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赵萌 编辑 | 张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把总部迁到北京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
7月24日，在美国智库机构全球发展中心的一个活动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说了这样一番话，如果中国等主要新兴市场的增长势头持续，且在IMF投票权中得到反映，IMF总部可能在10年后迁往中国北京。拉加德这一言论随即引起广泛关注，包括《纽约时报》、路透社在内的国外主流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活动上，拉加德说：“随着主要新兴市场的经济体量和影响力增加，IMF需要增加它们的话语权。这很可能意味，如果我们在10年后举行这场对话……我们可能不会坐在（美国）华盛顿，我们的对话可能安排在北京总部。”
拉加德为何会做出如此大胆的设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美国搬到中国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目前，IMF总部设在华盛顿，因为美国持有IMF最大份额。根据IMF规定，总部必须设在份额最大的成员。IMF成员出资比例通常依据经济规模决定。共同社中文网站7月25日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以17.46％的出资比例居首，其次为日本6.48％。2016年1月，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这意味着中国正式成为IMF第三大股东，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注意到，这并非拉加德第一次提及IMF总部落户北京的可能性。2014年6月，拉加德在英国伦敦说，如果有朝一日IMF总部设在北京，“我不会吃惊”。不过，拉加德并未给出IMF总部迁往北京的具体时间表。
对于这类言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贵洪对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表示：“首先，拉加德这番话体现了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不断上升，在IMF中的决策权也在提升。但是从现实看，IMF总部从华盛顿迁到北京来，这种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因为美国和欧洲不会放弃对IMF的领导权，IMF这个机构一直也是美国和欧洲权力的一种象征。”
据新华社报道，自1945年成立以来，IMF总部一直设在华盛顿，由欧洲人掌管，世界银行则一直由美国人掌管。美国是唯一在投票权中占控制权重的成员，意味IMF任何重大改革必须获美国批准。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注意到，“吸引国际组织落户中国”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2006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就带去了“积极吸引国际组织总部落户中国”的建议。此后，这一议题在学界也引起了相关探讨。而拉加德的一番话让国际组织总部落户中国的议题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据统计，聚集国际组织总部数量名列前5位的城市依次是布鲁塞尔、巴黎、伦敦、华盛顿、日内瓦，紧随其后的还有纽约、维也纳、罗马、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等。毋庸置疑，国际组织总部落户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纽约市政府曾开展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纽约市为联合国每投入1美元，即可获得4美元的收益。在纽约市2010年年初的430亿美元预算中，用于国际组织中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的资金比例高达33%，同时这些组织创造了整个城市GDP的11.5%。
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北京设立总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有8个（国际竹藤组织、亚太空间合作组织、亚太农业工程与机械中心、上海合作组织、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国际海事卫星组织以及亚投行）。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7月25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拉加德的说法并非笑话，按照IMF投票权规则来看，60%汇率加上40%购买力评价，加权之后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10年后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也可能成为IMF的新总部。
张贵洪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像IMF这样传统的国际组织总部迁到中国其实是有一定困难。传统国际组织总部设立在欧美城市主要还是历史原因。欧洲在19世纪时就有国际组织成立了，比如万国邮盟，后来这些组织慢慢地延续下来，纳入到联合国系统了。还有大量的国际组织是二战之后建立的，这些国际组织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创建，特别是美国，所以总部大多在美国（如联合国总部主要机构），而联合国专门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欧洲较多，因为这些专门机构中有一些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
张贵洪介绍，目前政府间国际组织有几千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有几万个。他表示，针对传统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三大世界经济组织（IMF、世界银行、世贸组织），我们的重点是在这些国际组织中争取更多的领导职务，提高我们的决策权和影响力。目前，IMF和世界银行的传统就是由美欧担任最高领导人，打破美欧的垄断应该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方向。这比IMF落户中国更具可操作性。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注意到，IMF和世界银行也曾有中国籍高官面孔，章晟曼、林毅夫、蔡金勇都曾在世界银行系统中任职，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涛接替朱民出任IMF副总裁，张涛是IMF第二位中国籍副总裁。
除了争取更多的领导职务，张贵洪认为，中国和国际组织的“互动”还表现在争取现有国际组织的地区中心和办事处落户中国。他提及，有些国际组织设有欧洲中心、非洲中心等，争取这些机构的地区中心落户到中国来也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争取新成立的国际组织总部到中国来，以及吸引国际组织项目机构到中国来。联合国有很多项目机构，其中，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亚太信息化人才培训中心，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南南技术产权交易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都设在上海。”张贵洪说。
他还总结道，和国际组织的互动简单说就是三部分。一是“走出去”，即到国际组织去，现在中组部、人社部、教育部、国家留基委等部委都在积极推动大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和工作。像联合国秘书处的中国雇员只有400多人，约占1.18%，而且主要是语言工作人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很少。二是“请进来”，也就是吸引国际组织总部或地区中心落户中国。三是“建起来”，我们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比如亚投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陈须隆在接受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采访中也提及了这一观点。他表示不论是国际组织总部还是国际组织地区中心，如果愿意落户中国，我们都是很欢迎的。他表示，这可以对中国国际大都市建设提供助力。
“国际组织落户中国，中国的优势很明显，比如经济发展快、社会治安好、交通方便等，但国际组织工作人员要在中国生活、工作、旅行等，他们的子女要在中国受教育，所以立法上、政策上，我们的城市要做一些准备。”张贵洪说。
事实上，为了吸引国际组织落户，国外一些城市也是费尽了心思，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日内瓦在竞办世贸组织总部时，甚至修改了部分法律。两德统一后德国议会专门通过了一项联邦法律，将波恩定位为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总部基地，由联邦政府提供免费的办公大楼和相应待遇。
在张贵洪看来，新世纪后，中国开展的国际组织外交越来越深入和活跃。“这有一个过程。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成为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80年代初加入了IMF、世界银行等。90年代，我们参与的国际组织更广泛了，除了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在政治安全领域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进入新世纪，我们开展国际组织外交越来越深入，因为国际组织是开展多边外交、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这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力，同时也可以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张贵洪说。
张贵洪还表示，在他看来，这两年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开始转型了。特别是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时，习主席宣布中国要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和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中国与联合国还共同主办了南南合作圆桌会和全球妇女峰会，这在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前我们是建设性的参与，现在是引领性的参与，就是要引领国际组织的工作议程和发展方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转化成国际组织的规范和议程，这是我们国际组织外交的一个重点。事实上，总部落户中国是题中之义，目标还是开展国际组织外交。”
资料 | 新华社、《国家治理》周刊
校对 | 项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