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印迹

早在十九世纪，达尔文就曾提出假说，认为人类可能由猿演化而来，且当世所有人的祖先，可能都来自非洲大陆。

在其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写道：“非洲大陆先前可能栖息着跟大猩猩和黑猩猩有着密切关连的已灭绝的类人猿；而且因为这两个物种是现在人类最近的近亲，有点可能的是，我们的早期祖先居住在非洲大陆，而不是其他地方。”

在宗教创世论支配一切的当时，这一假说遭到了很多声讨和质疑。与此同时，支持者也大有人在，不论如何，达尔文首次将所有人与非洲联系了起来。 后来，基于线粒体DNA的相关研究，以及体质人类学所发掘的古代标本证据，达尔文的假设逐渐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但是，人类是如何从大猩猩演化到今天这副模样的，却又众说纷纭。

有一派学者提出了“ 稀树草原假说 ”，认为从某个时间点开始，由于气候原因，导致森林不断退化，使得部分类人猿失去了自己先前赖以为生的森林家园，开始在草原生活。

生物学家们普遍认为，告别资源丰裕、安全系数较高的森林并非人类祖先的本愿，而是一种气候驱动下的逼不得已。我国地质学开创者，德裔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就曾说：“ 并非猿离开了树，而是树抛弃了猿 。”

在适应草原生活的过程中，人类祖先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包括从四肢行走到直立行走，学习使用工具等。

20世纪初， 澳大利亚生物学家雷蒙德·达特（Raymond Arthur Dart）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论述到，现代人类的诞生需要经历多个不同的“学徒期”，在这些阶段中，人类的智力水平和动作灵敏度得以更好的提升。而要实现这一切，则需要一个开放的草原，这个草原树木稀少，水源不是很充足，且哺乳动物之间的竞争极为激烈。

换言之，达特认为正是由于严酷的草原生存条件，人类祖先才在适应过程中逐渐演化，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达尔文曾说，人类在自然界生存期间，进化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但在他所处的年代，生物学家们普遍认为，这种印迹更多体现在人体姿态和表情等层面。近年来，随着生态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一些试验的开展，揭示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稀树草原在多个层面给人类刻下了印迹。

美国著名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认为，正是作为人类故乡的非洲稀树草原，塑造了当下人类的原始渴望。在其著作《创造的本源》中，威尔逊对这一假设进行了集中论述。

以美国生态学家戈登·奥利恩斯（Gordon Howard Orians）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曾经就“人类栖息地选择本能”为研究主题，进行过大范围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不同文化和地域背景下的参与者们，对于理想中的地理环境表现出了惊人的趋同。综合大多数人的表述，这一地理环境的特征大致为：“ 位于高处，朝向一片点缀着小树和灌木丛的宽阔草原；房屋背后是岩石和密林构成的山丘以作天然屏障；最后，房屋还要靠近湖泊、河流或其他水体。 ”

“这种梦想中的家园画面非常接近人类和前人类祖先在起源之时居住的非洲环境。”威尔逊在书中写道。

一些人甚至在建筑和绘画方面对这种倾向进行了表达。日本京都的诸多寺庙，诸如金阁寺、三千院和醍醐寺等，风格与上述的“理想地理环境”极为相似，位于英国的一些庄园也有类似的特质。

醍醐寺

三千院

丘吉尔庄园

这种“理想地理环境”在一些大师的风景画中也有体现。

Home in the woods by   Thomas Cole

Lake Albano by   George Inness

“总的来说，他们在绘画时会避免布满落叶林和针叶林的北温带原始环境。”爱德华·威尔逊在《创造的本源》中写道，“当描绘这样的环境时，他们也会在画作中加上草原和湖泊，从而让整体画面更加柔和。艺术创作通常会为人类祖先的本能偏好留下空间。”

威尔逊还提到，不论是位于亚洲的寺庙，还是位于欧洲的庄园，园艺师们都习惯将树木修剪成同一种形状——树干不高，顶盖异常宽阔，树叶小而分散——这正是非洲稀树草原上金合欢的天然特质。

非洲草原的金合欢树

种种迹象都暗示着一种可能性——人类祖先在非洲稀树草原生活的几百万年里，对于当地自然环境的偏好已经刻印在了其基因当中，以至于这种印迹至今还存在于现代人身上。

我们的祖先对“最佳理想环境”的迷恋，有其特定环境下的原因。

首先，位于高处的位置，使得人类祖先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能够一览无遗地看到周围的生物，也能够及早发现企图偷袭的野兽。

其次，在河流或湖泊等水源旁居住，能够让人类祖先获得安全感。一方面，生活在这些水源附近时，不用担心旱季时节饮水供应的问题；另一方面，水源本身也能提供鱼等食物来源。

而人类对金合欢之所以情有独钟，是因为这种树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给人类祖先提供了许多便利。其低矮的树干能够让人类祖先在遭遇狮子等大型猛兽时，可以迅速爬上去逃命。横向延展的粗壮而稀疏的枝干，能让人类祖先在上边休息，耐心等待掠食者离去。这些枝干同时也是人类祖先的瞭望站，一方面能够观察附近的动向，防范捕食者，另一方面也方便寻找并定位自己的猎物。

威尔逊在书中写道：“在我们心中，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

相较于作为农民（一万年左右）和市民（两百多年）的时间，人类在更长的时间中都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这使得即使在城市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大部分人依旧喜欢去森林、草原和公园等地散步，人们普遍会因为在春天看到盛开的花朵而愉悦，被带着青草味的微风吹拂时，也容易感到心旷神怡。

大自然对人类造成的利好影响，至今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在一个实验项目中，工作人员首先给志愿者播放了一部会让他们倍感压力的影片。然后，这些志愿者被分为两拨，一拨人会看到关于大自然的视频，另一拨人则会观看都市环境的视频。

根据对志愿者的心率、血压、面部肌肉紧张程度和皮肤电传导几项指标的测定发现，在压力水平因第一部影片而普遍上升的情况下，那些后来观看了自然景观视频的人，压力水平很快得到了释放和下降。而那些观看都市环境的人，压力水平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变。

一些医疗案例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有植物和水的环境中，人们在外科手术前表现出的压力症状能够得到较好的缓解。而让那些术后患者欣赏自然环境，甚至是仅仅给他们看一些自然风景图片，也能让他们恢复得更快。

尽管人类已经拥有了自然界任何物种都难以企及的成就和创造力，且在这些成就的“结界”中，过着一种似乎完全迥异于原始自然的生活。但是“稀树草原假说”让我们意识到， 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非洲稀树草原刻印在我们身上的痕迹，不会在短时间内消褪，相反，其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左右着我们的喜好和选择。意识到这一点，能够对我们当下生活的诸多方面起到借鉴作用。

各个领域的人文艺术家能够通过对荒野和生物多样性的探索，从中发掘属于自己的灵感。在建筑、家装和园林设计等方面，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渴望也值得被优先考量。

在未来，人与自然最好的相处方式，是努力在当前的城市文明中，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型环境。让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也有藤蔓环绕，岩间花树点缀其中，蝴蝶蹁跹于忙碌的人群之中。

人类社会和原始自然不会也不应该是两个界限分明的对立世界，不论人类的科技如何发展，生活品质怎样提高。人类依旧是点缀于原始自然中的一部分，受大自然影响，被大自然养育。

自然是人类永恒的馈赠者，正如威尔逊所赞叹的那样：“ 对于那些懂得去体会大自然的人来说，自然母亲就是一口充满无限神奇的魔幻水井。你打上来的水越多，就有越多的水等待你去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