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还提出了在谋划未来五年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中所思考的三个尚未破解的理论问题,并表示这些问题最后都会反映到货币和货币国际化上。
一是货币当局或权力部门与市场的边际问题。陆磊表示,这两者的相互摆布决定了货币市场,特别是人民币和外汇市场未来发展的方向。汇率的大幅波动和资金的大进大出一定会产生风险,进而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跨境资金流动一定是微观经济主体最优决策的结果,在此前提下,政府是否该干预以及两者之间的摆布决定了如何看待新兴的跨境人民币市场,包括人民币离岸和在岸市场,人民币跨境交易价格等。这可能决定该市场未来的发展度、活跃度、承压度,以及该压力是否是系统性的。”陆磊表示。
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国的杠杆率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政府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不高,主要是企业杠杆率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关,是否对经济增长过度期望,通过高负债来形成产出或资产,进而拉动当地的经济增长。
陆磊表示,在大型开放经济体中,有些省份的经济体量和欧元区某些国家相当,如何在一个中央银行层面上决定相对统一的货币政策并兼顾各个地方发展的需要,需要走出一条有区别的道路。无论在欧元区还是中国,在优化相关路径发展时都需要考虑如何在统一市场中体现责任分割,并将相应的波动和冲击降到较低程度。
三是开放和风险的关系。陆磊表示,一个经济体从相对封闭走向相对开放的过程中一定会衡量开放将会带来的收益和冲击,进而决定开放的速度和步伐。人民币国际化是开放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会自然地产生对资本开放项目的诉求,进而形成一定程度的离岸的货币流通,而如果这时候在岸价格和离岸价格背离就会产生套利,这种套利会进一步推动跨境资本的流进流出,进而带来宏观层面的不稳定性。这些问题就会引发对应不应该,能不能够控制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节奏和时间节点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