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研究生是半工半学，以前老师的称谓逐渐地变成“老板”的称谓，师生关系充满了利益。但，这是其他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我很幸运，因为我的导师不是我的老板，他也从没有以老板的身份命令我，他始终是我的老师，特殊一点的话，是我的导师，科研道路上敬爱的导师-----魏老。
导师不同于老师，以前老师都是面对着一个班，多则百人，少则也有四五十人，是大家的老师，而导师则是几个人甚至是一个人的老师，他比老师的关系更近一些。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更是一种充满缘分的际遇，而我与魏老更是如此。
从帝都到关外，我是十分地不乐意，却也无可奈何。那时已经淡去追求的激情，听天由命，不再顺自所愿。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听师兄师姐说，因为我的笑容，魏老选择了我，也终于让我成为他的学生。杰的笑，伴随了多年，却也让人心生和蔼。于众人之间选我做他的学生，这是我的幸运，也让我有了一种归属感-----那时的我，仿佛是汪洋里的一叶孤舟，没有方向，随意地漂泊，却终于有人让我停下，给予我一个落脚之地。这是缘分吗？师生的注定本身就是一种缘分，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自己的老师，也不会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老师的学生。
魏老是第一个非常信任我的老师。当我研一在北京上课时，魏老竟很放心地让我带着一个美国的朋友在北京游玩几天。没有与老外有过任何的交流，没有任何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老师竟然放心让老外跟着我。我自己倒有点心虚，不自信。“没啥，就带着他在北京游玩几天就行，不用有压力的”，在魏老这一番劝勉下，也终于坦然接受这一对我来说很艰巨的任务。事实证明，魏老的确没看错人，我真的是一个合格的导游，惟一欠缺的地方是英语口语很差，全程都是用中式英语交流的。那件事是我大学毕业后做的似乎是最大的一件事，我的一些国际关系的经历也逐步地影响到我的诸多方面。在北京上课，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受，所以当自己的导师来北京办事请自己吃饭时，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北京一年，魏老每次来北京，总是会见我一面，闲时会请吃饭，忙时也会谆谆教导，让我并不感觉自己孤单——起码自己的导师还在想着自己。
回到东北，我正式开展自己的实验。从选题、设计方案、开展实验，魏老总是很认真地修改、审核，有时半夜把东西发给他，第二天醒来邮箱里已收到他修改后的材料，显示时间总是凌晨四五点。我倒觉得我这个学生做得太不称职了，五十多岁的老先生，半夜收到学生需要修改的东西，立刻就处理，我责怪自己半夜发东西太不应该了。要知道，同时期的好多导师，根本没有时间看学生写的东西，有时甚至几个月半年也不会见学生一两次。而我的导师，需要处理的东西立刻处理，需要找学生谈话立刻就喊学生去，学生哪里做得不好立刻指出改正。每个导师都很忙碌，有“导师”称号的人忙碌的程度都很接近的，我的导师没有因为自己的忙碌而无暇顾及我这个学生，仅此一点，我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学生。
五十多岁的导师，正常情况下，学生的试验不会再亲力亲为，会直接放权给师兄师姐，让他们管着师弟师妹，传统实验室均是如此。在准备自己的试验时，做手术这一环节自己还未学会，于是忧心忡忡地向其他人诉苦：“我的试验怎么开展呢？这个手术我一点
都
不会，怎么办呢？该找谁呢？”有人便说“找你导师就行了，你导师这个手术很厉害的，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爱惜学生的老师，不会让你的实验停止不前的。”我也知晓魏老这一方面做得很好，可一想五十多岁的老师还要下基地亲自操刀做实验，感觉总是不太忍心。不过，最终依旧是魏老出马，因为那个手术没有几个人会。东北的大雪天，一群中年人，加上一个老先生，在基地实验室做实验，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这个学生，参与实验的其他老师们也是看魏老的面子才热心地帮我。谁会想到，一个大研究员，一位享受国务院津贴、年龄五十多岁的老人，竟为了一个学生，冒大雪迎寒风到现场做实验——这是许多导师不会做到的，而我的导师，魏老，的的确确做了，帮他的学生度过实验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