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出台政策鼓励生二胎，你有何看法？

自从放开二胎政策之后，各地为了鼓励生二胎而出台很多的补助政策，促进二孩生育意愿释放。

新疆 ：6月，新疆石河子市为鼓励生育二孩，今年6月升级了原来的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规定二孩家庭可领取顺产500元/户、剖宫产1000元/户的住院分娩补助，在二孩0-3岁期间每户还将给予适量奶粉补贴。

辽宁 ：7月，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两孩配套政策，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并且，率先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等。

湖北 ：8月，湖北咸宁出台《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为二孩生育提供多项鼓励措施，包括生二孩产假延长至6个月；符合政策二孩就读幼儿园可减免保教费；二孩家庭购房享受补贴，并放宽公积金购房贷款和提取等。

那么问题来了， 鼓励生育真能提高再生育意愿吗 ？有专家认为，鼓励生育政策效果或有限。

据人口学者黄文政介绍，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新加坡、日本、韩国，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都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国家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水平。”黄文政认为，虽然出台鼓励政策值得肯定，但鼓励措施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微弱。

在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看来，各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只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延续。黄匡时指出，全面二孩施行后各地需要陆续完善配套政策，“这是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一部分，也是未来的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各国如何鼓励生育。

日本：推出儿童津贴

日本从1972年起就断续施行了儿童津贴制度，每月补贴数千日元。2012年规定，对3岁以下和3岁以上15岁以下的儿童实行每月1.5万日元和1万日元的差异补贴。

韩国：为低收入新婚夫妇提供保障住房

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了控制人口出生的政策，并针对结婚、生育、子女养育等环节制定了奖励政策。例如，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50万韩元的底薪。

俄罗斯：“英雄母亲”有3年产假

在俄罗斯，生育子女多的妇女会被人们称为“英雄母亲”，不仅放产假3年，而且工资奖金照发，职位保留到产假期满。2013年12月俄国杜马通过法案，确保生育三个孩子的女性可以有4年半的产假在家照顾子女，向生三胎或更多子女的家庭提供每月5000卢布至11000卢布的资金支持。

丹麦：夫妻带薪产假52周

丹麦法律规定，孕妇从预产期前4周开始休假；产后有14周产假，这期间配偶享有2个星期的假期；在孩子出生14周后，夫妻双方还各有32周的“父母假”，可自由安排何时休假；夫妻双方能享有的带薪产假加起来最多可达52周。

瑞典：父亲休产假还可领取高额奖金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对男性休产假做出规定的国家，瑞典语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单词“papaleding”叫作“父亲休产假”。为了鼓励父亲多休产假，瑞典的社会保障部门还设立了奖金，在休够法定的60天产假后，父母每多休30天产假，就可多领取3000克朗奖金，如果父亲和母亲在休产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即每人休假240天，这对父母可领取135000克朗的最高奖金。

德国：享受高额生育津贴

德国政府规定，停职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全年每月可得到相当于税后月收入2/3的补贴，每月最高可达1800欧元。如果父母中的一方继续停职2个月，则可享受14个月的补贴，即最高为2.52万欧元的生育福利津贴。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人口有何影响？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增加162万，达883万，占全部出生人口比重超过一半。不过，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比2016年减少249万。

“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二孩出生人数在预期内，但稍低于我们的判断。”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曾承担了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表示，从目前数据看，一方面，二孩数据增加，抑制了此前多孩生育率和二孩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一孩生育率下降过快。近年来不仅一孩生育人数减少，生育率也在下降，需要高度重视。“总的来看，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的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

“近年来，我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二孩生育还是有比较明显效果的。但从长期看，总和生育率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非常大。我们需要继续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进行调控，保障人口世代平稳更替。”

我国新出生人口，近年来为何会大幅减少？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表示，这和我国近年来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有关。2017年，15岁~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行为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经济选择行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记者表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不仅有养育子女的成本压力，还有多种现实因素。比如，现代教育体制、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压力，普遍推延了城市居民的结婚与生育年龄，也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出生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