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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初中化学的同学，或许对这张插图十分熟悉：
他是拉瓦锡，近代化学之父。他的“成绩”包括且不限于：
25岁被选入法兰西科学院并获得院士头衔；
推翻了“燃素说”并建立了氧化反应理论；
推动了化学反应中质量守恒定律的建立；
规范了化学术语的命名体系；
构建了近代化学学科体系。
作为沪教版九年级上册的插图，这幅画描绘了年轻化学家拉瓦锡进行空气研究实验的场景。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画中拉瓦锡的目光没有投向实验器材，反而看向别处。
实际上，拉瓦锡身边站着他的妻子玛丽安娜。这才是这幅图的庐山真面目：
当然，也有朋友会发现，这张照片同时还出现于许多经典名著的封面上，包括但不限于《红与黑》《羊脂球》……构成了一代人的童年回忆。
这幅画名为《拉瓦锡夫妇》，由法国新古典主义奠基人雅克·路易·大卫所作。这位画家，正是《马拉之死》《拿破仑一世及皇后加冕大典》等传世名画的作者（和拉瓦锡一样，你可以在教材上见到他很多次）。
1788年，玛丽斥资7000里弗尔（1里弗尔约等于1法郎），邀请大卫创作出这幅肖像画，如今该画收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
关于这幅画，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闻”。据说，在最初的画作草稿中，拉瓦锡夫妇穿着奢华考究，显露出显赫的上流阶层气派，远非人们印象中的“科学家夫妇”形象。毕竟我们心目中的“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实际上还有不少其他身份，比如在火药和硝石管理局、贴现银行担任公职。此外，拉瓦锡还有个重量级身份——法国包税总会的“包税官”。
1769年，为加入包税总会，拉瓦锡花费6.8万里弗尔购买这一官职。这一身份为他积累了巨大财富，也将他推向了命运的终结：1794年5月7日，在法国大革命的浪潮之下，拉瓦锡与他在包税总会的同僚们，被革命法庭一同宣布处死。他被送上断头台时，年仅51岁。
包税总会是做什么的？拉瓦锡又为何因此横死？
所谓“包税制”，指的是国家（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将某项捐税或某一地区的税收，承包给个人或团体的一项制度。
理论上，这种征税方式可以降低政府的征税成本，提高征税效率，从而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性。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包税商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往往采取苛征滥收的手段，进一步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而这一弊端难以通过制度设计加以消除。
包税制在欧洲也算是老传统了。公元前3世纪，罗马引入希腊的城邦包税制。彼时，在帝国广袤的统治版图内，随着奴隶主阶层的分化，逐步形成了骑士阶层。他们逐渐承担起地方税款的转运任务。随后，帝国中央政府将某些地区的税收征管权授予骑士阶层，使其成为“包税人”。中世纪时期，包税制在欧洲普遍流行。
近代法国的包税制可追溯到16世纪。由于战争频发和财政紧张，弗朗索瓦一世经常向“里昂大借款团”这一由外国银行家组成的财团借款。为了确保贷款的偿还，国王以某些地区的税收收入作为担保。然而，随着国债的迅速膨胀，银行家提出直接承包税收的要求，国王迫于资金需求予以接受，从而奠定了包税制的基础。
最初，包税合同的数量繁多，分散于不同税种和地区之中。这种分散模式管理复杂且效率低下，频繁引发民间的抗税活动，乃至出现激烈的抗税暴动。为了提高财政效率并应对地方抗税行为，法国开始推动包税合同的集中化。至路易十四（1638—1715年在位）时代，建立了“总包税制”。
法国当时存在四种主要的征税方式，分别是征集、一次性付款、包税和国家直接征收。其中，军役税通过征集来实现，一次性付款则通常发生在三级会议地区，后两种则主要涉及间接税（主要包含盐税、关税和商品税）。
间接税，正是包税制的核心所在。
彼时的法国虽然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但实际是由各省区拼凑而成。这导致间接税极其复杂，在各地区差异极大。
首先是盐税，这一收入占据了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盐税征收的基础，是王室对地中海盐业的垄断。然而，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让各地区的盐价和税率千差万别。尽管替路易十四主持税制改革的柯尔伯在1680年颁布法令，意图规范盐税的征收，但他将法国分为六大盐税区，分别实行不同的税制，所以盐税在各地的标准始终不同，甚至最高档的盐价可以达到最低价的十几二十倍。1780年，大革命爆发前夕，大盐税区的平均盐价为每米洛（注：minot，法国旧容量单位，合39升）58里弗尔，但在免盐税区则只需5里弗尔。中间的差价全部归政府所有。
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盐，对生活在高盐价地区的人民来说，生活成本奇高无比。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伊波利特·丹纳所说：
“根据1680年的法规，每个7岁以上的法国人必须每年购买7斤盐，对一个四口之家来说，这意味着每年需要开支18法郎以上，或约等于19个劳动日的价值。这是一种类似于军役税的新的直接税，税务机构把手伸进了纳税人的口袋……”
盐价差异的显著导致私盐走私泛滥不止，“走私”甚至成了一项主要职业。据学者奥尔文·霍夫顿的统计，当时走私者的数量“肯定高达数十万，甚至可能超过百万”。一些妇女会将自己假扮成孕妇，从盐税最低的布列塔尼向东部高盐税地区贩卖私盐；而一个孩子，如果带上几磅盐，跨越盐税区，就能获得和一名成年农民日收入相当的报酬。
针对走私，包税总会多次出动自己的武装队伍进行缉拿。在1780到1784年间，大约有3500名男女、儿童，因走私食盐而被捕入狱，还有更多不曾被计入这一数字的。
关税是政府另一大收入来源。由于省区仍保留着相当的独立性，各地区边境上的关税也得到了保留。货物税、通行税和关税可以根据不同的税率，用不同的财物缴纳。据学者估计，在18世纪中叶，如果将一批价值500里弗尔的葡萄酒从米雷运送到巴黎，算入各种运输费、关税和货物税，运输就要花掉501里弗尔。
尽管柯尔伯的财税改革在多方面进行了调整，试图简化复杂的间接税体系，但改革并未根本改变“中下层农民和市民承担绝大部分税负，而中上层的贵族和教士享受诸多免税特权”的事实。沉重的税负，恰恰由最无力承受的普通民众来承担。
1680年，包税总会成立，成为法国包税制的中心机构。从1726年开始，总包税合同通常每六年签订一次，并预付巨额税款给王室，为王室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来源。
对国王来说，包税制是拓展财政基础的工具。政府利用包税总会抽取社会资源，获得巨大财富。在王室政府从包税总会取走相应的款项后，多收的部分便成了包税官的私人利润。在那个时代的法国，包税官、银行家和金融家可以跻身社会顶层，与贵族并肩，被统称为“缙绅”。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
“在那些采用包税制的国家，包税者一般都是极其富裕的人。仅是由于富有，他们就已遭到一般人的厌恶，而他们的虚荣和炫耀就更加使人厌恶了。其中，巴黎的总包税，又是最富有的一批人。一位名为布雷的包税官，年收入可以达到150万里弗尔，而另一位名为图瓦纳尔的包税官，在1753年去世时留下了1900万里弗尔的遗产。我们熟悉的拉瓦锡作为总包税人，他在1768到1786年间，平均每年收入可达6.6万里弗尔。”
长期以来，不同阶层和地区间的税负差异及不平等，不断激化社会矛盾。历史学家普遍认同，18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遭遇的财政危机，直接触发了旧制度的崩溃。正如拉布鲁斯所说：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因不幸引发的革命，而这种不幸源于税收。”
“法国不是为税负所压垮，而是被一套无效率的财税体制所窒息。”
另一方面，包税总会强制征税的手段，以及包税官“以权谋私、侵吞税款”的行径，更是激化了民众的愤怒。1785年，为防止人们逃避通行税，总包税局在巴黎四周建起了一座高达33.5米的城墙。这一行动是在拉瓦锡的提议下完成的，并很快遭到了各方责难。反对者称：
“（他）使巴黎如置于监牢中一般。”
“但愿他被高绑在路灯柱上。”
回望过去，法国因沉重赋税而引发的起义屡见不鲜。17世纪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大规模的乡村暴动频繁发生。1662年，布洛涅地区6000余名农民拿起武器反抗征税；1664年，贝阿恩地区同样有6000多名农民起义，抵制强收的盐税（因为该地区原本是免征盐税的省份）；1670年，朗格多克北部维瓦赖山区5000名农民因增税问题发动反抗……这些起义无一例外遭到了残酷镇压。例如，1662年的反税起义中，有584人被政府军俘虏，除少数年过七十或未满二十者获赦免外，其余人全被送往苦役船。
当时一份关于农民起义的陈述书中这样写道：
“间接税是可憎的……没有一个家庭不曾受到包税员的搜查，他看到的和碰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注册税高得吓人。征收军役税的都是暴君，贪得无厌，欺压穷人不择手段。执达员不比他好多少，没有一个诚实的农民能逃脱执达员的残酷压迫。为使自己不遭这些暴虐者的贪食，征税员只好把邻居都弄穷。”
不过，也需要说明的是，包税官的实际收益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税款的绝大部分均归政府所有，包税总会自留的税款不会超过总征收额的八分之一。不合理的税收体制是走私泛滥的根本原因，由具有私人性质的包税所征收更让人无法忍受。在一定程度上，包税官代替王室承担了民众的愤怒。
置身革命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理解拉瓦锡之死的主要原因。但是作为法国20位“总包”之一，拉瓦锡身为旧制度的代表人物，自然难逃革命的裁决。
波旁王朝统治末期，拉瓦锡通过担任包税官，成功跻身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在1786年，他的总收入达到120万里弗尔，相当于20世纪的4800万美元。拉瓦锡用这笔税收收入，投入资助了自己的科学研究，组建了欧洲最先进的实验室。
而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拉瓦锡和马拉的私人恩怨——这也加速了他的死亡。两人的矛盾正始于科学研究。1779年，让-保尔·马拉创造了一套关于“火质”的理论，并要求科学院的认可。尽管他的论文在《巴黎日报》公开发表，但拉瓦锡注意到这篇文章后，公开予以了否认，还称其为“科学骗子”，二人因此结怨。1791年，马拉在《人民之友》上公开谴责拉瓦锡作为包税官从制度中谋取私利。
此外，在阶级冲突愈演愈烈之际，拉瓦锡却对政治争议保持了一种模糊的态度。本质上，他是一个温和的保守主义者，没有意识到旧社会与旧制度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1789年7月，巴黎公社攻击包税总会在巴黎的驻地，摧毁了办事处和盐仓。
1791年3月，革命议会颁布新法，包税制正式废除。
1793年11月，包括拉瓦锡在内的28名包税总会成员被捕入狱。
1794年5月8日，拉瓦锡被送上断头台。
拉瓦锡在被处决之前给他的妻子玛丽-安娜写了遗书：
“我已经有了一个漫长的生涯，总之，这是一个美好的生涯，我相信人们对我的记忆能够伴随着一些荣耀。我还能期望什么？我陷入的这场麻烦会让我免受老年的不便。我将会趁身强力壮的时候死去……”
围绕“拉瓦锡之死”的讨论很多。很多人认为对拉瓦锡的审判颇为草率。法庭以“可恶的包税人”“在人民的烟草中加水”等罪名，宣判他的死刑，忽视了当时科学界要求赦免拉瓦锡的呼声。在他死后，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惋惜地表示：
“砍掉他的头只要眨眼的工夫，可是生出一个像他那样的头大概一百年也不够。”
参考文献：
黄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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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麦克菲：《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中信出版社
江晓原：《科学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熊芳芳：《再论法国大革命的财政起源》
周雷：《从包税公司到有限责任国家：最小政府的历史起源与制度困境》
柳展雄：《侠盗、旧制度与大革命》，《经济观察报》
贺丽娟：《近代早期法国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威尔·杜兰特等：《文明的故事9：伏尔泰时代》，理想国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商务印书馆
马克·格林格拉斯、莫西·布莱宁：《企鹅欧洲史》，中信出版社
勒庞：《法国大革命》，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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