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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培养天才的正确姿势，一份长达45年的神童研究报告告诉你

DeepTech深科技 · 公众号 · 科技媒体 · 2016-09-20 00:02

正文

很多父母都听过“伤仲永”的故事，天才沦为庸才不禁令人惋惜，更令人担心。家里有个“智力开挂”的神童，家长在自豪的同时却又担心不得当的教育方式会毁掉孩子的天赋甚至幸福。

纵观古今，不乏特立独行、格格不入的天才——孤独一生、脾气暴躁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美丽心灵》中智商超群却饱受妄想症困扰的约翰·纳什（John Nash），独立解决庞加莱猜想、拒绝领取菲尔兹奖、任由指甲自由生长直到卷起来的俄罗斯人格里高利·佩雷尔曼（Grigory Perelman）等。

难道天才都必须要“疯狂”才行吗？！

著名心理学家朱利安·史丹利发起的一份长达45年的神童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培养天才的正确姿势？为什么天才将领导21世纪的发展？。

千里马初遇伯乐

1968年夏日的一天，朱利安·史丹利（Julian Stanley）教授会见了一名才华横溢然而百无聊赖的12岁神童——约瑟夫·贝茨（Joseph Bates）。这名来自巴尔的摩的数学神童被安排参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计算机科学课程。然而，大学课程也满足不了这颗“开挂”的天才大脑，贝茨干脆开始教研究生FORTRAN编程语言来打发时间。

面对这样“智力开挂”的神童“无计可施”的计算机老师将贝茨介绍给了史丹利教授。史丹利是著名的心理测量学（psychometrics）教授，这是一门研究认知能力的学科。为了发掘这名少年奇才的天赋，史丹利对贝茨做了一系列测试，包括用于美国16岁到18岁大学生入学参加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

结果，贝茨的分数远远超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入学分数线。

这促使史丹利为贝茨寻找一所能够教授高等数学和科学的高中。然而，史丹利并没有找到这样的高中。所以，史丹利说服了一名系主任让13岁的贝茨以本科生身份注册进入霍约翰普金斯大学学习。

贝茨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格外成功，17岁已获得计算机科学的本科和硕士学位，并且在纽约市伊萨卡镇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来，贝茨成为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教授，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

史丹利创立的早慧少年研究（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SMPY）项目是目前运行时间最长的天才少年纵向调查研究，这项研究将改革美国教育体系发掘和支持天才少年的方式。

史丹利总是亲切的称贝茨为SMPY项目的“学员1号”。

如今已经60岁的贝茨回忆起来说：“那时候我很腼腆，社交压力使得高中并不适合我。而在大学里，即便我只是个小屁孩（12岁），但我和那些数学与科学“怪才”相处的很好。我在社交和智力方面都以自己的方式快速成长着，因为更快的节奏让我对学习更有兴趣。”

SYMP项目跟踪调查了大约5000名天才少年45年来的事业和成就，其中很多人已经成为优秀的科学家。该研究不断增长的数据结果已经支持发表了超过400篇论文和一些书籍，并且对如何发掘和培养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注：合称STEM，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以及其他方面的人才提出了创新性的洞见。

史丹利的门生、目前是美国范德堡大学教育及人类发展学院院长的卡米拉·本博（Camilla Benbow）说：“朱利安一直想弄清楚，如何发掘在STEM方面具有卓越潜能的孩子并为他们实现潜能创造条件。”

史丹利的座右铭是：坚决不搞干巴巴的方法论。史丹利很清楚，仅仅甄别出天才儿童还不够，要想让这些天才的智慧得以成长和发挥，就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加以发掘和培养。

SMPY研究的起步

史丹利教授对于发展科学人才的兴趣是被心理学最著名的纵向研究之一——刘易斯·特尔曼（Lewis Terman）的天才基因研究（Lewis Terman's 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所激发的。

从1921年开始，特尔曼筛选了一些IQ分数优异的青少年对象并跟踪、鼓励了他们的事业发展。然而，让特尔曼失望的是，这些“天才军团”中仅仅出了少数几位著名的科学家。而在那些由于IQ得分只有129分而不足以被选中的人中，威廉姆·肖克莱（William Shockley）成为了共同发明晶体管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也同样被拒。

史丹利猜想特尔曼的测试方法不可靠，尤其没有考虑定量推理能力，不然是不会过肖克莱和阿尔瓦雷斯这样的天才的。

所以，史丹利决定尝试学术能力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SAT），尽管这项测试是专为年长的大学生设立的，而史丹利设想这正好适用于检测早慧青少年的分析推理能力。

20世纪70年代，朱利安·史丹利创立了SMPY研究

1972年3月，史丹利从巴尔的摩召集了450名从12岁到14岁的早慧少年参加SAT数学测试。这是首个标准化的天才甄选模式，后期研究者又增添了语言测试和其他评估项目。

起初，史丹利并未想到SMPY项目会成为持续几十年的纵向研究。然而，在首轮跟进调查的五年之后，卡米拉·本博提出扩展SMPY研究——扩大研究群组，跟踪早慧少年的生活，包括兴趣、偏好和职业以及其他生活成就相关的评估。

扩展研究的前四个群组分布于SAT分数的前0.01%~3%。1992年，SMPY团队增加了第五个群组——一流的数学和科学研究生，以此来测试天才甄选模型对于筛选人才的普适性。

德国罗斯托克大学研究智力和人才发展的心理学家克里斯多夫·佩里斯（Christoph Perleth）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研究能比SMPY研究更全面的让我们了解STEM人才究竟是是如何被发掘以及因为什么而被发掘的。”

空间认知能力

美国心理协会资优教育政策中心主任丽娜·萨波尼克（Rena Subotnik）说：“SMPY研究为整个领域从一般智力评估转移到特定认知能力、兴趣和其他因素评估提供了首个足够大的样本基础。”

1976年，史丹利开始测试他的第二个群组（SAT分数前0.5%的563名13岁天才儿童组成的样本）的空间认知能力——理解并记忆物体空间关系的能力。

空间认知测试题（答案：A）

空间认知能力的测试包括：匹配从不同视角展现的物体、判定物体从特定位置剖开后的截面形状，以及估算不同形状的倾斜瓶子里的水平面。

史丹利非常好奇：相比于定量检测和语言推理，空间认知能力是否有可能更好地预测青少年的教育和职业的结果。

研究群体的后续跟踪调查——在18岁、23岁、33岁和48岁时——验证了史丹利的直觉。2013年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了早期青少年SAT分数和空间认知能力测试分数与后期创造的专利数量和同行评议论文数量之间的关系。其中，SAT各项测试总共占据差异性的11%，而空间认知能力占另外的7.6%。

这项调查结果与近期的其他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了空间认知能力在创造力和技术创新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鲁宾斯基说：“我想这可能是人类已知的最大的未开发潜力源。”那些在数学和语言推理能力上表现没有特别突出，但空间认知能力突出的学生，往往能成为卓越的工程师、建筑师和外科医生。

然而，鲁宾斯补充说：“据我所知，目前并没有招生主管关注这方面的人才，通常学校评估里都忽略了（空间认知能力）。”

知识学习快车道——跳级

SMPY研究数据支持“跳级能够加速学习”的观点。

相比于同样聪明但是没有跳级的对照组儿童，跳级生额外多60%的可能性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发明专利，并且有两倍的可能性获得STEM领域的博士学位。

加速学习在SMPY研究的“超级天才”（指前万分之一）中很常见，智力多样性和快速学习节奏使得对他们的教育极具挑战性。

“帮助提升这类学生实际上花费很少，甚至有时候能够帮助学校节省开支”，鲁宾斯基说：“通常这些孩子并不需要什么创新性或者新颖的东西，他们只是需要尽早接触高年级的知识和领域。”

许多教育者和父母仍然认为加速学习对孩子是不利的。然而，这种观点有可能会让孩子产生社交问题、过早走出童年或者产生知识代沟。教育研究者普遍认为：对于大多数天赋禀异的孩子，加速学习不仅对其社交和情感发展有益，而且也有利于学术和职业发展。

当然，跳级并非是唯一的选择。

SMPY的研究者认为，即便是小小的干预调整———比如，尽早接触大学进阶课程这样有挑战性的教材——都会有明显的效果。在这些智力超群的学生中，有机会尽早接触STEM领域大学进阶课程的学生，会比那些没有机会的学生发表更多的学术论文、获得更多的专利以及追求更高级的职业。

各国对神童研究态度不同

尽管像SMPY这样的研究能帮助教育者甄别并支持早慧少年，然而世界各地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并不均衡。

在中东和东亚地区，表现优异的STEM学生在过去十年里得到了重大的关注；韩国、香港和新加坡也会筛选资质优异的儿童并引导加入创新计划；2010年，中国发起了一项国家人才发展十年规划来支持和引导资优学生进入科学、技术和其他高需求领域。

然而在欧洲，对于关于天才少年的研究和教育项目的支持热情却有所退潮，关注度更多转移这些天才少年本身。而在2010年，英国决定取消国家资优青年学院，决定将资金重定向到努力让更多的穷人学生进入名牌大学。

智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尽管SMPY研究提出很多洞见，但研究者对于天赋和成就关系的研究仍不全面。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研究认知能力的心理学家道格拉斯•德特曼（Douglas Detterman）说：“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同样具有高智商，一些人却比另一些人做的好。或许，智力并不能完全解释人们之间的差异性，除此之外的进取心、性格因素、努力程度及其他因素也同样重要。”

慕尼黑天赋纵向研究（The Munich Longitudinal Studyof Giftedness），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跟踪调查26000名天才少年，发现认知性因素是最具有预测性的，然而一些个性特征比如进取心、好奇心或者抗压能力，对个人表现的影响就比较有限。同时，家庭、学校和同龄人等环境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

图片来源: K. Ferriman Robertson etal. Curr. Dir. Psychol. Sci. 19, 346–351 (2010).

一些研究者和作家，特别是塔拉哈西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Anders Ericsson）以及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推行一种“智力阈值”的理念。这种理念认为，对于IQ超过一定阈值（通常是120）的人，在获得专业技能方面，集中训练时间比额外的天赋能力更重要。

然而，SMPY以及杜克大学天才项目的研究数据对这个理念持有异议（参照上表）。今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对比了早期天才智力占前1%和前0.01%的早慧儿童成年后的成就。结果显示，前一组（前1%）高等学位的获得率是普通人的25倍，而更聪明的一组（前0.01%）博士学位获得率是普通人的50倍。

神童研究引争议

然而，一些工作还是颇有争议性的。在北美和欧洲，一些儿童发展专家表示失望：大多数智力发展的研究只是关注于预测谁能“飞黄腾达”。同时，教育者对研究者筛选学生并贴上“天才”标签的做法表示担忧。

马修斯说：“测试得高分只是说明一个人在当时当次测试中能力突出，而低分也并不能说明什么。“

很多因素都能影响学生的发挥，包括文化背景以及参加这种高风险测试时的精神状态。马修斯争论道，不管这些孩子的评估结果是好是坏，都将破坏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并且有可能导致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心理学家卡尔·洛德威克（Carol Dweck）所称的“固定型思维模式”。德威克认为，应该鼓励孩子建立“成长型思维模式”：天赋只是一个起点，能力的提升主要靠努力和不断地挑战。

德威克说：“学生更应该专注于提升自我，而不是担心自己是否聪明，又或者渴望得到外界认可。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学到更多、更加聪明。”德威克团队的研究表明：在学校里，成长型思维学生会表现出更大的进取心并能获得更高的分数。

卡米拉·本博也承认标准化测试不应该限制学生的选择，反而应该“因材施教”开发出适合学生特定能力的教学策略，这能够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发挥潜能。

天才也需要帮助和引导

明年，本鲍和鲁宾斯基计划发起一项针对“超级天才”（万分之一）的中年调查，重点关注其事业成就和生活满意度。同时，他们计划再次调查1992年美国顶尖大学的研究生样本。

这一系列即将进行的研究有可能进一步打破长期以来的“天才儿童不需要太多帮助，仅靠天赋就足以成功”的错误认知。

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的认知发展心理学家大卫•盖瑞（David Geary）说：“教育界依然对这些结论充耳不闻。人们普遍认为，有天赋的孩子并不需要额外的鼓励和帮助，而应该更多的关注和帮助表现较差的孩子。“

虽然天才教育专家们宣称扩展了美国人才开发项目的选择，然而到目前为止，受益的主要还是那些在天赋和社会经济状况上都领先的学生。

卢宾斯基说：“我们知道如何甄选天才，也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成长，但是我们仍然漏掉了很多农村地区的聪明孩子。“

卢宾斯基曾是高中和大学的摔跤运动员，他说：“一直以来社会更多关注如何鼓励和培养运动天才，而非智力天才。“

然而，相比于天才运动员，正是这些智力超群的“数学狂”，才是塑造社会未来的人才。

卢宾斯基补充说：”纵观我们现在面临的一切社会问题，无论是医疗、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还是能源问题，那些智力天才才是最有希望解决问题的人。这些孩子值得我们放手一搏。“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天才们确实控制了这个社会

目前，首批SMPY学员已经处于事业的巅峰期，关于“早慧的神童们到底比社会其余人的影响力高出多少”这个问题，也渐渐开始拨开迷雾。

十岁的陶哲轩（Terence Tao）和著名数学家保罗·埃尔德什（Paul Erdős）一起研究数学问题。

事实证明，许多推进科学、技术和文化进步的创新者，都是那些早年具有独特认知能力并被发掘和培养的人。这些早慧青少年受益于类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资优青少年中心（Center for Talented Youth，20世纪80年代史丹利创立，附属于SMPY）这样的丰富项目的发掘和培养。创立之初，SMPY研究和资优青少年中心对SAT成绩占前1%的青少年都开放。

在这之中，我们熟知的先驱数学家特伦斯·陶（Terence Tao，陶哲轩）、莱哈德·吴（Lenhard Ng）就是那前1%的神童，同样的还有脸书（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谷歌（Google）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以及音乐家“Lady Gaga”斯蒂芬妮·杰尔马诺塔（Stefani Germanotta），他们早年都通过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资优青少年中心的测试。

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市杜克大学人才甄别项目的心理学家乔纳森·瓦伊（Jonathan Wai）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天才们确实控制了这个社会。”

瓦伊综合了来自11个前瞻性和回顾性的纵向研究——包括SMPY——的研究数据，来论证幼年认知能力与成年后成就的关系。瓦伊说：“测试成绩占前1%的孩子往往会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联邦法官、参议员或者亿万富翁。”

然而，这样的结论与长久以来建立的——“优异的成就主要是通过努力造就的”——理念相矛盾。SMPY研究认为早期认知能力比刻意训练或者社会经济地位等环境因素，对个人成就有更大的影响。

正确培养儿童的姿势

具有多年研究经验的卡米拉·本博奉劝各位家长：“父母最好不要为了培养天才而培养孩子，这有可能会导致孩子的各种社交和情绪问题。”

本博和其他人才发展研究者提供了培养孩子的以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