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最新版教科书关于“武王伐纣”的表述
文 | 杨津涛
现行七年级初中历史教科书，在第4课《早期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中讲到“武王伐纣”这段历史时，是这样说的：
“商纣王……对外征伐，耗费国力，同时修筑豪华宫殿，对百姓征收繁重的赋税，还施用酷刑，残害人民。”“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各地势力，组成庞大的政治联盟，与商军在牧野决战，商军倒戈，周军占领商都，商朝灭亡。”
在该课的“课后活动”中，还有一道思考题：“总结一下，夏、商、西周三朝灭亡的共同原因。”参考教材中“桀不修德行，统治残暴”、“周厉王与民争利”等其他相关描述①，该思考题所问及的“共同原因”，显然指向了“统治者腐败、残暴，引致人民反抗”这样一个答案。
但甲骨文及先秦史籍所见的商周鼎革，并不是教科书呈现的这种面貌。
商、周本为世仇
1、商君武乙亵渎周人信仰，在周地神秘死亡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下一个传说：商朝国君武乙曾经亵渎周人信奉的天神，后来武乙在“河渭之间”打猎时，被雷击而死。所谓“河渭之间”，即黄河和渭水间，是周人统治的核心地区，武丁死在这里，意味着是受到周人所奉天神的惩罚。
对于这个传说，现在的学者大致有以下两种解释：
一是从信仰上看。如日本学者、文字文化研究所所长白川静认为：
“对天的信仰为周人所固有……武乙的传说是对这个信仰的挑战，侮辱天神的行为，同时就是作为神圣帝王而拒绝了周人的信仰”“武乙僇辱天神的传说，可视为其宗教纠纷的表现”。②
二是从军事上看。如先秦史学者、中研院院士许倬云分析：
“文丁的父亲武乙猎于河渭之间，遭遇暴雷震死。武乙河渭之狩，未必只为了畋猎，大约也多少有以兵威镇慑周人以防反侧之意。暴雷震死又太古怪，未尝不可能是其他死因的掩饰。”③
无论是以上哪一种情况，商、间早有矛盾，是不争的事实。
2、周君季历开疆拓土，被商君文丁所杀
季历在位期间，周开始开疆拓土。他先是奉商朝的命令，征讨西北的鬼方，得到商君武乙的赏赐，古本《竹书纪年》说，
“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毂、马八疋”。
后来季历又率军征讨山西地区的戎狄，被商君文丁（武乙之子）封为“牧师”，即诸侯之长。此后，季历继续在山西地区开疆拓土，如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周人不断扩充国土，让商人倍感威胁，文丁遂设法囚禁季历并杀死了他。
3、纣王囚禁周文王
季历死后，他的长子姬昌即位（即周文王）。姬昌继续扩展势力，并且在商君帝乙二年，发动了一次意在复仇的伐商战争。事后，帝乙将妹妹嫁给姬昌，作为安抚。④帝乙死后，纣王即位，封周文王为“西伯”，即西部诸侯首领。后来周文王触怒商纣，又一度被囚禁在羑里。
周文王回国后，维持对商朝表面上的臣服的同时，积极扩张，先后灭了密、黎、邘、崇等诸侯。
共行天罚or解决饥荒？
周武王“替天行道”讨伐作恶多端的商纣，此说所依赖的主要资料是《史记》。
按照《史记》描述，周武王组织“孟津观兵”，其他诸侯都说“纣可伐矣”。武王却说“汝未知天命，未可也。”直至两年后，周武王“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才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打出“共行天罚”的旗号来替天行道。
这段描述在事理上有颇多不可理喻之处。一者，“孟津观兵”本是为了伐纣，即便只是“军事演习”也仍形同对商的一种政治挑衅；二者，周及诸侯之军群集孟津本属不易，人力物力消耗甚巨。周武王解散联军的率性做法，对敌人而言，形同给了商两年的准备时间；对盟友而言，无故消耗他人的国力，形同“烽火戏诸侯”。鉴于“孟津观兵”一事在司马迁之前不见于典籍，此说的真实性是相当可疑的。
如果“共行天罚”之说缺乏依据，“武王伐纣”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左传·僖公十九年》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被记录了下来：
“昔周饥，克殷而年丰”。
据此，民国历史学者张荫麟，在其所著《中国史纲》中推测：
“可见牧野之战，也是周人掠夺粮食、竞争生存之战。武王是知道怎样利用饥饿的力量的。”⑤
考古发现也确能说明商末气候恶化，曾经发生干旱。比如，殷墟文化二至四期已经发掘的一些墓葬和水井，呈现不断加深的倾向，说明地下水位在持续下降。⑥从甲骨文中的卜辞看，自商末文丁开始，祭祀用的牲畜最多只有“三牢”或“五牢”，而在此前，商人一次祭祀使用的牲畜能有数十，乃至数百头。牲畜的减少，应该与气候干旱，水草退化有关。史籍中“洹水一日三绝”、“河溺而商亡”等记录，也反映了这一情况。
长期研究西北历史环境的学者王晖、黄春长认为，商末的干旱迫使商人向东南发展，也让周人不得不一再向水资源较充足的地方迁都。他们指出，
“周人克商的牧野大战发生在大旱之年，其直接导火索是为了解决因旱灾发生饥荒的生存危机，是周人为了寻找生存出路而作出的举动。”⑦
“解决饥荒之战”，显然比“共行天罚之战”更有史料依据。
商军倒戈or血流漂杵？
历史教科书将商军倒戈，作为武王取胜的一项重要原因，其来源同样是《史记·周本纪》：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人。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对于这种说法，吕思勉很早就表示了怀疑。他认为，有关倒戈的内容是司马迁自己加上的，而非史实。⑧吕思勉更相信《逸周书·克殷》对牧野之战过程的叙述：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
牧野之战事关兴亡。周人与商人竞争交恶至少有四代人的历史，商人对周人也 不会掉以轻心。《尚书大传·大战》对战事的描述显然更近情理：
“武王与纣战于牧之野，纣之卒辐分，纣之车瓦裂，纣之甲鱼鳞”。
《尚书·武成》形容此役“血流浮杵”，《春秋文耀》称“牧野之战鬼哭”。这些记载俱与《史记》的描述大相径庭。
大约自孟子开始，儒生们倾向于否认“牧野之战血流漂杵”之说，渲染“武王伐纣兵不血刃”，确实有助于佐证儒家“仁者无敌”的理论。⑨不过，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针对当时的流俗，却也有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的灼见。
事实上，孟子否定“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的原因是很粗暴的——孟子认为周武王以“至仁”之师，讨伐商纣王的“至不仁”之师，绝无“血流漂杵”的道理——也是超出事理常识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此有很精辟的分析：
“吾侪读《尚书》《史记》，但觉周武王吊民之师，其文明程度，殆为超人的。倘非有《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谁复能识‘血流漂杵’四字作何解？”
“孟子因《武成》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盖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象。”
“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梁启超此语，可谓道破关键。
伐纣的具体时间仍存争议
近代以来，学者们对于武王伐纣年代的推论，多达44种，其中最早的说法是前1127年，最晚的是前1018年，前后相差约100年。
教科书中说武王伐纣发生于“前1046年”，使用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些学者，按照利簋铭文中所说克商战役当日的天象——岁星在天空的位置，再结合《国语》等文献及天文学知识，推断武王伐纣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整体项目”通过国家验收后，其包括武王伐纣时间在内的主要成果并未获得学界普遍认可，
“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提交的‘金文历谱’因凑合而成，很不严格，且很多问题及矛盾……它推定伐纣年，还需《武成》《召诰》等文献资料。通过排谱，夏商周断代工程实际只得到了周成王元年为BC1042，据此推定克商年还要参考文献中的王年材料，该结论实与克商BC1046和BC1044两说均不矛盾，似与后者更妥，因为武王在位2年说似比4年说更有依据……西周列王年数及武王伐纣年结果，尚不足以作为定论。”⑩
又如甲骨文学家胡厚宣、胡振宇即说：
“公元前1046年虽被‘断代工程’选定为武王克商年，但因上古时期史料缺乏，‘前1046年说’同样并未能使其他各家所信服”。
综而言之，教科书上有关武王伐纣的内容，一方面拘泥于传统的“有道伐无道”叙述，而忽略商、周世仇的背景，及牧野之战的残酷真相；另一方面写入尚无定论的伐纣年代，同样有欠妥当。
注释
①《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7月，第20页；②（日）白川静：《西周史略》，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15页；③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4年，第86页；④白光琦：《先秦年代续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0页；⑤张萌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页；⑥李鹏为：《武王伐纣的历史情境复原》，《大众考古》2016年第9期；⑦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⑧吕思勉：《读史札记 上》，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1、112页；⑨苏德荣：《武王伐纣研究》，中国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1—72页；⑩李勇：《武王伐纣年质疑》，《第七届北京青年科技论文评选获奖论文集》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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