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吕本中所记的对话，更透露出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以往儒学研究者为了替游酢申辩，往往只注意阐释“须亲至此地，方能辨其同异”之言，认为游酢是为了从佛学内部攻破其说，才亲近佛学。实际此段值得注意者，从对话开头可见，徽宗大观年间，在吕本中的观念中，游酢“更为禅学”已是公开的事实。所以其在信中径直对游酢言：“吾丈既从二程先生学，后又从诸禅老游。” 此外，吕本中还明确说过：“定夫崇宁间居和州，见本觉长老，实有所得。”崇宁（1102—1106）是徽宗大观前的一个年号，而崇宁、大观时期正是游酢晚年出知和州、历官江淮之时，其“从诸禅老”除诸多禅宗小品中记载的道宁之外，还有本觉禅师。
当然，有关游酢晚年沉溺禅学的指控远不止这些，诸多宋人的文献中皆有记述。如朱熹一再言及游酢晚年向佛，还特别说“游先生大是禅学”。为学界所熟悉的是，二程几位高足后来都有流于佛学的问题。如《朱子语类》载：“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游杨谢三君子，初皆学禅，后来余习犹在，故学之者多流于禅。” 又言：“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顶礼佛。” 虽然几位高足沉溺佛学深浅不同，但类似尹焞这样每日晨起礼佛，极类佛教信徒的弟子，后世的批评尚且不多，何至于独独游酢因为好佛而被斥责为“程门罪人”？
实际经过勾稽串联各类蛛丝马迹，我们明显可发觉游酢被斥“程门罪人”的问题远不止于过度沉迷禅学，更在于其背离二程师教，在学行义理上有离经叛道之嫌。
首先，我们先辨析一则对于游酢最严厉的指控。《朱子语类》载：
顷尝见《定夫集》，极说得丑差，尽背其师说。更说伊川之学，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峰临终谓彪德美曰：“圣门工夫要处，只在个敬字。游定夫所以卒为程门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诚如其言。
依据胡五峰与彪德美对话，明确可知游酢“为程门之罪人者”，是在于“不仁不敬”。以往研究者为游酢申辩，往往认为胡五峰、吕本中、朱熹等的指责，是由于其沉溺佛学，才招来“不敬”“罪人”的误解。但实际朱子言论透露出的信息，远非单纯的沉溺佛学而已，毕竟类似尹焞这样每日晨起礼佛的弟子，也并没有遭受“罪人”的指控。“不仁不敬”的关键还是在于朱熹前文提及的：“极说得丑差，尽背其师说”“更说伊川之学，不如他之所得”。
此外，亦有两条重要的文献可以印证朱熹之言。一者，汪应辰曾云：“定夫于程氏无所得，后见某长老，乃有得也。” 汪的言论与吕本中、朱熹的话若合符契，即游酢晚年受到某长老（可能即本觉）之影响深重，甚至表示了于“程氏无所得”而得于长老。这也正是吕本中特意致信游酢，探讨佛儒之辨的背景。
于此不难想象吕本中见闻这位同门背离师说而气愤不平的情形，毕竟吕氏一门与程子渊源极深：吕本中祖父吕希哲很早就拜入程颐门下；其父吕好问亦是程门后学，与杨时并称“南有杨中立，北有吕舜徒（吕好问）”；吕本中自己也是程门正传，自幼就秉承家训。因此再观吕氏“吾丈既从二程先生学，后又从诸禅老游，则二者之间必无滞阂”之言，分明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斥责。毕竟程门于佛老如此丘壑分明，岂可“二者之间必无滞阂”。还值得注意的是，汪应辰从学于喻樗、胡安国、张九成等人，喻、张都是杨时的传人，并且汪应辰与吕祖谦、朱熹、张栻等过从甚密。结合汪应辰、朱熹、吕本中、胡安国等相互印合关联的表述看，游酢背弃师说、崇信禅老之事，当时在二程门人后学圈中，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其次，除了从游禅老之外，游酢背弃师教的例证亦见于其著述。最有力的佐证是《朱子语类》载：“游定夫有《论语要旨》，‘天下归仁’引庞居士云云。黄简肃亲见其手笔。” 此则文献很值得推敲。原本“天下归仁”是指《论语·颜渊》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众所周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孔门教化的重要心法，是孔子仁论的核心内涵。然而，游酢《论语要旨》中阐释此节，却是援引“庞居士云云”来立论发挥的。庞居士即是唐代庞蕴，曾随石头、马祖等高僧参禅，素有“东土维摩”之称，有关他的禅机语录流传颇多。朱子特别拈出此则，显然是指摘其用禅宗学说阐释《论语》，离经叛道，亦非程门之学。
或许会有人申辩言，游酢引“庞居士云云”内容不明，亦可能是其作破禅崇儒之论。但实际上，朱熹的论著中还有两条值得注意的文献材料，涉及游酢阐释“克己复礼”的文字，可以重现游酢《论语要旨》中的问题，很有必要缀联比勘。
其一，朱熹《四书或问》载：
至于游氏之说，以为视人如己，视物如人，则其失近于吕氏。而无天序天秩之本，且谓人与物等，则其害于分殊之义为尤甚。以为非必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无适而非仁者，则又陷于释氏顿悟之说，以启后学侥幸躐等之心。
朱子批判游氏之语，我们大体可以提炼出游酢的两个要点：一是“视人如己，视物如人”“谓人与物等”，此对应《论语》中“为仁由己，而由人乎”一句。二是“非必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无适而非仁”，此对应“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句。
虽然朱熹对这两点都做了批评，但实际反映的问题并不相同。前者“视人如己，视物如人”“谓人与物等”的问题主要是近似于墨家兼爱之学，朱熹斥责的“害于分殊之义为尤甚”即是基于此。后者所谓“非必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云云，则正是落入了禅宗“顿悟之说，以启后学侥幸躐等之心”，也是朱子激烈驳斥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今天流传的游酢《游廌山集》卷一解《论语》“颜渊问仁”条下，不仅保存了这些文字，原文上下的阐发互相连贯，亦有立说醇正之处。其云：
孟子曰：“仁，人心也。”则仁之为言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体，则喜怒哀乐之未发者是也。惟其徇己之私，则汩于忿欲，而人道熄矣。诚能胜人心之私，以还道心之公，则将视人如己，视物如人，而心之本体见矣……且心之本体一而已矣，非事事而为之，物物而爱之。又非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也。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无适而非仁矣。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于此不免使人疑惑，游酢阐释“颜渊问仁”章的文字固然不如朱子所言邃密纯粹，但并没有明显的溺于禅学。虽如朱子指出，“非必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云云有近似禅宗顿悟之学的嫌疑，但游氏开端立论依然是据孟子“仁，人心也”之言，并主张“仁之为言得其本心”“心之本体，则喜怒哀乐之未发者是也”。这和《中庸》所述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等并无悖逆。而朱熹在答张栻书中“论释氏不见心之失”时，也强调“心为大本”“圣门所谓心，则天序天秩、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莫不该备，而无心外之法”，反对“谓此心之外，别有大本”。
总体来说，游氏的阐释中没有直接宣扬佛学，亦无引用“庞居士”之言，更看不出所谓“极说得丑差，尽背其师说”。此与上述众多程门后学的批判和宋代文献的记载岂非矛盾？
实际上并非矛盾，而是游氏离经叛道的言论被掩盖遮蔽了。现今所见游酢集中的这段文字，恰恰是经过朱熹亲自删节的！此正是值得注意的第二条重要材料，据《朱子语类》载：
定夫以“克己复礼”与释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旧南本游氏《语解》中，全用佛语解此一段，某已削之。若只以想象言“克复”，则与下截“非礼勿视”四句有何干涉。
朱熹的言论留下了几点重要的信息。一者，更加佐证了旧本游氏《论语解》中“全用佛语解此一段”。二者，今传本中不见佛语、庞居士之言，亦不见“极说得丑差”，是出自朱熹的删削。这无疑更提示我们，游酢文集遗著现今流传仅有四卷，其大量经解、论说散佚不存的真正原因，可能是由于朱熹的删定。后世流传的是“洁本”，而原本“极说得丑差”的文字已被人为删去。而如学界所知的是，《二程遗书》《张栻文集》《谢上蔡语录》等程门的诸多重要著作，都是经过朱熹后来编辑和修订的。如今来看，游酢的著作亦如此。既然其说佛的文字被朱熹删去，那么今人再根据其文集中没有崇佛文字，论证游酢并不崇佛，显然也就不合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