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骥：我跟医生朋友聊了聊，为什么香港少见医闹

文 | 许骥

汉字真是有意思。繁体字的“醫”字，拆开来是：医、殳和酉。“医”是放箭的筐，是杀人的；“殳”则是木棒，也是杀人的；“酉”是药酒，才是救人的。“醫”字把医生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别人是杀人的，但医生是救人的。而把“醫”简化成“医”，还真是一个深刻的隐喻。

榆林产妇跳楼事件发生后，引发了太多的讨论。但在逻辑上，首先应该明确一点，那就是这并不一定是个与“女权”有关的命题。因为需要家属签字才能进行手术，病人自己即便神智清晰也无法做主，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非特别出现在女性身上，或产妇身上。所以，不要往女权上扯。

本次事件是再次深度剖析反思医疗制度的机会。

因为事件的冲击性太大，我几乎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医生朋友聊了这么多。这是位非常知名、优秀的医生，讲起这件事，他显得有些激动，颇有微词，总结起来一句话：医疗制度太不保护医生了。例如，他说在出现医疗事故时“举证倒置”，即医生和医院是被“有罪推定”的。在以往乃至今次医疗事故后，各方竟然常常要求医院提供自己无过失的证据。那么，以后所有产房是不是都要装窃听器、摄像头呢？作为病人，你不要隐私了吗？

无论如何，医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之一。因为这份职业太专业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也没有任何外行有资格对医生的专业指指点点。即便有些医生“谋财”，但至少不“害命”。好了，问题回到很多人关心的点——到底谁才有权决定产妇是否可以剖腹产？为什么神智清晰的产妇无权决定自己剖腹产？而非要等在产房外的家属来签名同意呢？其背后，完全是制度问题。

在香港，因为我亲身进过两次产房陪产，所以还是比较清楚香港的这套流程。进产房前，产妇就要签署所有的文件。其中一份文件规定，如果顺产尝试一段时间后，医生认为不适合顺产，那么有权对产妇进行剖腹产。另外，医生基本上拒绝给产妇用无痛分娩，因为无痛分娩有失误率，麻药可能造成胎儿智力受损。总之，病人能决定的范围是有限的，基本上都是由医生决定。

医生要面对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情景。医生是一份极其需要经验的工作。在医疗救治中，有些东西指标可以量化，例如药的用量。但是有的东西是不能量化的，例如病人是否危殆，这是许多综合因素的复合结果。所以，最前线的判断必须只能交给医生。如果不把权力交给医生，也就无权让医生负责。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由谁决定病人可以动手术的权力，就是这样被无厘头地推到了一般来说不会有专业医疗知识的病人家属手上。所有人都出于理性计算，保证自己的责任最小化，从而谁也不需要对这个系统负责，却诞生了最可悲的结局。还孕育了一个副产品，就是“医闹”。

就我在香港的医疗经验来看，我几乎见不到香港发生过医闹。为什么会出现医闹？朋友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医闹成本”太低——闹不成，几乎不用付法律责任；而闹成了，就会获得相应的好处。近年医院因为担心名声受损，故而非常惧怕医闹。

在香港，医疗资源是充分市场化的。医生相对独立于医院。医生收取的是“医生费”，医生费可以自己定价，符合自己身价即可，如果过高，当然就没病人找你看病——都由市场调节。医生的收入是不与卖药挂钩的，所以香港医生常常劝病人少吃药。反观内地的一些医院，医生的很大一笔收入来自开药、化验，以至于很多人说内地医疗因此更“市场化”。非也。这种医疗资源配置是远远不够市场化的，收入和卖药挂钩，某种程度上是“利益结构”罢了，不是市场运作。仅仅允许“莆田系”这样的医疗资源部分市场化，或许比完全没有市场化还要糟糕。医疗资源只有彻底市场化，引入市场竞争，才能变好。

当然，香港的医疗制度同样存在问题。实际上，你去全世界任何地区问当地老百姓医疗资源好不好，或许都不会有正面答案。为什么？因为医疗费用是如此昂贵，而人们普遍又认为政府需要为民众的医疗埋单，所以医疗是政府不能承受之重。推荐本书：《医学霸权与香港医疗制度》（佘云楚等合著，香港，中华书局，2017年6月）。

▲香港TVB电视剧中经常有医疗题材作品

香港的医疗制度问题，在于利益集团强烈的排外性。香港的医学利益集团坚不可摧，以至于出现令人哭笑不得的画面：一个蜚声世界的医学家，全世界争着要，但是却拿不到香港的医生执照。香港医学界，也几乎不从外地引入人才——这不是歧视某一地区，而是歧视全世界。

内地的医疗制度问题，和香港地区的医疗制度问题，是两个不同方向上的极端——前者极不保护医生的权威，后者过度保护医生的权威。当然，假如从“唯结果论”的角度看，香港地区的医疗制度可能仍旧好一点。因为无论如何，香港目前毕竟已经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地区，这与高水准的医疗关系甚密。

无数悲剧的发生，究竟能否令我们生存的环境变好呢？哪怕只是一点点。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无论你对医疗制度有怎样的抱怨，对医生有怎样的愤恨，很遗憾地通知你，令医生倒霉、没有安全感，最终受害的一定是病人自己——医生朋友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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