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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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总体呈现出较强的现实关怀意识，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中国新闻业发展变迁过程中的理论及实践问题。具体而言，针对新闻业变迁及新闻专业主义话题的讨论较为深入，新技术与历史条件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再阐释、编辑部层面的新闻创新及党媒的传播调适等是该领域的研究亮点；互联网语境下的个人隐私悖论及算法规制等前沿话题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新闻传播从业者、中国新闻传播史等领域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并引入了新的研究视角。

受现实政治情势驱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继续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强势热点话题。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陈力丹（2017a）认为十九大报告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论述是全面的：整体上，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来体现党性原则，通过传播手段的建设和创新来保障传播效果；在互联网工作方面，内容建设与互联网治理互为条件，以内容赢得发展的优势，以治理为内容建设提供保障。

杨保军（2017）认为，党性原则观念、人民中心观念、新闻规律观念和正确舆论观念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其中“党性原则观念”是总体性、统领性的第一观念；“人民中心观念”居于核心地位，是新闻价值目标观念；“新闻规律观念”是根基性的观念，是新闻宣传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或实事求是根本原理的必然要求；“正确舆论观念”是实现党性原则观念、人民中心观念的方法论观念。

过去一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名词编纂成果陆续发表，为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关概念开展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陈力丹，姚小鸥，2017；陈力丹，2017b）此外，《国际新闻界》杂志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专栏，《新闻界》《新闻前哨》等杂志陆续发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小型研究文章二十余篇。

2017年，中国的新闻业继续面临自身商业模式衰落及外在管制因素加强等结构性困境。“危机”“不确定性”“新闻创新”以及“新闻专业主义”“后真相”等成为业界和学界观照中国新闻业的高频关键词。

（一）新闻专业主义

过去一年，我国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集中于新技术与历史条件下专业主义内涵及其实践路径的再阐释，同时也有研究者对新闻专业主义实践进行了反思性考察。

潘忠党和陆晔（2017）在《成名的想象》一文发表十五年后再度撰文重提新闻专业主义。两位研究者试图回应在危机/不确定性业态下，新闻业及新闻专业主义何去何从。他们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到“我们想过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这一更基础层面的问题上来。因为新闻业及其所服膺的职业意识形态——新闻专业主义，与民主的公共生活所遵循的价值与伦理规范是同构的。只要民主的公共生活对我们仍然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和价值追求就仍然具有规范新闻实践乃至重塑公共生活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动能。在这一视角下，新闻专业主义不仅制约新闻从业者，而且是公共生活中各类交往活动需要共同遵循的交往和表达规范。

吴飞、龙强（2017）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虽是媒体精英建构的乌托邦，但在新媒体时代仍然有价值：一方面社会不应再拘泥于所谓职业新闻人的身份，而应将“专业功能”作为界定新闻业的首要标准；另一方面职业新闻人在专业内容生产之外，还应以理性、中立、客观的专业主持人和协调者的身份，促进“不同部分的真理表达和相互认知”，增进共识、弥合分歧，进而推动社会整合。

龚彦方和黄志远（2017）探讨了环境新闻记者与专业信源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语境下如何展开新闻专业主义实践进行了反思。研究者发现，环境新闻记者与专业信源之间建立了一种类似“合伙人”的策略性合作关系，“双方根据自身资源的主体性特性进行分工与合作，通过发表新闻报道共同创造公共价值及分享公众声誉”。但双方也存在“新闻把关人”与“科学把关人”之间的认知分歧与两种主体性权力间的策略较量，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新闻专业的“主体性旁落”，使得合伙人关系停留在表层而无法深入持存。

（二）编辑部新闻创新与党媒的传播调适

近年来新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我国媒体业态和传播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化媒体和党媒都尝试在编辑部层面进行新闻创新和传播调适，前者是为了在市场和专业竞争中竞胜图存，后者则希冀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新赢得文化领导权。

1.编辑部新闻创新

李艳红（2017）将数据新闻实践视为一种新闻创新，采用中观的组织视角考察了三家市场化媒体采纳此一新闻创新的过程。研究者发现，上述媒体对新闻创新采取了一种开放与保守兼有的矛盾策略。研究者通过对创新采纳过程的深入观察，发现对“不确定性”的感知与管理是理解新闻组织创新采纳中暧昧表现的主要逻辑。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新媒体技术冲击所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二是创新采纳本身所引发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对组织结构与生产常规的可能冲击，以及未来商业收益的不确定等方面。

“中央厨房”是新闻机构为应对新传播生态挑战而在编辑部层面开展的重要技术和组织变革。有研究者对新闻机构这一创新性举措的现实影响展开观察，发现：“中央厨房”这一理念在实践层面上，与既有的新闻组织架构、生产逻辑以及记者的职业认同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研究者认为，“中央厨房”作为一种新闻生产方式，强化了新闻的工业化属性，弱化了新闻的文化属性；有利于传媒企业开展资本运作，但削弱了新闻业的公共性（何瑛，胡翼青，2017）。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新闻创新中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复杂性，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组织与文化脉络中理解。

2.党媒的传播调适

党媒回应新传播技术冲击而展开的传播调适引发研究者关注。李艳红和龙强（2017）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人民日报为例，考察了其在拆迁和农民工议题上传播表现，发现：@人民日报在新闻报道范式、修辞模式和话语内涵上均进行了策略性传播调适。基于微博与微信平台特征的差异，@人民日报与“侠客岛”分别形成了传播调适的“情感模式”和“信息模式”。研究者认为，情感模式与信息模式在形式和功能上是互补的。“前者诉诸情感、草根，后者诉诸理性、精英，前者致力于宏观层面的意义和姿态建构，后者致力于微观层面的舆论引导，即在具体事件中表明政府立场。”（龙强，李艳红，2017）这些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新传播技术与既有社会体制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党媒重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也是既有社会体制驯化新传播技术的过程。

（三）后真相与新闻业

刘擎（2017）认为，“后真相”议题着眼于公共意见的形成，但“并不完全否认真相或彻底无视真相，而是与真相处在一种复杂的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关系之中”，其具体表现是“共享视角的瓦解”，即人们在公共讨论中往往被自身情感因素和个人信念所主导，当事实真相与自己的观点发生冲突时，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通过“改造事实”甚至“操纵证据”来达成自己偏好的结论。胡翼青（2017）认为，后真相时代的两大特征是“一方面，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另一方面，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较为稳 定的契约关系变得飘乎不定”。众多研究者都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归因于社交媒体等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运用（胡翼青，2017；陈龙，2017；王金林，2017；胡泳，2017）。

对此，潘忠党、陆晔（2017）表达了不同意见：“后真相”作为一种话语操作的流行，并不表示真相已死、事实已不再重要。恰恰相反，它表明我们需要与新的现实情境相勾连重新阐释和确认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蓝江（2017）也认为，在后真相时代，“我们恰恰需要重新高举真相的大旗，因为不是没有真相，而是以往我们接近真相的方式都出现了漏洞，需要重新在更宏大的背景下，重建一个可以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而不是让真相留下的空位直接转移到主观性之上”。

夏倩芳、李婧（2017）以都市报为例，探讨了我国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困境及其形塑机制。研究者认为，传媒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以及国家劳动监管者角色的抽离，使得媒体从业者劳动的公域属性开始削弱，以多劳多得、能上能下等为表征的市场话语使媒体人的劳动被窄化为“挣工分”的个人谋生活动。此外，国家与市场合谋共同建构了一套以个人能力为核心的市场观念及其话语，劳资关系的不公正及劳动权的受损则被政治和市场话语遮蔽。

张伟伟和郭小安（2017）通过对成渝地区15 家新媒体机构的462 名新媒体从业者的问卷调查，考察了人口学变量、媒介依赖、政治效能感等因素对新媒体从业者的媒介赋权认知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学变量中，年龄因素是唯一能够反向预测新媒体从业者的媒介赋权认知的因素。研究者认为，媒介赋权认知不仅是新媒体从业者自我赋权行动的前提，也影响着公民媒介赋权的过程和结果。

张志安和曹艳辉（2017）将2016-2017年中国调查记者全国调查数据与2010-2011年中国纸媒调查记者首次总体普查进行对比，发现：总体特征方面，1.调查记者行业人才流失严重，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降幅达58%；2.该行业仍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年龄结构偏年轻化，教育及收入水平相对更高，从业者经历更加丰富；3.任职机构及工作地域均较为集中，澎湃新闻、财新传媒、新京报等九家媒体汇聚了当前约40%的调查记者，41%的调查记者工作地点在北京；4.调查记者的省籍分布方面，河南（13.5%）、湖北（12.9%）、湖南（10.4%）三个省居前3位，比较而言湖南籍业者比例下降，新入行从业者中山东籍记者崭露头角。

《新闻记者》杂志2017年第5期围绕新闻室民族志的经验与方法论反思组织了一组稿件，展示了该方法在中国场景下的价值及可能性，其中既有研究者的感性回顾，也有理性反思，让我们看到了学术生产中的“后台”。张志安（2017）认为，问题意识是新闻室民族志研究的关键逻辑起点，研究对象与问题意识之间也应有紧密的逻辑勾连。郭建斌（2017）谈到他对田野研究中“参与观察”的独到理解，他认为参与甚至比观察更为重要，仅以材料的获得作为该方法的唯一目的观察者，可能并不真正理解这一方法。刘颂杰（2017）介绍了自己在财新传媒的田野经历，这是学界首次有机会对财新团队及其编辑部进行参与观察。

过去一年，传播法研究集中于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诽谤法与诽谤诉讼，以及算法的规制等领域。

（一）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

李兵、展江（2017）发现，对隐私的担忧之所以没有导致用户减少自我披露行为，是因为披露行为的潜在危害是一种抽象的未来假设，而披露带来的好处却是具体和即刻的。两位研究者认为，隐私悖论是传统隐私概念在数字时代发生变异的表现，用户对隐私公开范围的控制权成为定义隐私的新情境要件，而且用户对已公开的信息仍然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申琦（2017）通过调查上海市大学生，对隐私悖论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既有研究缺乏对隐私保护行为成本评估的测量，因此无法对保护动机与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考察，进而无法为社交网络中的隐私悖论现象提供充分解释。

周冲（2017）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探讨了中欧 “删除权”在立法理念和法律实施方面存在的差异。我国法律中删除权所保护的是较为有限的人格利益，更多的是一种带有制衡和救济功能的权能，具有鲜明的行政主导色彩。就法律实施来看，删除权在我国还存在法条与具体司法审判衔接不畅的问题。

（二）诽谤法及诽谤诉讼

有研究者对英美诽谤法最新立法进展及判例进行了考察。王伟亮（2017）系统描述了英国诽谤法中最新确立的“公共利益抗辩”原则是如何由20世纪的“雷诺兹特权”发展而来的，并介绍了该法生效以来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雷诺兹特权是由雷诺兹诉《星期天泰晤士报》案发展而来一项判例法，意指当媒体发布事关公共利益的事项，并且展现出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时，即使最后证明所发布的事项并不真实，其仍受特权保护。这里的关节点在于通过“编辑判断权”的引入确保记者从事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和自主性不受法官后见之明的干扰，对表达自由给予充分保护。

展江、王锦东（2017）关注了“特朗普诉奥恩布莱恩案”中法官对“实际恶意”规则的运用。研究者认为，“实际恶意”规则作为美国诽谤法中自1964年起新创的一种类型，虽不乏争议，但其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程度最高，行为人担责的可能性最小，这大大有助于激活公共事务的讨论；也令新闻媒体在对权势人物开展的舆论监督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呼吸空间”。

（三）算法的法律规制

2017年，网络平台及人工智能背后的算法规制成为研究者关注较多的话题。胡凌（2017）指出，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一种复杂的代码设计，它既是影响社会行为的强力规范，也是一套新价值生产机制；物理形体不是人工智能的必然构成要素。他认为，当前我们可以从实证性和生产性两个视角回应算法提出法律监管挑战。前者体现的是外生性的政治/监管逻辑，后者体现的是内生性的商业逻辑。实证性视角下规制算法的负外部性时存在三种途径：一是关注算法的外部行为与后果；二是关注算法的内部设计规则；三是对算法处理的数据或生产资源进行管理，预防消极后果的产生。在生产性视角下，“人工智能的范畴可以扩展至由算法带动的整个商业模式和生产过程”。针对人工智能可能的法律问题包括：传统行业与人工智能同业竞争者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及纠纷，分享经济语境下自由职业者加入所引致的劳动关系纠纷，平台垄断和价格管制问题等。

过去一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总体呈现细腻深入的特点，话题相对集中于报人/记者社会关系网与其新闻实践之间的互动，媒介体制的确立过程与作用机制，媒介与新闻观念、政治事件的形塑以及新地方感的形成等方面。

（一）社会关系视角

有研究者从关系视角切入，考察了报人/记者的社会关系网对其报刊或新闻实践的影响。朱至刚（2017）以《时务报》为例，分析了基于传统人脉关系的中国同人办报所遭遇的内在困局。研究者认为，办报同人之间旧有的基于学缘、血缘、地缘的人脉关系既是同人报刊得以建立和维系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导致了报馆在组织架构上虽有互助之“公”，却难以形成制度上的公共性。庞慧敏、常媛媛（2017）描述了民国时期记者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特征、运作动力以及对新闻采集活动的影响，有利于增进我们对民国时期记者社会活动与职业发展的概括了解。晚清报人生活与社交方面的史料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蒋建国（2017）考察了晚清报人以职业、公共空间和办报活动为中介空间的社会交往活动，他认为，报人之间的交往从自我需求、文化需求、精神需求到政治需求的发展，体现出晚清报刊对现代性和社会变革的影响日益深入，也彰显了报人的自我价值、群体认同与思想世界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增进对该群体文化网络与精神世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