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7日，史迪威代表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授予荣誉勋章，史迪威在其日记里写道，“花生米迟到了半个钟头……我抓住他的大衣别上（勋章），而他吓了一跳，好像我要刺杀他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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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盟军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来说，1944年9月14日是个亦喜亦悲的日子。喜的是，经过3个月苦战，云南前线第20集团军在这一天击退日军、攻占腾冲，取得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出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悲的是，广西前线原定要坚守3个月的门户重镇全县，因守军第93军不战而逃，未经战斗便告沦陷。日军即将长驱直入桂林、柳州，为豫湘桂会战（亦即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爆发以来一连串失利又添上新的一笔。
但是，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陆军上将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却对这一胜一败有不同评价。对腾冲之战，史迪威悲观地认为“如果日本人真的撤退了的话，花生米（史迪威给蒋介石起的绰号）就会变得更不可控制了”。全县失守则让他显得相当兴奋，以此作为炮弹当面指责蒋介石指挥无能，将其狠狠地批判了一番。
史迪威的脾气和态度，不仅让蒋介石受不了，也让蒙巴顿难以接受，图为1944年3月，盟军东南亚最高司令官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puntbatten，右）与中缅印战区司令约瑟夫·史迪威中将在缅甸见面
史迪威错位的举动，得到来自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支持——两个月前的7月7日，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7周年、中日两军在衡阳血战之际，蒋介石收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后者郑重提出“建议阁下将彼（指史迪威）自缅召回，置彼于阁下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用以抵抗敌人之进占，此应请阁下速予考虑者也”。换句话说，美国人要求蒋介石交出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或许，史迪威会认为，日本人进逼得越紧，他统率中国军队的日子来得越快，但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也在这个9月达到顶峰。自信满满的史迪威不知道，此时距离他从中国战区彻底出局，只剩1个月了。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为争取国际援助不遗余力。二战中互相敌对的德国与苏联，先后为中国军队提供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可谓历史奇观。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对日本宣战的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缓解了苏德战争爆发后外援断绝的窘境。三年来，丧失了绝大部分对外交往通道的中国，越来越依靠美国援助维持。
1944年，史迪威在缅甸留影，1943年12月起，史迪威亲自指挥中国驻印军及麦利尔突击队反攻缅北，于 1944 年 8 月收服缅北交通重镇密支那
正因如此，虽然史迪威对蒋介石百般折煞，但史的要求却基本得到了蒋的满足。从1942年失败之后组建X部队（中国驻印军为主体）和Y部队（重新组建的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计划、中国驻印军的指挥权，到1944年出动中国远征军。即便如此，史迪威仍然不满足，而且对蒋介石越来越不耐烦。
收到罗斯福7月7日要求由史迪威接管中国军队的电报之后，蒋介石的选择也不是当即否决。收到电报最初几天，蒋介石认为自己落入了陷阱之中，“四面黑暗，遍体鳞伤”，在日记里抱怨这是对中国的莫大侮辱，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已经落入美国掌控，但恐惧于一旦拒绝罗斯福建议，美援将会断绝。
蒋介石没有沉溺于抱怨，迅速行动起来。7到9月间，他先后向罗斯福发出数封电报，表达自己对战局的观点和承担责任的决心，并且直接表示愿意移交指挥权。在此基础上，蒋介石提出了移交指挥权的几个前提：签订正式协议，逐条逐项明确指挥范围、权限责任；要求美国援助物资分配权转移到自己，或者任何一名非史迪威的美国军官手里；要求多给自己一些时间，以解决将中共军队纳入政府军指挥体系等问题。
卡萨布兰卡会议后，盟军领导人视察在中国的美国空军部队，路过一架P-40 战斗机时的合影。从左至右 ：英美联合行动组英方参谋长约翰·迪尔元帅、陈纳德准将、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中将、中缅印战区最高指挥官约瑟夫·史迪威中将、美国第10 航空队司令克莱顿·比塞尔准将
对陷入“一号作战”以来溃败困局的蒋介石，这不失为一个“以进为退”的应对策略。但史迪威抵达重庆之后，显然对两个月还没有能够交权颇为烦躁，不断向蒋介石进逼。9月15日的蒋史会谈上，就本文开头的腾冲与全县战事，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蒋介石甚至威胁要从龙陵撤出军队以支援广西战场。史迪威不断给马歇尔写信汇报情况，催促对方通过罗斯福继续向蒋介石施压。
9月19日，史迪威把自以为标志“最终我得了胜”的电报交给蒋介石之后，蒋介石终于将所有在压力之下积累的愤怒，发泄到了史迪威一个人的头上。
二战期间的中美交涉渠道十分微妙。虽然在战时陪都重庆设有美国驻华大使馆，派驻有特命全权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中国也先后派驻胡适、魏道明担任驻美大使，但外交系统在中美高层交往上却无足轻重。双方重要事项靠罗斯福与蒋介石之间直接发电报沟通，中间的承转人往往是具有美国总统驻华军事代表身份的史迪威或者他在重庆的代理人。
这种模式背后，是美国陆军部代替国务院主导对华外交策略的现状。罗斯福电报中相当一部分由陆军部起草，交罗斯福审阅并发出，背后代表是马歇尔甚至是史迪威本人的意见，措辞上也往往不顾外交礼仪，显得过于直率甚至有些粗暴。日理万机的罗斯福显然难以逐一细读这些往来不断的电报，致使蒋介石经常感觉罗斯福时而亲切宽厚、时而难以理喻。
7月7日电报之后，双方交涉移交指挥权问题时，蒋介石已经认为由史迪威把控的沟通渠道存在问题，建议罗斯福派遣私人代表来华担任处理此事的特使，最后决定由其幕僚赫尔利少将（Patrick J. Hurley）担任这一任务。此前，蒋介石已派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担任其驻美私人代表。
1944 年，由中国38师和美军第475步兵无线电队的士兵，以及第44战地医院医疗队组成的混合部队，在本杰明·思雷基尔少校指挥下在腾冲进行侦查搜索
此时，豫湘桂会战局势继续败坏。中共方面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林伯渠在9月15日提出组建联合政府的要求，4天后蒋介石又受到罗斯福要求交出军权的“逼宫”电报，形成对蒋介石权力的全面挤压。“此时此刻如果接受美国的军权要求，便很难抵挡中共的政权要求。反过来，只有顶住美国，才能顶住中共。这样的背景下，史迪威问题急转直下，一发而不可收”，学者邓野如此分析。
蒋介石经过5天的思考，于9月24日下午5时，在只有宋子文一人参加并担任翻译的情况下召见赫尔利。两人从此前一直在沟通的移交指挥权等问题入手，中途蒋介石以落实该问题“一为我两国之政策，一为执行政策之人”为转折，开始表达意见。他先表示“余认为彼之提议，有利中国，余自愿赞同”，将重点落在了史迪威不适合作为“执行政策之人”上。
蒋介石肯定史迪威“工作甚为勤劳而实在，处事亦甚坚决而勇敢”，但是“政治脑筋与战略脑筋不够”，且多次先表示服从蒋指挥，事后却出尔反尔，不适合担任未来的中国战区中美联军统帅。为此，蒋介石建议“甚盼贵国能另派一资望素著能力卓越之将领前来中国继续执行我两国合作抗战之政策”。次日，蒋介石又将同样要求的备忘录一份交给赫尔利，要求转交给罗斯福。
赫尔利曾任美国战争部部长，二战期间作为罗斯福私人代表出使多个国家，此前也曾来华，并非对处理国际交涉一无所知的武夫。他此次来华之初竭力支持史迪威，曾当面斥责要求由中国掌握援华物资分配的宋子文是“胡说八道”，表示“援华物资是美国人的，美国人高兴给谁就给谁”。但与蒋介石会谈之后，赫尔利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向罗斯福报告并转交备忘录。
究竟是罗斯福意识到了此前对蒋介石各种要求的不妥，还是蒋介石“以进为退”的策略产生了效果，已无从考证，但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9月28日，孔祥熙发回电报，称白宫顾问霍普金斯（Harry L. Hopkins）透露了罗斯福已收到备忘录的消息，并称罗斯福认为中国是独立主权国家，史迪威“既有不宜，当接受遴选妥员继任，惟尚须与马歇尔商酌后，即可奉复云云”。
史迪威同样得到了消息，但他认为只要罗斯福、马歇尔继续施加压力，蒋介石便会屈服。他继续给马歇尔打电报，提出“只要蒋介石掌权一日，美国就无法从中国得到合作”，并用撤离第14航空队、表示要访问延安等方式继续向蒋示威。同时，对宋子文要求赫尔利向史迪威询问“是否是我（指史迪威）让总统发来了（9月18日）最后通牒”一事，要“让帕特（指赫尔利）钓住宋子文，试探一下我也许会为此而提出的抗议”。
马歇尔为史迪威进行了坚决的辩护，向罗斯福宣称“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有一个人可以挽救中国的危机，那就是史迪威将军”，并且分析“一旦史迪威被革职之后，他必须回到美国来。假如我们接受蒋介石的要求，那么对于史迪威威望的打击，将使他在亚洲不再能发挥功能，不只是在中国，而且在印度亦将如此……因为英国人也一向反对史迪威的主张和他向敌人采取攻势的决心”。
罗斯福没有听取马歇尔的意见，在10月5日向蒋介石发回电报，表示“目前美国政府不应冒派遣美国军官指挥贵国全部陆军之责任”，同时“接受阁下之建议，解除史迪威为阁下参谋长之职务，并不再令其负责有关租借物资事宜”，但要求留史迪威在华，“负责直接指挥在缅甸及云南之华军”。
1944年夏，史迪威探望受伤的钦迪队成员，钦迪队为英国在缅甸的特种部队，主要任务是打击日军后方部队
蒋介石对有利于己的局势发起毫不犹豫的追击。在复电表示“余对美国派遣将领来华指挥中国战区军队一事，前后主张完全一致，并无变更”之后，声明史迪威“不能再委任以指挥中国战区任何军队之名义与职务，其继任人选，惟有请另派来华”。
最终，蒋介石的倔强取得了胜利。10月19日，他收到罗斯福复电，“余现正颁发命令，即将史迪威将军自战区召回”。而史迪威已经有了预感，不断地抱怨“罗斯福要切断我的喉咙，把我抛开了”“我们彻底消沉了，只是坐等大人物做出决定”。得知自己被撤职后，史迪威却显得十分克制，没有在诅咒叫骂，只是写到“斧子砍下来了”。蒋介石倒是更加情绪化了，“自本年七七接罗斯福电至今，为期恰百日，而此百日之受横逆于压迫，其悲惨情形，实非第二人所能想象”。
史迪威彻底出局，蒋史三年纠缠尘埃落定。10月20日，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各自说了些客套话后告别。两天后，史迪威离开重庆前往保山、密支那，分别向X部队和Y部队的老部下交接未尽事宜，之后经印度返回美国，再也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
蒋介石虽然对史迪威极为痛恨，却做了些颇为厚道的表态。他在10月18日签署命令，授予史迪威以青天白日勋章，这是首次将该勋章授予外国人。1945年1月，史迪威一手促成的中印公路终于通车，蒋介石又宣布将其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以为纪念。只是，这一对“醋与花生米”（史迪威因尖酸刻薄和口无遮拦赢得了“醋乔”的绰号），终生再未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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