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金融法院课题组 | 大数据视角下融资性保证保险纠纷司法审判的实证分析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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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提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强调要“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保证保险作为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市场参与者，为缓解普惠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保证保险业务在生产和消费融资领域的发展，业务风险发生变化，司法诉讼案件量增长明显。对此，金融监管部门强调银行保险机构应当积极主动与消费者协商解决矛盾纠纷，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配套机制。本期特约请资深法官、保险法专家，以保证保险相关实务问题为切入点，探究理论之争，研究裁判思路，以求提升审判质效，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从而促进、维护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

北京金融法院课题组成员：

厉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三级高级法官；

林昱彤，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二级法官助理；

宁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二级法官助理；

张晓伟，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一级法官助理。

因文章篇幅较长，为方便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

为提高保证保险相关案件审判能力，以司法裁判引导、规范保证保险行业健康发展，北京金融法院组建课题组，对全国法院近 5 年的保证保险案件以及北京金融法院成立 3 年多来审理的保证保险案件从地域、审级、标的额、结案方式等维度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当前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普遍存在不明搭售、强制搭售、变相收取高息、为次贷提供担保等可能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进一步归纳了不规范展业在融资保证保险纠纷领域的具体体现以及审理难点，整理了融资保证保险的性质认定、强制搭售行为认定、金融消费者保护、违约金认定等要点问题的相关意见，针对性提出妥善处理融资性保证保险纠纷的对策以及建议。

关键词

一、全国保证保险纠纷案件的数据分析

（一）全国保证保险纠纷案件收结数量分析

自 2019 年 1 月至 2024 年 5 月，全国法院共收到保证保险案件 381133 件。其中 2019 年收案 28808 件， 2020 年收案 54547 件， 2021 年收案 92356 件， 2022 年收案 97385 件， 2023 年收案 79027 件， 2024 年 1 月至 5 月收案 29010 件。 5 年多来，保证保险案件结案 372466 件，其中 2019 年结案 26043 件， 2020 年结案 55708 件， 2021 年结案 88027 件， 2022 年结案 97374 件， 2023 年结案 81953 件， 2024 年 1 月至 5 月结案 23361 件。

（二）相关地域保证保险案件收案数量分析

自 2019 年 1 月至 2024 年 5 月，相关地域保证保险案件收案数量排名依次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 64138 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 32615 件，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 26606 件，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 26569 件，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 21567 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 18876 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 15197 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 14745 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辖区 12768 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辖区 12013 件。

（三）全国保证保险案件审级分布分析

经统计，自 2019 年 1 月至 2024 年 5 月，全国法院受理的保证保险案件中，一审案件共 373924 件，占比 98.1% ；二审案件共 6385 件，占比 1.7% ；审判监督案件共 824 件，占比 0.2% 。从中可以直观看出，全国法院受理的保证保险案件大部分都是一审案件。

二、北京金融法院保证保险纠纷案件的数据分析

（一）保证保险案件案由分布分析

我国保证保险业务的主要开展形式为消费贷款等融资性保证保险，其合法地位由我国 2009 年保险法予以明确。保险法规定保证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一种，但对保证保险的定义等具体内容并没有作出界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保证保险的界定存在一定分歧。《保险英汉词典》编者认为，保证保险合同是被保险人如果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导致权利人遭受财产损失，保险公司所承保的一种财产保险合同。原银保监会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印发的《监管办法》规定，保证保险是指以合同履行时产生的信用风险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融资性信保业务是指保险公司为借贷、融资租赁等融资性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引发信用风险提供保障的信保业务。在融资性保证保险中，投保人是合同履行中的义务人、借款人一方，被保险人是合同中的权利人、出借人一方。《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互联网平台保证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保监产险〔 2016 〕 6 号，已失效）规定，互联网平台保证保险业务指保险公司以互联网信用贷款平台为中介，为平台上的借款人和出借人双方提供保证保险服务的保险业务。当事人在立案时往往将案由确定为保证保险纠纷，还有一部分当事人将案由界定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北京金融法院自建院（ 2021 年 3 月 18 日）以来截至 2024 年 5 月，共受理涉保证保险案件 125 件，其中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为立案案由的案件 56 件，以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为立案案由的案件 69 件，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占比略高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但大体持平。从保证保险案件的收案案由看，大部分保证保险案件均以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立案，诉争事实主要涉及合同具体约定，仅有极少数案件涉及保险人履约后依照取得的追偿权行使保证人追偿权。

（二）保证保险案件收结案数量分析

自建院以来截至 2024 年 5 月，北京金融法院共收到保证保险案件 125 件，占保险纠纷一审、二审、再审案件的 9.8% 。其中 2021 年收案 54 件， 2022 年收案 29 件， 2023 年收案 32 件， 2024 年 1 月至 5 月收案 10 件。保证保险案件结案 112 件，其中 2021 年结案 54 件， 2022 年结案 26 件， 2023 年结案 28 件， 2024 年 1 月至 5 月结案 4 件。

（三）保证保险案件审级分布分析

经统计，北京金融法院受理的保证保险案件仅涉及二审案件及申诉审查案件，二审案件共 122 件占比最大，占比为 97.6 ％；申诉审查案件共 3 件，占比 2.4 ％；一审案件和再审案件均为 0 件。即保证保险一审案件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涉及保证保险案件以二审案件为主。可见，保证保险案件整体标的额较小，侧面反映了保证保险主要集中发生在个人融资或消费领域，涉及企业成规模、大标的额的保证保险合同较少。

（四）保证保险案件标的额情况分析

目前，北京金融法院受理的 125 件保证保险案件收案标的额约为 4325.2 万元，其中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收案标的额约为 2226.3 万元，保险保证合同纠纷收案标的额约为 2098.9 万元，保证保险案件平均标的额约为 34.6 万元。从结案标的额看，北京金融法院受理的保证保险案件标的额，与前述保证保险案件审级分布情况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保证保险类案件相对于其他金融纠纷整体呈现出标的额较小、案件量较低的特点。

（五）保证保险纠纷二审案件结案方式分析

自建院以来截至 2024 年 5 月，北京金融法院收到保证保险二审案件 122 件，其中 116 件已结， 6 件未结案。在已结案件中，二审以维持方式结案的有 72 件，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有 16 件，按撤诉处理结案的有 10 件，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有 9 件，当事人主动撤诉的有 6 件，以改判方式结案的有 1 件，撤销原裁判的有 2 件。通过调解方式结案以及按撤诉处理、主动撤诉的案件占比 26.2% 。

三、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不明搭售、强制搭售保证保险产品，侵害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领域，如个人消费类的借款合同履行保证保险、银行商业贷款保证保险、互联网金融平台借贷保证保险、汽车金融合同履行的保证保险等。其中，金融消费者对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投诉和举报最多的是不明搭售和强制搭售情况。比如，某金融消费者经过某保险公司业务员推荐，在其手机应用上贷款 50 万，贷款之后发现该笔贷款的实际放款银行为某银行，显示的年化利率仅为 6.125% ，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期数分为 36 期，月均还款 20139.30 元， 3 年的还款本总费用为 72.51 万元，息费高达 22 万多元，综合融资成本为 15% ，与某银行显示的贷款利率 6.125% 相距甚远。之所以产生实际融资成本和显示贷款利率不一致的情况，是因为该金融消费者并不知道还有一笔保证保险保费的存在。该笔保费按月收取，每个月 4900 余元。而某保险公司的宣传推广中，侧重于突出该产品的无抵押、无担保的特点，淡化该产品的性质实为保证保险以及购买该保证保险产品需要支付的保费。该金融消费者遭遇的情形即属于不明搭售的情况。再如，某银行开设小额无抵押贷款业务，面向收入稳定人群和小微企业客户，该人群往往可以提供房产、车辆作为抵押的资产。从资质上看，该类客户群体的信用情况整体较好，但该银行向借款人提供金融贷款时，只以借款的保证保险合同作为增信措施，排除其他增信手段。这种以排除保证保险之外其他增信措施为贷款前提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强制搭售，无形当中侵害了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二）变相收取高息，提高金融消费者融资成本

融资性保证保险的特质是增信助贷。其功能价值在于帮助小微企业获得融资，解决资金缺口。应当说它作为为特定人群提供紧急资金需求的融资手段，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该业务模式本身的正向价值值得肯定。但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妥善化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还要统筹考虑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融资难和融资贵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融资不难就必然贵。以通过提高融资成本的方式，虽然可以形式上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实质上却加重了小微企业的负担，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某保险公司诉黄某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中，黄某从事个体运输工作，因经营需要购买车辆，本不需要贷款，但是在贷款业务人员的业务推荐下，最终决定贷款买车。按照贷款业务人员的要求，黄某先后通过和 2 个 4S 店签订“阴阳合同”的方式获得贷款。该笔贷款的资金来源本是某金控公司，但是层层嵌套之后，通过指示交付等格式条款的运作，贷款资金经过多个第三方流转，最终扣减 10% 的“砍头息”之后放贷给黄某。某保险公司为该笔贷款保证保险的保险人。黄某获得贷款之后，由于突发疫情影响，营运业务遭受重大影响，无法按期偿还贷款。某保险公司在明显不符合保险条款中理赔条件的情况下，未对该笔贷款的模式、金额等进行任何审查，立即进行本息全额理赔。理赔之后即起诉黄某，要求黄某按照理赔金额向其支付款项。本案暴露诸多问题：一是贷款并非实际需要，金融机构向本没有贷款需求的黄某积极推荐贷款，有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二是贷款成本过高，该贷款成本不仅包含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利息，还包含保证保险保费以及层层嵌套之后收取的“砍头息”。三是保险公司对于保证保险理赔审查不严格，不审查资金的实际出借数额，不审查是否属于理赔范围，采取一种积极作为的态度，只要发生逾期立即全额理赔，继而向借款人主张偿还。据不完全统计，此贷款模式已经引发 4000 余起诉讼，借款人分布在全国各地，获得贷款的模式和流程与黄某基本一致，有些借款人的“砍头息”远远高于 10% ，甚至还有个别借款人既没有获得任何贷款，也未实际得到车辆。保险公司依然是快速全额理赔后，向借款人进行追偿。

（三）为次贷提供担保，存在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P2P 网络借贷的兴起加速了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近几年因信用风险引发的事件频频爆出，保险公司承保的大量保证保险合同依约赔付，致使有些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急剧下降，存在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在冯某某诉某保险公司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中，据冯某某陈述，该保证保险涉及的保险业务涉嫌“套路贷”，贷款人已经因合同诈骗罪被立案调查。冯某某本人不但没有得到任何贷款，唯一住房还被保险公司请求拍卖。

2020 年 5 月，原银保监会对原保监会于 2017 年发布的《暂行办法》进行完善，形成前文所述的《监管办法》。相比较而言，《暂行办法》严格明确了 P2P 平台的准入标准，并实行保险公司总部准入，抵制保险公司的虚假宣传，禁止保险公司对风险全额兜底，有效防止投保人的道德风险。《监管办法》则删除了《暂行办法》中互联网信贷平台业务相关要求，列明对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的监管要求，对保险公司的类型、资质、经营范围以及禁止行为加以明确。《监管办法》第 7 条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在开展信保业务时，承保融资性信用保证业务的被保险人应当为具有合法融资服务资质的资金方。应当说《监管办法》的出台，在制度层面为保证保险承保的资金风险等级设置了底线。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还是有当事人反映，个别保险公司为了追求高额利益，通过层层嵌套的方式，表面上与具有合法融资服务资质的资金方进行合作，实质是为“现金贷”甚至“套路贷”等违法放贷业务以提供保证保险的方式增信，对资金使用人的资质缺乏必要审查，进而形成为次贷提供全额兜底的事实。这种一味追求高额利润，不顾保证保险业务风险容忍度和风险限额以及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方式，为保险公司的资金安全乃至经营安全带来隐患。

（四）衍生保险欺诈类金融“黑灰产”，损害金融市场正常经营秩序

金融“黑灰产”指的是利用网络开展电信网络诈骗、钓鱼网站、植入木马病毒、通过黑客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黑灰产”破坏金融生态、危害金融安全，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秩序，扰乱社会安全稳定。“黑灰产”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黑产”，是指具有明显的犯罪特征的行为，而与此对应的“灰产”却游走在法律边缘，缺少明确标准界定。“黑灰产”在融资性保证保险领域主要体现为被保险人被教唆以保险消费者维权之名，行逃废债之实，利用监管缝隙和企业管理漏洞获利。与“套路贷”相似之处在于，融资性保证保险引发的“黑灰产”也是“以法之名”，利用相对方具有一定过错的事实，进行不法活动。从事“黑灰产”的中介组织，以所谓维权退保为诱导，获得投保人信息之后，按照投诉举报等一系列操作流程，获取不法利益，从而获取高昂的手续费、中介费。如果在此期间，被保险人不愿继续配合，退保“灰产”还有可能演化为具有黑恶性质的“黑产”，采取堵门、威胁、恐吓等极端方式控制被保险人，以达到继续配合其缠诉闹访的目的。应当说，由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引发的金融“黑灰产”与保险产品的设计过度追求利益以及经营销售过程中一味追求业务增量有关，但是此种“维权方式”增加了保险消费者个人信用的敞口风险，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在监管部门加强对融资性保证保险的监管和规范之后，民事诉讼中涉及“黑灰产”的诉讼可能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态势。案件的主要特征是，投保人一方均出现借款本金逾期的情况，保险公司履行保障义务之后，投保人一方以保险销售环节存在欺诈为由，要求确认保证保险合同无效，不仅拒绝偿还剩余保费，同时拒绝偿还所欠借款本金。投保人在提起诉讼的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向监管机关进行投诉举报。但是经审理发现，这些投保人在购买保证保险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都稳定地偿还贷款本息以及保费，出现逾期后，开始维权，手法和流程也具有一定共性。可以说，融资性保证保险在产品设计和销售环节的乱象和其引发的“黑灰产”，是问题的一体两面，二者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同时又各自从不同方面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损害保险消费者利益，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在治理理念上，应当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四、融资性保证保险纠纷审判疑难问题

（一）融资性保证保险的性质

关于保证保险的性质，学界目前存在三种学说：

1. 保证说，即从形式上看，保证保险是保险公司设立的一种由保险人对债权人进行担保的险种。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保证保险属于保证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保险合同具有射幸性，但在保证保险中，因投保人停止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合同而导致保证人负有义务则不符合射幸性的特点；其次，保险合同在保证保险中缺乏独立性，属于主债权合同的从合同，当主债权转移灭失时会随之转移灭失；第三，一般保险不可追偿，但保证保险可以追偿。

2. 保险说，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保证保险实质上属于财产保险的一种类型，保险人以保证的形式经营的一种新型保险业务，该观点为主流观点。持保险说的学者一般持如下观点：第一，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是偶然发生的，订立合同之时保险事故是否会发生，保险事故会于何时发生，以及保险事故在何地会发生均存在不确定性，并非针对保险事故本身发生的概率大小；第二，保证保险符合保险设立的初衷，即转移风险；第三，保证保险中的保险人应当是依法取得相应资格的保险公司，而民法中对保证人的资格并无特定限制；第四，从合同类型来看，保证合同属于单务的无偿合同，而保证保险合同属于双务的有偿合同；第五，保证合同的当事人包括主合同的债权人和保证人，被保证人并非保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而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包括被保证人和保险人，债权人并非一方当事人，可作为合同的第三人。

3. 二元说，此种观点认为保证保险既具有保证性质，也具有担保性质。具体来说，一种观点认为保证保险属于混同合同，不属于保证合同或保险合同，应当适用民法典关于无名合同的有关规定，保证与保险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另外一种认为要根据个案具体情况确定合同的法律性质，进而判断应当适用民法典的保证规定还是保险法。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融资性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适用穿透式原则。第一，该原则要求突破外观主义，将融资性保证保险界定为一种新型独立保证，不仅是新类型的保证，更是一种独立的保证，这也是最大的突破。第二，当事人可以通过意思自治打破保证合同的从属性，使其成为一种独立的合同，无需跟随债权债务合同而转移和消灭，保证人无须审查基础交易关系，其承担责任之后可向主债务人求偿或向反担保人主张权利。第三，保险人可行使欺诈及权利滥用抗辩权。采用此种观点的优势在于保险人不能向被保险人主张基于基础法律关系的抗辩权，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但也容易导致滥用而损害保险人利益，因此赋予保险人欺诈及权利滥用的抗辩权，实践中对于如何判定恶意和权利滥用，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2020 〕 18 号）。第四，保险人行使的是追偿权，并非代位求偿权，不受基础法律关系的约束，更有利于对保险人的保护。

（二）融资性保证保险纠纷引发民事案件的主体、案由确定以及案件管辖

在主体方面，融资性保证保险产品对各主体的定位有所不同。有些保单将借款人作为投保人，债权人作为被保险人。还有一些保单将借款人既作为投保人又作为被保险人。我们认为，保证保险既然属于财产保险的一种，目的主要在于分散债权人的财产风险，因此将债权人作为保证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更符合保险制度的相关逻辑。

在案由确定方面，有一种观点认为，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保证保险合同，合同明确约定如果发生债务逾期，保险人垫付后可以向债务人请求偿还垫付的本息，因此纠纷的产生是基于双方合同的约定，案由应当确定为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根据《保险法》第 60 条关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因此，保险人向借款人主张偿还垫付借款本息属于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范畴。我们认为，《保险法》第 60 条规定的第三者，应当为除被保险人外的，包括投保人在内的第三者。另外，有些借款合同中，除保证保险之外，还有保证、债的加入等增信措施，因此通常情况下，保险人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向债务人及相关主体主张偿还垫付本息，其合法权利更能得以保障。然而在被保险人为债务人的保证保险合同中，以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为由诉讼更能实现逻辑自洽，避免产生与《保险法》第 60 条的逻辑冲突。

在案件管辖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保证保险合同确定管辖法院。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保险人垫付借款本息之后向借款人一方主张偿还，本质上是借款合同当中债权人权利的一种转让，因此应当按照被保证的借款合同的约定确定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法释〔 2020 〕 18 号）第 12 条规定，保险人以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者为被告提起代位求偿权之诉的，以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管辖法院。根据此规定，如果保险人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则应当按照基础融资法律关系确定管辖法院。如果投保人一方或者保险人以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则根据保证保险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

（三）保证保险案件中强制搭售行为的认定以及投保人知情权保护

保险公司发展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不仅为人民群众购房、买车等消费支出提供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还可以为中小微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更多融资机会。保证保险合同原则上应适用保险法及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定，以合同约定的内容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但保证保险具有其特殊性，不能简单适用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等保险法上的制度，亦不能简单套用从属性、保证期间等担保相关制度。

从保证保险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存在强制搭售行为和借款综合成本过高的问题。关于是否存在强制搭售行为，司法上以保证保险的保障是否必要和合理作为判断标准。假如借款人已经以不动产或易于变现的动产或应收账款等提供足额的担保，此时若再要求借款人购买保证保险，实则违背借款人的真实意愿。关于借款人综合借款成本是否存在过高的情形，监管部门对保证保险的费率没有刚性的监管要求，建议在计算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时将具有合作关系的贷款人、保险公司及担保公司向借款人收取的费用作为一个整体来计算。在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中，多重合同并存，不能孤立地审查保证保险合同本身，还应从投保人的角度出发，查清其是否同时签订其他合同、债务分别有哪些、判断是否存在不公平的法律事实等内容，如存在不公平事实则应给予公平保护。

（四）为融资性保证保险合同本身设置增信的司法审查

在一些诉至法院的融资性保证保险纠纷中，双方合同中存在为融资性保证保险合同本身的履行设置增信措施的情况。具体表现为，为融资性保证保险合同设置抵押权，以借款人的房屋、车辆作为抵押，如果借款人偿还贷款本息发生逾期，保险人向债权人清偿完毕借款本息之后，可以向借款人主张实现抵押权以保证借款人偿还其垫付本息，或者要求第三人对融资性保证保险合同的履行提供保证。如果发生保险人垫付贷款本息的情形，则借款人和保证人向保险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对于上述情形，司法机关在审查时，应当特别关注案涉融资性保证保险产品购买的必要性，应当进一步查明在合同的订立过程中，是否确实存在强制搭售、不明搭售的行为，是否存在贷款机构、保险机构损害投保人知情权的情况。如果投保人在保证保险关系中能够提供抵押物设置抵押担保，经审理查明该抵押权在借款合同订立之时本可向出借人设置并且能够覆盖全部借款本息，那么该保证保险购买的必要性则存在重大疑问。在此情况下，保险人应当对保险销售过程中不存在不明搭售、强制搭售负有举证义务，若举证不能则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相对而言，以第三人提供保证作为融资性保证保险的增信措施的司法审查则更为复杂。案件审理中，应重点关注该保证措施的增信能力，综合其他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综合判断案涉融资性保证保险合同订立的必要性，以及保险人是否存在不明搭售、强制搭售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