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米歇尔·塞尔与法国科学哲学
》
译｜蓝江
科学研究中的现象技术
与 “认识论断裂 ”的概念相反，“现象技术 ”的概念仍然非常流行（Rheinberger，2005 年；Chimisso，2008 年 b）。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研究（STS）等领域，这个词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被不加批判地使用，以指出科学工具是如何建设性地塑造现象的，而不仅仅是描述事物的存在。例如，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甚至将认识论断裂等同于 “当一种新的感知工具被引入生活世界时，人们对世界的自然态度所产生的暂时中止”。他以 “望远镜一旦在欧洲人的生活世界中‘自然化’，就被认为提供了一种与人的无助感官一样直接接触世界的途径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简而言之，望远镜成为巴什拉所说的现象技术”（Fuller 2002, 125）。
巴什拉本人在其早期作品中，大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实体与微观物理学》（Noumène et microphysique）一文中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在当代物理学中，人们已经不再把经验的统一性作为出发点。相关现象不应被视为既定现象，而应被视为物理学工具和理论的（暂时）产物。与“工作假设”的概念相似，他谈到了“工作现象学”，“微观物理学不再是两个经验之间的假设，而是两个定理之间的经验”（Bachelard 1970, 15–16）。巴什拉后来对化学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例如当化学开始合成自然界不存在的人造原子和分子时。他以当代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如锝，这是于1937 年首次合成的一种原子，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自然界可能止步于铀这样的重原子，但科学可以更进一步，它可以“使不存在的物体存在”（Bachelard 1953，22）。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象技术变异的力量是哲学的一个新实例。它以实现的方式使真实加倍”（Bachelard 1953，197）。
巴什拉认为，在这些情况下，仅仅处理自然力量和潜能的现实化是错误的。在巴什拉看来，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只是在处理自然力量和潜能的实在化，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人们无休止地重复这些技巧使用了自然力量，是对语言的真正滥用。人们会说，音乐是利用自然噪音，无线电话是利用电磁波。事实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归结为一种人工合成”（Bachelard 1972，8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工具只不过是物化了的理论”（Bachelard 1934，16）。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如《应用理性主义》（Rationalisme appliqué），仍然可以找到同样的观点：
质谱仪中分离同位素的轨迹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必须通过技术手段才能产生。它们是被重新定义的定理。我们必须证明，人类用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东西……在自然界并不存在，自然界也不存在。不存在于自然中，自然现象的自然范围也不存在。(Bachelard 1949, 103)
因此，当巴什拉谈论现象技术（phenomenotechnique）时，他主要想到的是当代科学并不依赖于自然的、既定的现象，而是通过创造新颖的、人为的现象来取得进步。巴什拉的另一种形式的非连续性在这里起作用，不是心灵的非连续性，而是物质的非连续性：科学也意味着与普通现象的决裂。
因此，我们在现象技术概念中发现的模式与净化模式不同。科学实践同样被视为非连续性的，被视为与其他社会实践截然不同的东西，但并不是因为它们被净化了：即某些东西被移除或拿走了。恰恰相反，科学实践相对于其他实践是非连续性的，因为增加了一些东西，建立了新的联系，增加了人为性。因此，我们更应该谈论一种增殖模式：为了改进科学，我们不应该从想象力或意识形态中净化科学，而应该通过仪器、记录设备、实验操作来增加联系。
从根本上说，塞尔、拉图尔和斯唐热等作家采用的正是这种模式，它与他们认为的阿尔都塞式的巴什拉主义的净化模式截然相反。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拉图尔的第一本书（与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合著）《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将现象技术的概念引入了科学研究：
现象不仅仅依赖于某些物质仪器，相反，现象完全由实验室的物质环境构成。参与者用客观实体来描述的人造现实实际上是通过使用铭刻设备构建的。这种现实，巴什拉(1953) 称之为“现象技术”，它通过物质技术构建而成，呈现出现象的外观。（Latour and Woolgar 1979, 64）
拉图尔利用这一概念论证了内分泌学中的科学事实，如 TRF(H)的存在，并不是通过清除人们头脑中关于激素的某些认识论障碍而确立的。TRF(H)只有通过引入一整套科学仪器，使其通过中介变得可见，才能得到证明。因此，科学实践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净化行为，而是在实践中构建新的、稳健的实验室环境，使不明确的实体成为稳健的科学事实（见atour 1987a）。
因此，对拉图尔来说，干预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所有科学现象都是通过它们所执行的行动来定义的。“除了通过行动来定义行动元（actor），别无他法；而除了询问作为关注焦点的角色改变、转变、扰乱或创造了哪些其他行动者，也别无他法定义行动”（Latour，1990b，59）。正是由于现象具有干预能力，它们可以通过与科学理论合作并证实科学理论，从而使科学理论更加强大。科学实践的目的正是与现象构建新的、人为的关系。有趣的是，拉图尔在这里提到了巴什拉的现象技术，以说明他的观点：
无论环境多么人工化，都必须有独立于环境的新东西出来，否则整个事业就白费了。正是由于巴什拉所说的事实与人工制品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尽管没有哲学家为真理的对应理论辩护，但建构主义的论证绝对不可能说服人超过三分钟。公平地说，应该是一个小时。(Latour，1990b，64）
在后来的著作中，拉图尔仍然提到这一观点，但却是在 “‘事实是制造的’（ Les fait sont faits）这一口号的旗帜下，巴什拉如是说”（Latour 1991, 18; 1999, 127）。
拉图尔从塞尔那里获得了这一观点所需的关系本体论，塞尔同样将科学实践视为关系的具体形式（见第四章）。在《五感》（Les cinq sens，1985）一书中，塞尔将这一扩散模式与迷宫的隐喻联系起来：与其将迷宫视作直线道路上不必要的分岔或扭曲，不如通过引入更多的干预来使迷宫变得富有成效。这种 “扭曲 ”使人们能够发现更多，了解更多。迷宫不是不加区分地让所有现象通过，而是通过缩小和放慢现象的速度来区分现象，让观察者意识到新的、微妙的差异。在此引用塞尔的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