一部分指称阶层身份的词汇研究，比如“农民工”的弱势歧视话语表征（唐青叶，2012），“小姐”称谓与社会地位变化（揣月，2017），对于这些具体词汇的“新意”，社会基本达成共识，但这些研究缺乏阶层分析的系统性，同时也未考虑词汇传播的“基础设施”——社交媒体。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讨论四个层面的问题：1.近10年来的网络新词是否存在语义分歧？分歧在词汇生产者、言者、听者之间是何种关系？2.这些语义分歧能否并如何达成共识？3.在历史上新词如何打破话语壁垒延续其生命力？网络新词在不同的阶层文化部落之间流动的动力何在？4.较大部分网络新词从小众到大众扩散，并逐渐获得生命力，这将对当代社会与日常文化产生怎样的后果？

（一）网络新词的语义类别及其语义分歧逻辑

根据词汇语义学理论，心理空间是人们在交谈和思考过程中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的目的而临时储存的概念集，需要借用各种语义要素（elements）、角色（roles）、策略（strategies）及关系（relations）来建立空间域（王文斌，邬菊艳，2020：79）。表1中每个词实际上都根据分层范畴开展了角色扮演，在“他指”与“自指”时形成不同的策略，但无论是自嘲还是攻击，其对所指的心理情绪却始终固定。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1981：9）将词义分为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情感意义（affective meaning）、映照意义（reflected meaning）、搭配意义（collocative meaning）等。这套词义理论基本归纳了词汇中意义分歧的几个门类，“分歧”实质上是词汇产生出新的意义的“分水岭”，如同细胞“分裂”产生新的个体，词义也“分裂”出新的意义，并在网络使用中快速获得认同。

可依据利奇的词义理论发现词义分歧的部分逻辑：1.概念意义注重词义的上下文，概括所指对象的本质，是词的核心，这种非开放性的词汇导致了词义最难发现修辞变迁；2.内涵意义容易产生联想，比如由“程序猿”概念可以联想到“996”概念；3.情感意义是一个复杂系统，不完全是正面义与负面义的简单划分，比如我们从“巨婴”感受到鄙视或同情，从“社畜”感受到哀伤或不屑，从“躺平”感受到无奈或安心，从“韭菜”感受到愤怒或沮丧，从“后浪”感受到爱抚或抵触，词汇在情感上引申出的分歧；4.映照意义是一个词通过另一个词来传递意义，表1中的很多词汇正是在相互映照中产生更深层次意义，如“躺平的韭菜不好割”，句中“躺平”与“韭菜”两词相互映照，为“躺平”提供合理性；5.搭配意义是指不同的词搭配产生新的意义，比如“网红”单独使用时倾向中性，甚至带有正面情绪，但是当“网红”与“脸”搭配时，心理情绪则转向负面，暗指经过整容或美颜的模式化五官。

（二）网络新词语义分歧之后的意义共识

在语义分析中，有一个问题值得反思，即一个新词出现后，听者为什么能够普遍听懂？这是从分歧出现到共识达成的重要环节，这一问题涉及“概念先决条件”（conceptual prerequisite）（王文斌，邬菊艳，2020：79），即该词语概念化过程的背景知识框架。比如对于“韭菜”一词，无论是在游戏场景、股市场景，还是消费场景，该词的生产者、言者、听者都具备强者对弱者进行压榨的知识框架，因此该词在日常生活使用中，无需通过词与词的相互关联而生产意义，而能独立地形成认知模型，实现隐喻功能。与此类似，利奇（1981：21-22）讨论了意图（intended）与阐释（interpreted）的关系，即言者建构意义和听者阐释意义的相通性，有些意义是生产者和言者刻意形成的，有些是听者在理解过程中有意阐释的，但无论如何，意义是中立性的。当生产者、言者、听者处于不同阶层时，很容易出现意图与阐释的分歧，但这种分歧并非词汇的歧义，而是阶层的语义分歧。此外，具有共同生活体验的群体在同一“概念先决条件”的影响下，自觉地对某些词汇产生代入感，从而完成词汇的概念化。

语义分歧的共识实现离不开“概念化”过程。孙江（2020）根据中国实践修正了科塞雷克（Rienhart Koselleck）的概念范畴，即“标准化”“大众化”“政治化”和“衍生化”。“标准化”是指汉语新词经历翻译、转位、曲解的过程，“大众化”是概念由精英层面转向大众层面、由专业化转向日常化的过程，“政治化”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程度同步，“衍生化”是从“大概念”或“上位概念”派生出“小概念”或“下位概念”，而后者后来居上并成为主导性概念。孙江的“标准化”主要指近代中国与西方的“互译”，一些词汇在多种翻译中最后固定下来。而在本文的研究中，虽然也存在一些外语的翻译问题，如佛系（仏系）、社畜（しゃちく）、程序猿（code monkey），但是这些显然不是本质问题。在再定义过程中，这些词汇被论辩、被争夺，词汇获得释义、转位和曲解，其意义最终达成共识，这才是词义的本质。一些词汇在翻译过程中，意义发生的改变，是对本土社会结构的适应。“大众化”是词义共识扩散的结果，孙江（2020）认为“概念如果没有在大众中流通，就不能说是一个具有社会性的概念”，但是从本文的网络新词来看，“大众化”过程并不仅是精英层、专业层的“小圈”向大众层“大圈”的转化，更多的新词是从娱乐（动漫、游戏、明星、八卦、综艺节目）的“小圈”向日常生活“大圈”的转化。在不同阶层对新词进行论辩和意义争夺之时，新词即披上了“政治化”的外衣，如“Dama”在外媒报道后可能对国家形象产生影响，“逆袭”可能打破阶层固化的政治想象，“佛系”“社畜”“内卷”“躺平”的普遍性消极情绪可能对国家未来发展产生隐患。

（一）“民间化”：修辞主体变迁与定义权争夺

词义生产离不开话语主体有意识的意义建构，同时也需在社交互动中展开修辞，以此延续词义的生命。历史上不同阶段出现的新词与其历史背景具有一致性，社会概念的形成与社会思潮是互为因果的，以至于科塞雷克认为“一些译自西方的概念，既是东亚‘近代’出现的标志，又是影响其进程的‘要素’”（孙江，2018）。五四时期，以“西学东渐”的方式引进大量新词，这些新词相当一部分是在科学与民主大概念下衍生的政治概念或社会概念。这当然与“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社会运动息息相关。1980年后涌现的新词又与改革开放成果保持一致，如“包工头”“万元户”。这些概念在阶层上均隐性地指向知识精英、权力精英或财富成功人士，相比而言，2010年后出现的阶层词汇则更为细化，突破“精英-大众”的粗放型分类，这也符合“资源-财富-职业-年龄-性别”的分析框架，网络赋权使修辞主体多元化，并可从不同维度发现具有阶层意义的修辞策略。

五四时期主流新词引自西方的精英社会，并由当时国内的知识分子进行再定义，改革开放初期的主流新词来自官方文件和官方媒体，通过以政治成果和经济成果再定义的方式来激发社会活力。但从搜集的原始材料发现，2010年以后出现的阶层网络新词仅有少量来自冯唐、武志红等知识分子，大量源自民间。广义修辞学不仅将表达者和接收者都视作修辞主体，而且还关注二者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鹿晓燕，高万云，2016）。网络新词的修辞主体无论是表达者还是接收者都具有民间化特征。从新词的表达者来看，大部分都诞生于网络围观，网民也较多关注新词的意义与使用，而隐去新词的创作者。从修辞主体的层面来看，这些网络新词正是网络社会去权威化、去社会阶层化（陈昌凤，2013）、走向民间的表现。

非精英阶层在网络社交中获得知识生产与消费的话语权，这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赋能。新词生产属于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定义权。社交媒体出现后，官方的新词生产能力集中于中性词，缺乏社会论辩空间，在技术淘汰或政策终止后即随之消失。与之对应，具备价值指向的网络新词其修辞主体则出现“民间化”倾向，与上述“官方新词”特征截然不同。从本文的研究来看，阶层修辞的词汇生产与意义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汇聚了民意，甚至某些具体领域形成了相应的“阐释共同体”，在资源、财富、职业、年龄、性别等维度的词汇分别建构新的意义，从而在不同领域中互为修辞对象。从阶层博弈的角度来看，修辞主体“民间化”是网络赋权之后民众与精英之间对“定义霸权”（definitional hegemony）（陈龙，2018）的拉锯。

（二）“以退为进”：网络新词的修辞策略变迁与情绪动员

从表1中可发现，自2015年以来，带有直接进攻性的词汇越来越少。这一点相对于当今盛行的“网络戾气”（刘可文，蒋晓丽，2015），是修辞的进步。网络中不乏带有戾气的新词，如“喷子”“键盘侠”，但这些不在阶层话语的范畴内，因此不是本文研究对象。在阶层话语新词中，“退出”成为一种新的行为趋势。2016年以来，“废柴”“葛优躺”“蝼蚁”描写的悲观色彩开始呈现在网络中，“丧文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但2018年以后，这类词汇的全民论辩才正式出现，“佛系”“躺平”隐含意义在于“我不争了还不行吗”，而“社畜”“打工人”“韭菜”可能存在修辞学中“同情同一”的身份修辞，以此获得共同体认同，从而建构抗争主体，但是这种微弱的抗争意识也是在承认“我弱”的背景下完成的，仅仅表达了弱者被欺负的不满情绪，在对这些词的社会争议中，民间将其阐释为“我不玩了”的退出机制。

词汇使用者在很多时候以“弱者”甚至“受害者”的身份来解构意义，并试图通过意义扩散来实现全民狂欢。此时的“退出”机制已具备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论争意味。退出机制也体现在新词的社会情绪上，表1中的负面义词占据三分之二，这一点与五四时期对科学与民主的求索、改革开放初期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向往等积极情绪完全不同，甚至与二十年前互联网起步时网民对“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兴奋情绪也不一样。表1中的“正/中/负”反映了不同程度“抗争”与“退出”的情绪因素。“退出”作为一种消极情绪的策略，形成流行词汇之后，具有极强的扩散力和感染力，“情绪关系网络以情绪反应为主要凝聚动力，因此其不仅能体现社会的横向分层，同时可调动纵向上不同资源、地位、权力的参与……但互联网的媒介环境增加了掌握较少社会资源人员的个体情绪被觉察的机会，情绪传播在当今更容易实现‘破圈’”（刘珍，赵云泽，2021）。情绪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并能在传播过程中迅速形成一致的认同观。此时，“弱”“退”皆为有效手段，通过一种无需“讲理”的方式获得共情。诚然，“以退为进”只是当代网络新词中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修辞策略，在很大程度烘托了当下社会情绪，值得重点关注。这并非证明网络新词全部符合“退出”机制，“绿茶婊”“圣母婊”就具有显性的进攻性，“公知”也逐渐演化为具有明显歧视和侮辱性质的标签词汇，“土豪”“富二代”则具有明显的中性色彩。

（一）网络新词概念“出圈”的历史规律

综合表1中的分类可发现，阶层话语不仅暗含词义阶层指标（表1中的“分层范畴”），还指修辞者的阶层身份（表1中的“来源”）。这是词汇转化为概念的基础条件。新词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成为各个阶层的修辞工具，同时也逐渐内化为他们的群体性价值观。在语言学视角中，共同的话语方式和共有的词汇使用就是社会圈子的凝聚力约束。

纵观汉语新词繁荣的不同时期，修辞者均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圈层。五四时期主流新词引自西方的精英阶层，并由当时国内的知识精英再定义，在漫长的知识普及过程中逐渐由精英阶层扩散至社会底层。如社会、知识界、文艺界、恋爱、“她”等词，当时主流新词的语用限制了它们在日常口语中使用，而大部分出现于日常书面语。孙江（2018）以国族、学科、社会-文化、主义（-ism）四个角度来建构中国近代概念的轮廓，很明显这个轮廓下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学术性、思想性，这也是对时代特征的概括，说明这一时期新词的修辞者仍然局限于知识分子“小众”。随着“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出现”与“现代知识阶层的形成”（张灏，1999），这些概念也完成了“标准化”与“大众化”，逐渐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社会阶层话语的主流词汇。改革开放后，股民、股份制、公关等新词在报纸、电视的传播过程中扩散，很多新词一开始仅局限于精英阶层。从精英扩散至大众，是历史上新词走出“知识圈”的基本规律。2000-2010年之间出现的新词则以网络为主，修辞者局限于“网虫”群体。2010年之后，概念流动呈现出新的特点，从表1可知，很多新词具有异常高效的场景适应力与修辞者容忍力，由网络词汇到日常概念的转化效率极高，这使新词迅速成为任何修辞环境下无需临时定义的词汇。

以上是不同时期概念在知识圈层流动的基本路线，可以发现，五四时期的概念流动较慢，很多词经历了半个世纪才从专业术语转为日常生活的主流词汇，而2010年后出现的网络新词则“光速”地穿越不同阶层的认知范畴，形成“全民修辞”景观。本文借助“出圈”来概括网络新词从狭小的“专有名词”转向普遍的日常用词的现象。从前期的文献梳理可知，“圈”类似于一群人形成的“部落”，隐喻“去个性化”过程和不稳定状态，因为人们可以自由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Maffesoli，1996：6），不同的圈层间不仅有差异与区隔，更有“高低落差”，不同层级间有时也存在着对抗、竞争等关系（彭兰，2020）。本文认为专有概念的使用是某一个“圈子”的话语特权和共同体标签，最开始时类似于一个圈子的“行话”或“暗语”，当修辞者范围越来越大，词义冲破“圈子”边界之时，概念“出圈”便得以实现。例如，青铜、白银、黄金等词出现之初仅为游戏用语，此后以比拟修辞从游戏圈扩散，成为“鄙视链”（一种主观社会阶层关系）话语中的日常用语，实现“出圈”。

总结以上规律，可以发现概念“出圈”的一般特点：1.从虚拟空间到现实生活。概念发端于网络，网络生活的常态化导致“新词”的普适度蔓延；2.从小众到公众。小众并非精英，而是专门圈子（如游戏圈、金融圈），甚至封闭圈子的外泄导致“梗”的出现；3.从青年到全民。青年在网民中占比较大，且是活跃度较高的群体，可以发现很大部分的“新词”与青年相关，如“佛系”最初源于“佛系青年”的表达，但青年的“专属性”逐渐被剥离；4.从娱乐代号到公共关怀。无可否认，很多词汇最初带有群嘲、反讽的全民娱乐情绪，特别在自嘲的情境中更为明显。但随着新词扩散，对其的全民阐释产生反思性效果，公共关怀出现。

（二）网络新词概念“出圈”的阶层动因

从上述四个特点来看，概念“出圈”的动因与身份同一导致的意义扩散有关。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1969：20-21）在研究修辞动机时指出，当A与B的利益一致时，或被说服认为一致时，他们具有身份同一性，邓志勇（2011：41-43）在伯克修辞理论的基础上归纳出“同情同一、对立同一、无意识同一”三种修辞策略：“同情同一”是指在思想、情感、价值、观点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对立同一”是因为存在共同的敌人而同一，“无意识同一”是指潜移默化地使受众无意识地认同修辞者。采用这一理论来分析表1中的词汇，可发现很多词汇通过身份同一来建构阶层关系，并通过“俗气”的非专业表达来实现身份认同，由此可以洞察新词流动机制：在负面义的词汇中，“自指”时一般为同情同一，以此来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并在广泛的调侃中聚集心理上的同一身份，在此过程中，言者与听者存在一种默契，词汇内容即使不表达相同情感也能被理解。比如“打工人”“佛系”等词，在“自指”时能产生反身性效应，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一自我修辞行为，从而使参与者的行为与认知相互作用，产生身份同一，概念“出圈”从而实现。相反，负面义中“他指”的词汇一般为对立同一，“他指”的对象即言者与听者的“共同敌人”，比如“Dama”在外媒的产生之初即让读者产生了不友好的感觉，充满着对傲慢与粗俗的鄙视，同样还有“绿茶婊”“巨婴”，“婊”是传统道德所不容忍的公敌，“婴”代表对公共社会造成隐患的低智低能者，使用这些极端词汇将对象进行“符号化”。

通过身份同一理论，至少可归纳2010年以后网络新词“出圈”的两个阶层动因：第一，话语“去精英化”。2010年以后的网络新词与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是截然不同的，不会出现曲高和寡的局面，相反，这一时期出现的新词十分“亲民”，极力迎合民间价值与底层情绪，使得新词如“病毒”快速获得认知母体；第二，知识“去壁垒化”。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不同于五四时期报刊的“科普”、改革开放时期官媒的“普法”，也不同于2000年以来网络技术带来的知识壁垒和物质壁垒，社交媒体的数字鸿沟可能仅存在于婴儿与老年人，随时随地对时代的群体性心理进行修辞与释义，而当具有概括功能的词汇让多数人产生共鸣时，其使用率迅速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与新词生产不同，概念“出圈”并非意味着公众对概念的内涵达成共识，新词生产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共识的，这也是新词出现的最初阶段为何会聚集阐释共同体的原因，而概念“出圈”是新词在扩散过程中的意义旅行，是不同阶层出于不同目的共同使用词汇做出的不同释义。周葆华（2021）认为“折叠”是与“出圈”相互交织的两个维度：一方面，“折叠”指向话题层面上网络事件的阶层差异性，即不同社会阶层因其社会经济文化形态的差异可能生成不同的舆论事件，另一方面，指向观点层面上不同价值观群体的差异。在本文看来，概念“出圈”之后，不同阶层的阐释即一种“折叠”状态，科塞雷克认为“一个概念的重要性或关键发展，常常不在于频繁使用，而是取决于被论辩的强度，或在某个历史时期和关键时刻的多义性和争议性，或在观察和解释社会、政治状况时的不可或缺”（方维规，2020）。可见，“折叠”越密集，概念的论辩程度就越高，概念对社会也就越具有重要性和关键意义。当今网络社会争辩较多的词汇包括“佛系”“996”“后浪”“社畜”“躺平”“内卷”等，建构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而不同的结构方均站在各自立场进行阐释。

表2中A与B是根据社会阶层建立的对应结构，所选词汇衍生的观点差异性是财富、资源、年龄、职业等阶层差异性所决定的，即在阶层关系下形成了词义论辩和价值争夺，不同阶层对同一个词的不同阐释视角，不仅是词汇概念化的必要程序，更是概念从“小圈”到“大圈”完成修辞者扩张和词义扩散的历程。概念的多元意义“折叠”是概念“出圈”的必然后果，避免单一的社会观点统帅社会思潮，这也是近10年来新词浪潮的走向。

网络新词“去精英化”不仅仅针对词汇使用者，同时也针对词汇的所指对象，也即网络新词能更有效地定义民众生活，其文化视线是向下倾斜的。“去壁垒化”也能激发普通民众参与社会阐释、论辩的兴趣与欲望。然而，作为一项批判性研究，本文更倾向于提出网络新词为当下社会可能带来的危机、隐藏的风险或潜在的破坏力。

（一）消极动员的价值指向

现代社会分层理论兴起于工业时代，结构性的工业生产模式注定了人的“职业”具有天然的权力和财富生产力，提高工业生产率的知识技术也成为知识精英的权威来源。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新词的生产权（命名权）由知识精英控制，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也顺应这一潮流，如五四时期出现了民主、科学、市场、企业、细胞、神经等与现代政治、经济、科技相关的新词，这些词汇普及了现代知识，塑造了国民的政治意识、商业素养和文化精神，具有“精神动员”效果，当然这种动员能力也是附着于当时的大众媒体（报纸）而展开的。同理，改革开放初期的词汇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市场动员效果，“万元户”“家电”等词汇为人们树立了参与市场竞争的目标。命名使原本是动物式生存的劳累操作同时从指称与愿望两方面获得了一种含义，这既是一种价值性解释，又是一种客观对象化，命名使主体获得了对行为最起码的反思性自我意识，从而上升到了将规律与目的相统一的人类性劳动水平（尤西林，2017：84）。从本文所搜集到的资料看，除了官方的技术中立词与政策陈述词，有较大数量的词汇具有消极动员效果，这种效果来自于网络空间的共同阐释，例如，“富二代”在阐释中的阶层想象并非“努力”获得，而是“继承”获得，隐含有阶层固化的价值指向，进而劝说非“富二代”们放弃努力。这种消极动员是“以退为进”修辞策略的直接后果。2018年以后，具有生命力（根据研究对象的遴选标准）的新词均有消极动员功能，其背后的价值指向在于“放弃努力”“无需挣扎”“接受现实”，对传统励志语言表示不屑，并对其贴上“鸡汤”标签。消极动员的特点在于，并非鼓动人们主动抗争，也并非建构“反智、反精英、反权贵的话语体系”（贾彦峰，2016），而是以“劝退”开展动员。

（二）消极动员之后的“全民抑郁”症候

实际上，消极动员的观念并非最近几年才产生，而是一直存在，如被称为20世纪精神困境先知的卡夫卡（Franz Kafka）在其文学作品中所言，“我最擅长的事，就是一蹶不振”，契诃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所说的“我没有钱用，但又懒得去挣钱”，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所说的“我没有喜欢过工作，我的目标永远是得过且过”等。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只言片语虽然被摘抄甚至流传下来，但并未形成流行性观念，也即并未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共同阐释或论辩。是否形成流行性观念的判断依据为：第一，媒体（包括自媒体）是否广泛使用和深度阐释；第二，学术论文是否开展理论性探讨；第三，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是否在公共发言中采用。近年来，当这些消极观念浓缩为词汇，并提炼概念之后，以上三个判断依据均符合现实情况，正因此，这些词汇的社会反馈力也开始涌现。作为一种社会后果，网络新词所呈现并进而引导和动员的社会消极心理是值得关注的，劝说全民“放弃”和鼓励全民“退出”是一种“集体抑郁”症候，正如有学者在研究网络词汇时所言：“他们以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将短板放大或把责任归咎于社会，随之而来的就是消极暗示的增强、自卑情绪的放大和仇视心态的生成。久而久之，个体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在‘丧声’中消解。有了‘丧’的心理基础，‘佛系’的流行似乎顺理成章”（蒋建国，2021）。

（三）阶层撕裂的“常态化”风险

普遍性的社会焦虑需要一个排泄口。由于生产主体（命名者）的去精英化，网络新词的价值取向并非如同五四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宏观指导性和抽象教育性，而是微观针对性和具体指向性。新词的概念化不仅意味着客体的对象化，更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消极动员效果的词汇中，客体与自我形成一种对立关系。例如：“富二代”是对客体的对象化，穷二代则是在自嘲中形成自我意识；“绿茶婊”是对利用外表“走捷径”的青年女性的客体对象化，与传统道德形成对立。对立性的概念便于生产身份性标签，因而有助于“身份政治”的生长，即在网络社交中，快速将对方归纳于哪一类人，并贴上概念进行传播。福山（2018/2021：81）在研究“身份政治”时否定了经济学对物质资源或利益行为驱动力的认可，因为经济学家“忘了激情，也就是灵魂里渴望得到他人承认的那个部分，可以是平等激情——被承认与他人在尊严上平等，也可以是优越激情——被承认高人一等”。由于对浓缩概念的承认，人们认定某一类人即为自我的对立面，因此祛除经济学上的理性层面，而表现出与另一类人的敌对情绪，甚至狂热状态。“唯身份”正在形成一种“新部落主义”（福山，2018/2021：i-x iv）。在男女互厌、老少互嫌的状态中，网络新词均起到了“催化剂”的效果，“普信女”“娘炮”都是站在男性视角凝视女性而生产的词汇，是以性别为基础的一种阶层想象，强调男性的优越感。相比于五四时期，“她”（黄兴涛，2009：1）是在男性尊重女性的基础上出现的词语。当然，本文并不敢武断地声称网络新词引发了社会阶层撕裂，但通过对网络新词的语义、语用、语境分析，可发现网络新词在阶层互动关系中产生了消极动员效应，“折叠”和“出圈”引发的共同阐释，导致阶层撕裂。

（四）“非审美性”词汇的社会情绪沟通

研究至此，网络新词的出现也并非一无是处，以上所述是一种文化反思与批评。实际上，“以退为进”的修辞策略让新词在生产过程中弱化了“进攻性”。含蓄地引导价值观，这已是一种理性。词汇的概念化范畴之一就是词义的“大众化”，放弃精英语言，而采用民间建构的非主流语言，这是语言意识的觉醒。

但是，语言伦理本质上是“社会价值编码的规范化”，而大众本位语言伦理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它的“非审美性”（李萌羽，2021）。语言附着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美感是语言伦理的来源。产生于民间的词汇或概念不仅仅是“民意的反映”，而且是以通俗且便于价值流通的文化介质来扩散民间思想。这种“民间”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底层，而是指向多元的非官方身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代语言的美学依据，而且简化了社会交往的意义提炼，增加了情绪表达的渠道。

本文研究的词汇是带有价值指向的。很明显，无论正面义或负面义，这种价值指向附着了情绪倾向，它在成为网络辩论工具的同时，也让话语参与者在网络中以理性的方式“解压”或“泄愤”。这是概念“大众化”的基本功能，非官方造词虽然不具备官方造词的学理意识和审美意识，但是粗俗的风格是情绪表达的重要途径。结合上文提及的阶层理论以及词汇素材，情绪侵蚀到由权力、财富、名望决定的阶层关系，并可从资源、职业、地位、性别、年龄的结构进行分解。在当下社会中，由于数字鸿沟等不言而喻的原因，老年人并不掌握“造词”能力，但从词汇素材来看，具有网络话语优势的年轻人除了对“大妈”“大爷”等普通词汇进行重新释义，并未生产明确指向老年人的词汇，相反，年轻人通过“佛系青年”等词汇进行“自嘲”，修补资源、信息不对等造成的阶层裂痕。从这一点来看，网络新词的积极意义在于大众化的“非审美性”所带来情绪沟通功能。

本文并不敢断言2010-2021年这一阶段是我国近代以来概念史的一次重大转折，但可以发现，随着社交媒体普遍性介入日常生活，大部分新词在事实上实现了从线上到线下的公共性回归。这一时期的新词带有强烈的网络气息和习性。网络最主要的习性在于平民主体与多元意义，带有隐晦的抗争性，形成“内容极化”但“表面平和”的意见气候。通过社会阶层关系下网络新词这一微观“切口”，笔者觉察到了社会思潮宏大序幕下的些许光斑。既定阶层框架之下的新词意义生产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过程，具备迅速传染的思潮特征，介乎于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并兼有启蒙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诸多要素。部分词汇依据“主观社会阶层”在网络话语中建构了想象的社会结构，在此背景之下，网络新词的“退出”意识具有保守主义“温和而稳定”“放弃对终级价值、目标信仰的追求”（郭德宏，2004）等特点，但并未放弃激进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公共关怀，因而才出现以“退”为形、以“进”为神的矛盾状态。同时，网络新词并未沿袭传统启蒙主义思路，动员民众通过积极抗争以夺取权利（包括民族权利），而是反其道行之，让民众在资本游戏中“恍然大悟”，审视自身在制度机器面前的渺小与无力，这是一种“止损式”启蒙。此外，网络新词修辞主体“民间化”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但是这种“对内”的网络新词与“对外”新词完全不同，后者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例如“国际绰号”将“爱国”行为简化为对想象敌的侮辱性身份标签，将启蒙理性和经济利益的现实需求抛掷于身后（彭华新，2022），本文研究的网络新词以国内阶层关系为语境，相比而言，虽然这种“民粹”具有“阵发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Taggart，2000：5-8）的反精英特征，但在形式上隐蔽了民粹主义的“攻击性”修辞。作为一种文化反思，本文特别注意到网络新词在缺乏争辩情况下的民粹主义倾向，即易于形成“弱者”自辩的武器。对个体而言，一些概念潜在地证明了“懒汉”的正当性，支持“懒汉”获得平等的社会权力，但忽略其义务和社会责任；对整体而言，一些概念在倡导消极的人生观，制定“幸福”与“成功”的多样化标准，在“反鸡汤”与“反成功学”的面纱下向父辈、精英、权力宣战。在社会阶层关系下研究网络新词，可以理性地梳理这种“弱者”自辩的逻辑、动因，防止民粹泛滥。

在社会结构上，一些新出现的词并不一定就是“非主流”社会用语，部分网络新词在社交媒体中可以迅速获得广泛认同而成为“主流”社会用语。“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辩实质是话语权的争夺，一些人希望制造“梗”，也是在试图生产概念，占领话语权高地，谁获得概念的制造权，谁就有拥有阐释社会意义和传播社会心理的话语权，谁就具备了调控意见气候的能力。这也说明了新词生产、概念化在当下社会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不足在于，虽然本文将最近10年间的网络新词置于历史长河中，对照不同新词繁荣阶段进行历时性分析，但囿于史料所限和篇幅所限，本文并没有将最近10年的网络新词与其他历史阶段的新词进行直接的比较研究，而是将历史的不同阶段作为研究网络新词的背景，突出网络新词的现实社会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网络新词的历史价值。

本期执编/王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