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俄国的铁腕总统让许多美国人相信他是个天才权谋家，
其实他不过是猛赚了一笔的赌徒而已。
The Atlantic January-February 2018 cover story: “What Putin Really Wants” by Julia Ioffe
授权翻译 / Translated with permission；转载请征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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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01/putins-game/546548/
【作者】朱莉娅•姚菲(Julia Ioffe)，《大西洋月刊》政治与世界时事记者。
【翻译】Xujun Eberlein，张拓木，张海云，杨刁刁, 李雅坤
【校对】李雅坤
I. 黑客攻击
伏尔加格勒国立大学。一间充满阳光的大屋子里，四处是随手搁下的Juicy牌能量饮料空罐。四十五名大学生正伏在电脑键盘上，或交头接耳，或轻快击键。他们中除一人之外全是男生。“你瞧着他们不过是在屏幕上指指戳戳而已，其实这是一场紧张的战斗，” 维克多·米宁（Victor Minin）在我们一同观战时说。
此刻，这场八小时的黑客竞赛已进行到将近一半。来自俄罗斯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组成了七个团队，试图解决诸如识别电脑病毒来源、找到埋藏于图像中的秘密信息这类法证技术问题。这个由俄罗斯首席信息安全官协会（ARSIB）举办的、名为“夺旗”的竞赛由米宁负责监场。ARSIB不仅在俄罗斯各地的学校里举办“夺旗”竞赛，他们还会举办历时数日的大型黑客马拉松比赛；后者是在两个团队之间进行的服务器攻防战。今年四月份，有好几百名年轻的黑客参加了这样一场比赛。
米宁和我退到走廊上，以免我们的谈话分散了年轻选手的注意力。他告诉我，“从我18岁参军以来，也就是从1982年起，我就一直在做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但他不肯说是军队的哪个部门。“当时我在禁言令上签字画押了，”他说，面带狡黠的微笑。“你觉得现在什么情况变了？我会泄露给一个记者？”
与俄罗斯情报部门有密切联系的维克多·米宁在俄罗斯各地的大学里举办黑客竞赛；他说这是他帮下一代人做好准备的方式。(摄影：Max Avdeev)
退伍后，米宁加入了克格勃。前苏联解体后，他去了俄罗斯政府的网络与监管部门工作，于2010年退休，之后进入私营领域，与人一起建立了ARSIB。ARSIB现在与俄罗斯国防部、联邦安全局（FSB）和内务部都有联系。
黑客竞赛是米宁培养下一代的方式，来“把我多年积累的知识传给孩子们，”他告诉我。他说俄罗斯科技公司经常来找他介绍人才。我问他会不会有政府机构，比如在国外进行网络作战的安全部门之类，也来找他。“有这可能，”他迟疑了一下。“他们也需要这方面的专家。”
“夺旗”竞赛午餐休息时，米宁和我走到风和日丽的室外。这所大学耀眼的白色建筑群座落在陡峭的山坡上，俯瞰下面的城市和伏尔加河。曾几何时，这河里流的是血，这山上遍布弹片、地堡和尸骨。曾几何时，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斯大林格勒，因1942-43年冬的血战而名闻遐迩。上百万人在这里失去生命，直到德军死了一个元帅，失去大势，最终战败。如今，这是一个游荡着历史幽灵的城市。
“你去过马马耶夫库尔干吗？”米宁问我。他指的是另一座山。那座山见证过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以至于山丘变形。现在那里竖立着一座“祖国母亲在召唤”的混凝土雕像：一位170英尺的女性，高举着剑，召唤同胞冲锋陷阵。米宁眺望着被阳光照亮的远方，声音里充满崇敬地告诉我：那是纳粹元帅弗里德里希·保罗斯（Friedrich Paulus）被俘的地方。“你知道，要了解过去年轻人是如何保家卫国的，这很重要，” 他说。
我们来到食堂，我发现这个食堂也被前苏联的阴魂缠扰。在这里，带着发网、脾气暴躁的中年妇女把无味而油腻的食物打给吃饭的人们。如果不是因为有玩着智能手机的学生们，很难感觉到这已是21世纪。我在一个来自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参赛团队的饭桌边坐下，告诉他们我去过一次他们的家乡，里海边一个古旧而浪漫的老城。
学生们嘻笑起来。“人人都想离开那里，”三年级学生安东说。
“那里没事可做，”他的队友谢尔盖补充道。
安东希望米宁能帮助他加入国家安全部门。他认为“这是受人尊重的工作，薪水丰厚，而且工作很有趣。” 如果他被录用了，则有望拿到每个月5万卢布（不到900美元）的薪水，几乎是阿斯特拉罕地区平均工资的两倍。那他想加入这个行业有没有其它动机，比如——“爱国主义？”安东接着我的话说完，笑了起来。“不，”他说，“我不在乎为哪个政府工作。如果法国外籍军团要我，我也干！”
我问他们在伏尔加格勒这种地方说这种话是不是有点大不敬。
谢尔盖说，如今俄罗斯培育的这种爱国主义是空洞甚至不健康的。2011-12年的推动民主进程的示威之后，网上个人言论受到限制，政府对网络实行监控；他对此愤愤不平，称其为违宪。“如果你看看我们的城市和道路状况，还有人们的生活质量，你也会问，为什么他们不惜花亿万卢布来把人们的个人信息存储在海量数据库里？”
“他们会把你关起来的，谢尔盖，”一个同学说，瞟了一眼我的手机。
谢尔盖大笑。“吃你的饭，”他说。
过去的一年里，俄罗斯黑客在美国成了传奇故事。根据美国的情报分析和媒体调查，俄罗斯黑客是入侵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民主党竞选委员会服务器的祸首。他们通过维基解密（WikiLeaks）等友军渠道传播窃取的信息，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在普京总统的授意下，他们试图刺探美国多州投票设施的漏洞，暗地购买了脸书广告进行分裂性宣传或组织政治集会，给美国愈演愈烈的文化战争煽风点火。
但是大多数俄罗斯人并不认识这个传奇故事里描绘的俄国：强大而组织严密，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领袖，不仅能策划复杂而细致周详的密谋，还能将其付诸实施。
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y）曾在2000年作为政治顾问帮助普京赢得第一次总统竞选，并在克里姆林宫担任顾问直至2011年。当我问到普京在唐纳德·特朗普竞选中扮演的角色时，他笑了。“我们在普京当政的第一个十年成功地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普京控制着俄国的一切，” 他说；现在美国人把这么多事情归功于他，“这很可笑”。
在莫斯科一家咖啡店里，一位在普京的俄罗斯统一党（United Russia party）高层任职的商人喝着浓缩咖啡说：“你想说俄国一切都这么破，黑客却牛得不行？ 俄罗斯石油公司” ——即国有的石油巨头——“举步维艰。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运转不良。我们的教育体系也是缺陷百出。然后我们的黑客，横空出世，竟如此了得？”
就如俄国人高估美国，视其为无所不能的全球政治发展策划师一样，美国人也把自己的恐惧投射到俄国，一个灵活并威力无比，却有着致命缺陷的悖论似的国家。它一方面看起来不可撼动，但不知何故又总是濒临崩溃的边缘。像美国一样，俄国为自己的历史所困，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下。
这些因素非但不能排除俄国带来的危险，反而让危险更为具体。普京和他的国家都在衰老，衰落——但这种衰落带来的不安全感本身就意味着对美国的一种威胁。美国情报界人士一致认为，俄国不仅干预了美国大选而且——用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柯米（James Comey）的话说——“他们还会卷土重来”。俄国自身已是困境重重，其精英对美国政治也只有粗浅了解，这种敌对行为的急剧升级着实令人震惊。这就是典型的普京式做法，典型的俄国式做法：用胆大妄为的主动出击来掩盖自身的弱点，报复积怨，和不惜代价以求生存。
我到俄国是为了寻求两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其中较为紧迫的一个是，自身有种种不足的克里姆林宫如何成功地实施了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破坏行动，使得美国的民主反过来伤害民主自身。而对于美国人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俄国手中还有什么牌，以及因成功而气粗胆壮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为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究竟打算走多远。
“这不是一个战略性行动，”安德烈·索尔达托夫(Andrei Soldatov)说。作为一名报道克里姆林宫如何使用网络技术的俄国记者，他在安全部门有深入的信息来源。他说，“根据所有内部人士跟我说的情况，” 对美国政治体系进行黑客攻击“其实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战术决定。他们对‘巴拿马文件’非常恼火。”
2016年春，一个国际记者联盟开始公布一大批属于一个巴拿马律师事务所的文件。这个律所专门帮助富有的外国客户将钱财——包括不法收入——从他们的居住国转移出境，躲开税收部门的法眼。（该公司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这些文件显示，普京的老朋友谢尔盖·罗尔京（Sergei Roldugin），一位大提琴手，也是普京大女儿的教父，其名下竟有一笔约20亿美元的巨款。对于一位不知名的音乐家，这是一笔难以解释的财产。记者显示这些资金很可能是普京核心圈子的储蓄罐。罗尔京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但克里姆林宫对这一揭露十分震怒。普京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的妻子也受到牵连；佩斯科夫将这份报告愤怒地归咎于“[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前雇员”，说他们意图在2016年9月的俄国议会选举之前“捣乱”。
说这话有点脸皮厚了，不过也反映了他们的逻辑：俄国领导人的财务隐私是可以与俄国的选举所代表的国家主权相提并论的。中情局俄国办公室前副主任约翰·赛佛尔（John Sipher）说：“普京把巴拿马文件视为对他的个人攻击。他们认为是我们干的。” 索尔达托夫说，普京的核心圈子觉得“他们对此必须有所回应”。根据索尔达托夫的报道，普京在2016年4月8日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与会的八人中除两人外都是前克格勃。鉴于这次会议的秘密性和召开时间，索尔达托夫认为普京就是在这次会上发出了报复美国的指示。
他们最初的目的是羞辱和中伤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埋下更多反对的种子，并向世人显示美国民主其实与俄国政治同样腐败，甚至更糟。“没人觉得特朗普能成事，一点都没有，” 索尔达托夫说。“这就是一系列战术性行动。看到每一步都进行得如此顺利，参与行动的人都兴奋得不得了，不断的成功又驱使他们继续推进。”
俄国出生的德米特里·阿尔佩洛维奇（Dmitri Alperovitch）是网络安全公司CrowdStrike的创始人之一。他说：“他们很多时候是在碰运气。” Crowtdstrike公司受雇调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服务器在2016年五月遭到的黑客攻击，最先发现了俄国干扰的线索。“他们撒了一个很大的网，事先并不知道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阿尔佩洛维奇说这些俄国黑客技术很高，但是“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想成八呎高的巨人”并且“想要选谁就能选出谁。他们在乌克兰试过，并没成功。” 2017年的法国大选他们也没成功。
阿尔佩洛维奇和他的团队发现存在着两股黑客，应该是来自两个不同的俄国安全机关。他们给这两股黑客取了不同的绰号：来自军事情报机关的叫“花哨熊”，来自外国情报局或是联邦安全局的叫“安逸熊”。但是这俩熊显然都不知道另一个在做什么，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我们观察到这两个俄罗斯间谍小组在破坏同样的系统，并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盗取同样的用户密码，” 阿尔佩洛维奇当时在CrowdStrike的博客上写道。他指出，西方情报机构几乎从不会在没有协调的情况下追逐同一个目标，“因为害怕互相损害对方的行动”，但是“在俄国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这几乎和米宁组织的一个黑客竞赛类似，只是赌注更高。索尔达托夫告诉我说，黑客并不总是军队的情报人员。有时他们只是受雇的自由职业者，愿意为出价最高者效力；黑客也可能是落网的网络罪犯，受到勒索被迫为政府工作。（普京否认了对于选举的“国家级”干预，但用貌似可信的假象来撇清干系正是雇佣非官方黑客的目的。）
2016年夏季，美国官员也开始注意到了同样的杂乱无章和了无定形的行为。奥巴马政府的一名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美国截获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与军事情报官员之间的通讯显示了两者之间的争执和他们行动的缺乏组织。一位当时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些情报的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告诉我：“都是临时决定的行动。他们就像是在往墙上扔意大利面条，看哪几条碰巧能粘住。”
具有讽刺性的是，这种杂乱无章正是俄国人在2016年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奥巴马政府看来——至少在最初——俄国人的争执不休、机会主义和缺乏协调都像是旧调重弹。2017年1月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了一份报告，评估俄国干预选举的情况。报告里讲到，在2008年，以红发似火的安娜·查普曼（Anna Chapman）最为著名的十人俄国间谍团伙来到美国，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观察美国总统选举。但是一份2010年的司法部起诉书描绘的画面更象“粉红豹”（The Pink Panther）喜剧动画片而不是“美国谍梦”（The Americans）。这些被称为为“非法者”的间谍会出席智囊活动，把美国新闻归纳汇总，报告给莫斯科。查普曼用99 Fake Street （假冒街99号）地址注册了一个一次性电话。（查普曼在2010年被捕，她和她的同伙被以戏剧性的间谍交换方式驱逐出境。）在2016年初，奥巴马政府似乎认为类似的一幕会重演。前述奥巴马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我，之前“他们在我们选举体系的边缘上啃了一口”，就像在2008年，“非法者”间谍们“一直在试图培养可能进入政府工作的的智库人员”，但还没有试图“影响选举结果，直到这次大选之前”。
2016年夏季，当奥巴马政府开始意识到俄国人这次的野心要比以前大得多时，白宫的担心只涉及到一半的问题。当时最令人不安的是俄国人试图对各州投票系统做手脚。大量披露黑客窃取的内部信息和拿诋毁克林顿的虚假故事搅局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大的麻烦，并且很难进行有效反击而不显得有政治意图。
同年9月，奥巴马在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场边接触普京，告诫他“收手”。当年秋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 Rice）向俄国驻华盛顿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亲手递交了一份警告。白宫责成财政部和国务院研究对俄国新的制裁措施，以及是否公布有关普京个人财产的信息，但最后认为这样的举措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白宫逼得太紧，俄国人可能会公开更多窃取的文件。谁知道他们手里还有些什么？
尽管如此，奥巴马政府还是在选举前一个月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步骤来提醒公众注意俄国的干扰。2016年10月7日，国土安全部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联合发表声明说：“美国情报界确信俄国政府指使了最近对美国政治组织电子邮件的窃取和泄露，目的在于干预美国的选举过程。”
白宫知道媒体会报道这个故事，而媒体也的确——“从下午三点半到四点”——报道了，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的内德·普莱斯（Ned Price）在今年夏天的阿斯彭安全防卫论坛上（Aspen Security Forum）这样说。但是从下午四点开始，这个声明被另一类型的新闻抢去了风头：特朗普吹嘘性侵妇女的《走进好莱坞》录音带曝光。媒体和克林顿竞选团队都把几乎全部注意力投放在那个爆炸性的录音带上，而不是上述情报界的声明。
即便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奥巴马政府觉得俄国人应该已经在幕后听到了警告。根据索尔达托夫和两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的说法，到了10月份，莫斯科方面似乎已经放弃了对美国大选系统的攻击。但秘密信息的泄漏和虚假新闻故事并未停止。奥巴马担心进一步公布任何关于俄国行为的信息都会显得他是在帮忙使天平倾向于克林顿一边。此外，他确信克林顿无论怎样都会赢得选举——并且她一上台就会去对付俄国人。
致命的一击或许来自联邦调查局收到的一份可疑文件，貌似在给克林顿竞选班子抹黑。 今年春天,《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在总统竞选期间联邦调查局情报源获得的一份看似来自俄国情报机构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称，当时的司法部长洛雷塔·林奇（Loretta Lynch）曾与克林顿竞选班子工作人员沟通，保证联邦调查局不会大力调查克林顿在国务卿任期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一案。熟悉詹姆斯·科米的消息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该文件对科米对于该案的考量“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对他的政治独立性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份情报促使科米在2016年7月对邮件门案公开表态。（他说他不会提起刑事指控，但是他严厉地批评了克林顿）。科米关于邮件门调查的公开言论（7月份和10月份）给克林顿带来极大损害，很可能是导致她输掉大选的最后一根稻草。《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那份备忘录有俄国伪造之嫌。
一份伪造文件，几个黑客小组，一点恰到时机的信息泄漏，就足以造成了美国政治陷入混乱。至于特朗普竞选班子是否在俄国的破坏活动中扮演了同谋角色，这一点尚在调查之中。不管怎么说，普京只花了很少的钱——据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说是大约2亿美元——就成功地导演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地缘政治抢劫。但有一点许多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与其将对这次大选的颠覆归功于俄国的远见，不如说它是即兴行为和混乱的产物。普京所为之所以行之有效而且危险，不是因为他有战略上的才华，而是他在战术上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不断试验，制造混乱，和甘冒大风险。
一位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说：“他们也有一定的计划，他们一点都不傻。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把一切都考虑得很周详，普京也并非像一个深谋熟虑的国际象棋手。普京知道自己想达到什么目的；他会策划开头几步，后面的事情到时候再随机应变。人们时常问，他会不会下国际象棋或跳棋。其实都不是：他玩21点。他敢于冒大风险。想想看, 干预选举——他所做的事可是相当冒险的。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赢了，那他就得付出惨重代价。”
就连俄国采用的攻击方式也是风险很大的。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前负责人罗伯特·汉尼根（Robert Hannigan）在阿斯彭论坛上说，俄国人甚至不屑隐藏他们的踪迹，这说明俄国针对美国的意图发生了变化。“他们这种不计后果的的鲁莽...而且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公开承担罪名，这是最大的变化。”
不过这些鲁莽行为还是有明显的征兆：一是普京不断演变的世界观，二是俄国不断变化的国情。十多年来，美国在对俄战略上的轻慢加深了普京对于被美国废黜的恐惧，也使他的敌对情绪不断增加。同样，他的国内政治形势也成了这方面的推手，俄国经济方面的困境意味着他需要在外交上冒更大的风险来确保国内的支持。这些压力一直没有消减，并且近年来有日益严重的趋势。
II. 历史回顾
下雪的时候，就如这个春天的下午，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灰色围墙好像是融入了铁灰色低垂的天空里。这里是过去苏联政府培养外交官和间谍的地方，学员在这里深入了解世界事务的方方面面，以便有朝一日参与其中。如今，这所大学的角色依然如旧，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金钱所腐，比如经常有富人出钱给孩子买一席之地。我曾受邀去旁听学院最杰出的教授之一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Andranik Migranyan）的讲座，他也是该校1972年的毕业生。在过去的十年里，米格兰尼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主持一个叫“民主与合作中心”的俄方智库，据说与俄罗斯外交部有联系。俄国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是他的老同学，他们也依旧保持着朋友关系。
这天下午，米格拉尼扬的讲座主题是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演讲；这个演讲几乎是俄国在后苏联时代唯一的意识形态文件，也是了解俄美关系如何达到今天最低点的关键。那一年普京才当了七年的俄国总统；如今他已经统治近二十年了。那时他的演讲水平还很是拙劣，让旁人替他捏一把汗。再往前18年，即1989年，普京还是一名驻扎在东德德累斯顿（Dresden）的克格勃军官。当柏林墙倒塌，抗议者在他的驻地门外聚集示威时，他正忙着把敏感文件铲进火炉内销毁。不久之后，苏联这个国家就被埋入历史的尘埃中，而世界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苏维埃式充满暴力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西方自由主义秩序是一种更好，更合乎道义的政府形式。
有一段时间，普京试图在这个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找到俄罗斯的角色。当后苏联时代俄国第一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1999年指名普京为其继任者时，俄国正在与车臣的伊斯兰分裂主义分子开战。普京是9·11事件后第一个打电话给乔治·W·布什总统的外国领导人，希望能够让布什意识到俄美现在已经成为反恐斗争的盟友。普京还试图在阿富汗问题上帮美国的忙。但在2003年，布什无视普京反对入侵伊拉克的立场，绕过俄国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这让俄罗斯国格受辱，也提醒了他们，在西方的眼中，俄国是无关紧要的，“俄国说话没有分量”，米格拉尼扬这样转述给他的学生。然而在普京看来事情还不止如此：在推广民主和人权的幌子下，华盛顿又回归其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在别国废黜并另立领导人；即使是公开使用武力也成了合理的。
2007年，普京正式向西方秩序的代表和维护者们表明了他的反对意见。“仅仅二十年前，世界按照意识形态和经济状况分为两个阵营，而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战略潜力保障了世界安全，”普京一脸阴沉地道出。但是这个世界秩序已经被一个由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所取代。“世界现在是一国独霸的天下。”
普京刻意指责说，由单个国家控制的世界秩序“与民主毫无共同之处”。目前的秩序既“不可接受”又效率低下。“单方面的、缺乏合法性的行动”只造成了“新的人间悲剧和冲突区”。他指的是当时已经深陷宗派战争泥潭的伊拉克。普京说，是时候“重新思考全球安全的整体架构”了。
这是一个输家迟来的抗议。在失败16年之后，他们想重新谈判投降的条件。尽管如此，普京在这个讲话之后至今的十年里一直在试图确保美国单方面的行动永远不会畅通无阻——而且最重要的是，永远永远不会废黜他本人。
“要是你们能看到麦凯恩和利伯曼的表情就太好了，” 眉飞色舞的米格拉尼扬对他心不在焉的学生们说。那两位出席普京讲话的鹰派美国参议员“目瞪口呆，他们以为当时俄国已经不值一提！而且普京在慕尼黑犯下了一个‘滔天大罪’：他说的句句是真。”
接下来的一年，米格拉尼扬说，“是行动的一年。”2008年，俄罗斯与邻国格鲁吉亚开战；米格拉尼扬称之为俄国对北约的一种报复，因为北约已经扩张到其他前苏联国家。但西方对俄罗斯外围的侵蚀并不是克里姆林宫最忿忿不平的事情。
米格拉尼扬抱怨说，美国也一直在直接干涉俄国内政；美国顾问策划了苏联解体后的市场改革，并借此机会中饱私囊，还于1996年帮助软弱无能且不得人心的叶利钦第二次赢得选举；美国政府直接资助了一些非政府组织，俄美两国都有，例如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借此推进俄国的民主和公民社会进程；有些非政府组织与所谓的“颜色革命”有联系，而正是这系列的革命推翻了前苏联各共和国的政府，以亲西方的民主政权取而代之。
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俄罗斯面对这一切产生的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 米格拉尼扬告诉他的学生。他指出美国自己承认在乌克兰花了50亿美元来推动民主——也就是扩大自由派西方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设想一下，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美国会把目标转向莫斯科和普京。这就是为什么在2012年，俄国把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驱逐出境。这也是为什么俄国在2015年依据一个关闭“不受欢迎”组织的新法律取缔了前面提到的国家民主基金会。
普京的“慕尼黑理论”有一个推论：美国人或许以为他们在推广民主，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更多的地方造成混乱。“看看埃及发生了什么，” 米格拉尼扬说，开始历数一连串美国支持但最终失败的革命： 2011年，埃及的铁腕人物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美国支持的抗议活动后下台，但是，当“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以民主方式夺取政权后，美国却对推翻新领导人的军事政变视而不见；然后是利比亚。“你们推翻了北非最成功的政府，” 米格拉尼扬边说边有意朝我看。“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一个遭到毁坏的政府，一位被残忍杀害的美国大使，大动乱，还有伊斯兰激进分子。”
“如果我们把美国的所有失败都数落出来，是不是你们就该听听俄国的意见了？” 米格拉尼扬越说越激动。“如果（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必须下台，那么谁能取而代之呢？如果你没有为可能的后果做好准备，就不要摧毁别国的政权！”
普京一直对西方推广民主抱有怀疑，但有两桩事让他确信，美国打着推动民主的幌子，实际是冲着他来的。首先是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的干涉，最终导致了利比亚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被推翻并被残忍的私刑处死。许多与普京打过交道的人在这之后都注意到卡扎菲的死深深困扰着他。据说他反复地看卡扎菲被处死的录像。美国国务院前高级官员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利比亚问题发生时多次与俄方高级人员会晤，他认为“卡扎菲的死法对普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另一位前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形容普京像“着了魔”似的被卡扎菲之死困扰。（这位官员还承认，“我认为我们在利比亚做得过头了”）。
第二件事是在2013年11月，乌克兰的年轻人们聚集在首都基辅的迈丹独立广场，抗议时任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 (Viktor Yanukovych )在普京的压力下退出与欧盟的经济协议。示威者在广场待了整个冬天，直到警方向他们开火，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第二天，2014年2月21日，亚努科维奇签署了由俄国，美国和欧盟斡旋的政治和解计划，但那天晚上他逃离了首都。在普京看来，这件事背后的含义很明显：美国扳倒了他最亲密的盟友，而且是在一个他认定是俄罗斯自身的延伸的国家里。美国对乌克兰支持民主化的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得到了回报。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在抗议活动期间甚至在迈丹广场分发食物，这更加印证了普京最深的恐惧。
奥巴马政府主管战略通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德斯（Ben Rhodes) 告诉我，“迈丹广场加速了事情的发展。普京一直是一个好斗的对手，但是在迈丹之后，他开始主动出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开始变得不择手段。对普京来说，乌克兰就是俄国的一部分，这个特殊关系使他把迈丹事件当成是对他个人的攻击。”（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一位消息人士证实了这一说法。）
为奥巴马政府所熟悉的是，普京和拉夫罗夫热衷于长篇大论地斥责自从1991年以来美国总统各种对俄国不尊重的行为，就比如奥巴马在2014年的一场演讲中将俄罗斯和埃博拉病毒并列为全球威胁。亚努科维奇的倒台使这些长篇大论更为激烈。罗德斯回忆说：“事后两年，普京打来的电话没有一通不提到它，”指责美国支持颠覆乌克兰政权。
利比亚和乌克兰的政权更迭导致了俄罗斯扶植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前任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总参谋长强·费恩（Jon Finer）说普京在叙利亚的做法就是“没有下一个！”美国支持的政权更迭也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俄国人插手美国大选： 俄国要给美国点颜色看，并不只是美国一家有本事颠覆政权。
III. 赌徒玩家
对于俄国，一个极端注重自己历史的国家来说，2017年是重要的一年。一百年前的11月，布尔什维克，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少数派，扛着枪杆子闯入羽翼未丰的议会，把俄国强拉上了一个跟他们一样激进的道路。这个血腥的试验终于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而结束；而2016年12月又是苏联解体25周年。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媒体对于这两个周年纪念日都是一笔带过，因为这两个日子让普京坐立不安。布尔什维克是革命者，而普京骨子里信奉中央集权并憎恶革命。但他同时也是苏维埃国家培养起来的，这种出身让他钦佩苏联取得的许多成就，他的名言由此而来： 把苏联的垮台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作为一个统治者，普京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俄国政府在1917年和1991年的两次崩溃。他担心，要是他的政府也崩溃了——因为崩溃总在发生，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就已经发生了两次——他自己会是什么下场。他一直在想尽办法防止现政府倒台。被流放的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公开表示要把普京赶下台，而且直到最近都不讳言暴力手段。包括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y Navalny）的人们公开谈论要把普京和他最亲密的同伙送上审判台。俄国反对派兴高采烈地期盼普京要么下台，要么辞职，要么死去。每一步失误，油价的每一次下跌，对他们来说都是普京个人末日即将到来的的又一个信号。同时，这种渴望也在西方有所反映，特别是在美国。
俄罗斯反腐败斗士和总统候选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y Navalny）与工作人员会面（摄影：Max Avdeev）
克里姆林宫的大部分注意力并不在任何有积极作用的发展项目上，而是在如何抵挡上述厄运，并在这个政权迟早会来的消亡之前大捞一把。这就是统治阶层中腐败如此猖獗的一个原因。一位与政府客户合作的俄罗斯商人把俄国统治阶层的心态描述为“庞贝城的最后一天”，而且这个末日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另一位商人，出于对腐败和管理不善的不满，刚刚脱离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最高管理层。他对我说：“俄罗斯总能一次又一次从灰烬中升起，就像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但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即将又一次经历被灰烬掩埋的时期。”
出于对政权崩溃的恐惧，俄国政府着意于宣传世界各地革命后的血腥局面。国家的新闻节目提醒人民，俄国的现状也许并不是很好——自2012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举步维艰——但是情形总有可能更糟。俄国人被告知，九十年代就是这样：在苏联解体后，普京上台前那混乱的九年，俄国的状况是多么差。“当一个国家在100年里经历了两次政府倒台，人民会很怕类似的事情发生”，米格拉尼扬告诉我说。而许多俄罗斯人都亲身经历了最近的那一次。
但是这个经历过苏联倒台的人口正在缩小。四分之一的俄罗斯男性会在五十五岁以前死亡。生日在十月的普京已经六十五岁了，而他身边都是与他同龄或者更年长的人。居于莫斯科的政治学家叶卡捷琳娜·舒尔曼（Ekaterina Schulmann）说，俄国现在是“处于暮秋专制统治之下。统治者越是努力表现得年轻而富有活力，越是显得力不从心。” 正如前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阿列克谢·切斯纳科夫（Aleksey Chesnakov）所告诉我的那样，俄国“最积极的选民”——那些毫无保留的普京信众——“是靠养老金过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