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皇帝的传记大致可以分两类，一种是基督徒写的，一种是异教徒写的。今天要讲的就是一部基督教徒写的题目是《论迫害者之死》（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的传记，作者是
拉克坦提乌斯
（
Lucius Caecilius Firmianus Lactantius
），他活跃于戴克里先至君士坦丁时代，是早期基督教神学权威、教会史家，也是基督教创教和护教教父。他是
思想战略型
神学家，重量等级稍逊于
奥古斯丁
，略等于
尤西比乌斯
。
▲亚琛大教堂入口，上帝城彩绘
随着罗马城邦共和体制的瓦解，以及君主帝国体制的出现，罗马公民与元老院的地位被君主一人取代，国家的政治身体与国王的自然身体合二为一，国王的教养、性格、德性、缺陷，甚至生老病死，这些本来是属于偶然性的因素也升级成足以动摇整个帝国根基的要紧元素。从阴郁多疑的帝国第二代皇帝
提比略
开始，主宰帝国沉浮的不再是罗马元老院统治集团的稳健、野心或者对荣耀的追求，而是皇帝们的个性、教养及其奇葩喜好。对帝王的性格的观察、描述以及对其德性的教育自然成为史家议题，因此，罗马帝国史越来越具有君主私人传记的特点，对政治问题的思考也大都围绕君主的个人生平展开。这个书写传统一直持续到马基雅维利甚至更加晚近的时代。
莎士比亚
曾经说过：
“君主的薨逝不仅是个人的死亡，它像一个漩涡一样，凡是在它近旁的东西，都要被它卷去同归于尽；又像一个矗立在最高山峰上的巨轮，它的轮辐连附这无数的小物件，当巨轮轰然倒塌的时候，那些小物件也跟着它一齐粉碎。国王的一声叹息，总是随着全国的呻吟。”（《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三场）
《论迫害者之死》写作时间是在公元
312
年《米兰赦令》颁布之后，该赦令赐予了基督教合法地位。拉克坦提乌斯描写了一系列迫害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的悲惨死状——特别是那些同代君主，如戴克里先、马克西米安·埃库利乌斯、伽勒利乌斯、马克西米努斯等，亲历基督死敌的暴死，何等快意恩仇！这些迫害者的殁亡很自然地就被史家用来彰显上帝的惩罚。这部传记篇幅不大，但修辞华丽，充满凯旋基督徒的烈怒和傲慢。这与两个世纪之后，拜占庭异教历史学家
佐西莫斯
（
Zosimus
）绝望低语以及
普罗科比
（
Procopius
）著名的愁苦诅咒形成鲜明对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历史层面，诚哉斯言。
《论迫害者之死》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它的标题。古代传记，一般都用
“
vita
”
这个词做标题，就是“生平”的意思，字面意思是生命、生活，但是，拉克坦提乌斯的标题却是
“
mors
”
，意思是“死亡”，这提示了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历史编撰统绪中的反动意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体革命，这场文体革命仅仅是古代晚期那场翻天覆地的
文化大革命
的一个分支。拉克坦提乌斯的时代主旋律是基督徒的翻身解放，对此，必须从史学层面予以表述和配合，这要求一种新的历史编撰格式和体例，这部传记正是一次这样的的尝试。
基督教凯旋之前的希腊罗马古典史学传统没有为基督教的启示做任何准备，这是两种史观截然悖反的传统（优西比乌的历史著作
《福音准备》
与此相关）。古典的史撰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如实记录人类的大功业，免得被后人遗忘。基督教则出身卑微，历经苦难和屈辱，缺乏伟大题材，卑微身世决定了他们的另类诉求，他们抛弃了古典史撰原则，另辟蹊径。先知书、使徒传记、启示录等圣经文学是最趁手的能够激发其灵感的文献范本，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塑造了基督教史撰原则和精神品质，那就是对历史的审判。其中，一种基于基督徒苦难经验的革命性政治教义得到特别阐发，——
谁受苦，谁统治
。苦难化身正义，成了统治的正当性资源。后世诸多激进的政治构想都受此激发。
▲Lucius Lactantius，250-320 C. E
这就是教父们开创的被称作
“教会史”
的史撰传统的内在理路。这里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基督徒们虽然是一种特殊群体，但他们的联合方式（教会）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城邦和国家没有本质的差别，因此，他们的“教会史”就是一种新的
“国家史”
，这种史撰为一种崭新的国家服务，那就是上帝国（
civitas dei
）。拉克坦提乌斯的《论迫害者之死》居于这个书写传统的初期，它的意义在于提示我们，
上帝国的新生开始于世俗帝王的死亡。——帝王们的死亡是上帝国历史的起点。
上面这个议题或许可以引出另一个议题，那就是
“
政治体的终结或死亡”
的议题。我们知道，十七世纪的
霍布斯
像古希腊医哲
盖伦
（
Galen
）诊断人体一样，在国家的政治身体上诊断出了十一种能够导致政治体贫弱和死亡的致命疾病。关于政治体、君主、作为自然个体的国家政要，甚至他本人创建的利维坦的衰朽和死亡也是霍布斯重点讨论的话题。这个话题在卢梭、维柯、洛克、格劳秀斯、博丹、莎士比亚、马基雅维里等人的著作里一再出现，并且成为近现代政治哲学中的典范议题，霍布斯和
莎士比亚
对之尤其关注，这个议题特别能够引起英国人的注意，它似乎禀有一种专属于英国人的“英国性”，甚至是一种
“英国病”
。
对政治体死亡的严重关注，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世界中是见不到的。在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波利比乌斯等人的主流观点中，政治体只会在健康与腐败的若干种形式之间来回流变，但政治体彻底终结与死亡的观念却十分罕见，在古典文献中几乎不存在，索福克勒斯的
《安提戈涅》
可能是个微弱的例外，
斯多亚学派的宇宙大火
虽然可怕，但与基督徒愿景中的末世终结是两回事。这也许是由于古代异教徒都采纳了万物复归、永恒循环的自然与历史演变观念，但是这种观念被基督教的线性自然与历史观以及圣—俗二元视野所终结了。——正如在古希腊语境中，“革命”这个词的含义仅仅是政体间的流转不息，其毁灭性的激进含义则是基督教传统后来的添加物。
▲奥古斯都铜雕
对罗马皇帝传记文献的研究，最终值得求证的议题是：政治体的死亡是近现代政治理论的一个核心关注点。
对死亡的敏感体认
，或隐秘或公开地，主宰着政治哲学家们的思考方向，这与罗马帝国晚期出现的崭新的史撰传统——“教会史”——有直接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
编撰“
教会史”的神学家们贡献了最早的政治体死亡标本。
“教会史”的意图不仅在于编撰一部“上帝国”的国史，而且还在于提出一种特殊的、指向终末图景的历史神学和政治神学，它起源卑微，但塑造了
现代政治的灵魂
。——总会在某一个时刻，利维坦要死于致命的疾病，政体会坍塌，契约会被撕碎，法权终止运行，公民们褪去文明的衣袍，露出狼的意志，世界不再稳靠，深深地沦入一种“前政治”状态，一种可以是田园牧歌的黄金时代，更多的则是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总之，万物似乎都来到了一个绝对终点，同时也是一个绝对起点，它神秘、神圣、令人恐惧，它摧毁人的荣耀，打击人的傲慢，夺走人的那一点可怜尊严，这是一个绝对静默的时刻，类似第七印被揭开之后世界所经历的
那半个小时的寂静
（et cum aperuisset sigillum septimum factum est silentium in caelo quasi media hora.
Apocalypsis
8:1）。
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代著作家这样如此被彻底的瓦解和死亡意识所席卷。正如圣经《启示录》尾声：
“我看见了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和地已经过去了。”
事实上，从古老的希伯来立法先知开始，中经福音书作者、使徒、圣徒、教父，一直到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在这个巨大的政治神学写作传统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对“新天新地”的
渴望及其折磨
中完成他们的思考的。
2015秋“海国末届年会”发言稿
2019秋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