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蒂姆·墨菲
据匹兹堡邮报报道，就在本月月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蒂姆·墨菲敦促一名曾经与他发生过性关系的女子去医院，希望她能终止妊娠，因为他表示自己“患有无根据的妊娠恐惧症”。
而就在此报道登载的同一天，蒂姆·墨菲投票支持了“妊娠二十周之后禁止流产”的法令。事实上，蒂姆·墨菲曾经支持过不少反堕胎相关的法令，他不仅仅在削减美国计划生育协会的经费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也投票赞成通过第14修正案中的胎儿权利保护。
两相对比，这条“打脸”丑闻正好提醒了我们，尽管蒂姆·墨菲如此强调“保护胎儿”，但他的“反堕胎”行动也仅仅是华而不实的花言巧语而已。
这个反堕胎行动的目的并不真的是为了保护胎儿，而是为了通过法令去控制女性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就在今年1月，蒂姆·墨菲还在脸书上写道：“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漠视脆弱生命的国家，这是何等可悲耻辱！”这条推文的目的是为了鼓吹H.R.7提案，一个永久终止对堕胎中心进行联邦经济资助的提案，该提案也将永久终止提供流产保险服务的偿还金。
对此，蒂姆·墨菲的绯闻对象香农·爱德华兹向他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因为她实在无法理解这个虚伪的男人怎么能在她怀着他的孩子时强迫她去流产，却在那之后进行了关于反堕胎的演讲。
蒂姆·墨菲对她的回应则是说他本人没有亲自写过任何一条关于反堕胎的脸书推文（是他团队的工作人员写的），而他“读过后都回避了”。
2017年美国“March for life 生命游行”
然而就在两天后的1月27日，蒂姆·墨菲发布声明，称对于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第44届“生命游行（March for life）”表示支持。
不难看出，蒂姆·墨菲热衷于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无私的、为了保护胎儿利益的拥护者——一个典型的反堕胎人士的公众形象。
但他私底下对香农·爱德华兹的所作所为，或许才更加符合反堕胎行动的特点——一个普遍蔑视女性性权利的行动，一个打着“支持生命（pro-life）”旗号鼓动群众支持“反堕胎权利”法案却置女性安危于不顾的行动。
营养不良的儿童
事实上，这些反堕胎立法者的主张经常充满着矛盾：他们一面声称要通过立法保护女性和未出生的胎儿，但随后，他们对于最需要政府支持与帮助的母亲和已出生的孩子的权益却视而不见。
墨菲远不是一个例外。就在前不久，墨菲所在的州政府通过了“20周之后禁止堕胎”的法令，说是“为了促进生命文化”，可与此同时，他们又拒绝为一项惠及全州九百万个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儿童医疗保险计划”重新审批拨款。
早些时候，墨菲或是他的团队成员，还在他的脸书上写道：“我们将再次成为一个从怀孕的那一刻起就授予生命光辉荣耀的伟大民族，我们向大家保证，美国公民纳税交的每一分钱都不会用于终止任何一条生命。”
很显然，他们忘记提醒大家这不过是一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法令。
而除了虚伪的政客们，保守宗教势力也紧盯着生育权利，他们甚至对未受精之前的子宫也虎视眈眈。
基于特朗普政府在本月月初发表的新规定，美国的雇主现在可以无需把避孕（birth control，又译作“生育控制”、“计划生育”）项目包括在他们提供给雇员的健康保险计划之中了。
所有的雇主现在可以出于道德或宗教考虑，选择取消给雇员提供的健康保险中的避孕项目。这一点和奥巴马时代一项可以使六千二百万女性无需自己花钱就能得到避孕保障的规定截然相反。
奥巴马时代的该项规定，在生效第一年就为女性在避孕上省了十四亿美元，并创造了意外怀孕数量有史以来的新低，以及美国自堕胎在1973年合法化之后的最低堕胎率。
不过，特朗普政府和这项新政的拥趸则认为这项新政是宗教自由的新胜利。司法部长杰夫·赛辛斯即在一项声明中称：“除开极端的例子以外，没有人应该被迫在信仰和联邦法之间二选一。”
保守派基督徒如今反对避孕，虽然他们曾经大范围沉默，甚至略微倾向于支持避孕。如今一部分活跃在反避孕舞台的人是福音派教徒。
在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判定，“可负担保险”法令强制要求营利组织 —— 例如由基督教浸信宗家庭运营的连锁手工店霍比罗比公司（Hobby Lobby）——付包含避孕项目的保险保费这一规定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宗教自由。霍比罗比公司这一判例把基督教福音派推向了反避孕运动的前锋。
作为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南方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赫勒在其2012年的文章《基督徒可以使用避孕用品吗？》中写道：“福音派的良心在七十年代晚期被惊醒了，当（他们发现）他们无法改变堕胎这一血腥事实。我们应该仔细考量这其中的道德争议。”
2016年3月23日，修女们在华盛顿最高法院门口游行反对平价医疗法案中包含避孕项目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在1965年的一项判决，选择避孕与否是应当被维护的个人选择。而显然，这个想法并不能被所有人接受。
正如记者帕特里夏·米勒在她的《忠实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廷关于堕胎的争论》一书中指出，当时的很多天主教徒认为避孕违背了“上帝和自然的法则”， “避孕是可耻的并且本质是邪恶的”。
而教皇保罗六世坚持了教廷禁止使用避孕用品的态度，并且重申教义中对性别分工的解释。他写道“婚姻最基础的本质，不仅是让夫妇二人结为一体，更赋予他们产生新生命的权利 ——这是男人和女人最本质的法则”。
毫无疑问，该言论“是对于女性非常保守的看法，无异于宣称女性就是被期望是做母亲的”。
反对避孕的理论依据来自于两个圣经故事，第一个是神关于“要多产并繁衍”的谕令，第二个则是神杀死奥南（Onan），因为他丢弃了他的精子，从而使他兄弟的妻子无法产下子嗣。
“他们的底线在于他们认为精子是神圣的”，帕特里夏·米勒解释说，“这是基于一个’人是全部由精子孵化而来，而女性仅仅是一个容器’的古老的误解”，结果就是天主教教义断称“每一种性行为都必须是为了迎接新生命做准备”。
不过现实是，大部分天主教女性信徒根本不在乎禁止避孕用品的规定，且大部分年轻的美国人也都支持堕胎自由。
于是教会自二十世纪以来就一直挣扎着想要阻断女性获得避孕用品的渠道。到了世纪末，教会主教们发现他们可以利用保险，正如米勒所言，“用法律来阻止神坛所不能阻止的——女性对避孕用品的使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健康保险中增加避孕用品保障的计划一再遭到拖延。天主教主教们游行反对任何把避孕用品包括在健康保险覆盖范围之内的计划，甚至提起诉讼，诬告避孕用品在保险中被覆盖是对他们信仰的侮辱。
一项由天主教领袖们提出，并被保守福音派人们接受的观点是：一些避孕用品，如子宫环和避孕药，实质上与堕胎无异。在这种逻辑下，要求公司提供包括避孕用品的健康保险与强迫他们堕胎是一样的。
在2011年，枢机主教丹尼尔·迪纳多，同时也是当时在位的美国天主教主教反堕胎联盟主席，声称他反对以艾拉（Ella）为例的避孕药物。他认为药物艾拉通过抑制孕激素延迟排卵，因而和堕胎药无异（显然他的观点和科学研究相悖）。“反对堕胎的美国民众 —— 无论是不是天主教徒——一经听说此事，会激愤于他们缴纳的保费竟被用做这种用途。”
霍比罗比公司的判例允许了公司因宗教信仰而对他们的避孕用品在保险中被保障与否做出妥协。此种妥协实际上在某些非盈利组织中早已存在。
2017年5月4日“全国祈祷日”，特朗普和“贫民救济修女会”的修女在华盛顿白宫握手。
但接下来的几个最高法院案例，包括一个由天主教修女运营的“贫民救济修女会（the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则认为允许他们的雇员通过其它渠道获得包含避孕用品的保险也会违反宗教自由。
所以当特朗普政府在本月月初颁布此项关于避孕用品的新规定时，美国的主教们称之为“常识的回归”。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宗教领袖把避孕粉饰成宗教自由问题的影响力。
“这个国家宗教自由的传统意义本在于你可以自由选择信或者不信某个宗教。但声称你的宗教自由被一个使用保险计划得到避孕用品的女性所侵犯，这是对于宗教自由的极端解读”。
原文作者：Jenavieve Hatch、Antonia Blumberg
翻译：女声编译组 | 叁、sss、y.j.
校对：女声编译组 | Kelly、青语
编辑：山柰
原文地址：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he-urged-his-mistress-to-have-an-abortion-then-voted-to-ban-other-women-from-getting-one_us_59d4dfcfe4b0218923e6b3e7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contraception-religious-liberty_us_59d7da35e4b0f6eed35039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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