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绸之路
1877
年，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很快就流行于世。奇怪的是，在连绵数千年、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甚至连类似的描述都难找。事实上，在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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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张骞沟通西域之前，中国人几乎对西部边疆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更不可能去关注什么商路。
原产于中国东部的蚕，直到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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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才被首次带出中国。在此之前，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够生产丝绸。不过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消费丝绸。在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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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新疆古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丝绸的残片。在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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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印度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了意为“中国丝绸”的单词。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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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罗马行军记录显示，安息帝国拥有丝绸制成的亮丽军旗。
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古代世界的物流距离可以远远超过当时人们的认知距离。比如在中亚草原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海生贝壳，南亚墓葬里也曾经出土过北欧特产的琥珀。考古学家还发现，在罗马帝国使用的丝绸制品中，有许多曾经被一次或多次拆解成原丝并重新纺织。那些不易损耗的珍贵物品就像大海中的漂流瓶，可以经过漫长的时间，辗转到达很远的地方。因此中国丝绸的外流，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也许是受到冒险浪漫主义的影响，许多人都乐于描绘丝绸之路上商贾云集的富庶景象。其实在汉代，河西走廊充斥着各地迁来的流民和罪犯，西域的绿洲城邦更是为了温饱和存亡而挣扎不已。在唐代，这里仍然是“大漠孤烟直”、“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荒凉世界。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迁，海上贸易兴起，丝绸之路更被彻底边缘化。
明清时代的海上贸易规模较大，或许确实达到了能够影响中国经济结构的程度。相比之下，丝绸之路的物流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根据历史记载，汉代最大规模的朝贡贸易是对匈奴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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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匹丝绸。假设这只占各族朝贡贸易的
5
分之
1
，民间贸易规模又是朝贡贸易的
5
倍，那么每年中国的丝绸输出就是
180
万匹。再按
400
文一匹的均价估算，则每年中国丝绸贸易的总额大约是
7.2
亿文，相当于汉代财政收入的
7%
。由于汉朝是放任自由的小政府，这一比例仍然显高。如果再按当时的米价折算，这一金额仅相当于
36
万人的口粮，对应不超过汉代人口的
1%
，或者仅与在河西屯田的军人总数相当。对于中国这样体量的农业大国来说，如此规模的对外贸易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几千年来，陆路运输一直依赖牛拉马驮，没有发生过明显的技术进步。丝绸之路的运载能力必须受制于商队的规模。商队的规模又受制于绿洲城邦的补给能力。绿洲城邦的补给能力则受制于水源。而且在各个绿洲中，补给能力最小的那一个总是起到瓶颈作用。明代仍走丝绸之路朝贡的使团中，最大者来自波斯。其规模不过
5
、
60
辆牛车，丝绸的运载能力估计很难超过千匹。
同样的，丝绸贸易对罗马帝国的影响也被夸大。有人认为罗马帝国因为进口丝绸太多而面临财政危机甚至通货紧缩。事实上，这一说法仅见于《自然史》作者普林尼的一篇议论，无法立足于任何扎实的史料统计或者考古发现。
如此说来，丝绸之路似乎只是一个虚名，对中国经济并无实际影响？这也不对。中原王朝经营西域，声名远播，使得物流的方向更为明确。对于丝绸等耐用商品来说，原本漫无目的周转
20
、
30
手才能完成的贸易，通过丝绸之路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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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手就可以完成，商人的收益率大大提高了。在利润的驱使下，交通科技便发展起来。要知道，在草原戈壁上长途行进需要使用的那些定位、续航和安全措施，技术含量丝毫不亚于远洋航海。
交通效率的提高，使得动、植物有可能通过丝绸之路，在干渴枯死之前到达中国。现在常见于中国北方的驴，原产于西亚。常见于中国南方的水牛，原产于南亚。中国的马种经过长期改良，也有相当大比例的血统来自中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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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大型牲畜对于中国经济的塑造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植物品种方面，水果如西瓜、葡萄、石榴，油类作物如芝麻、核桃，还有黄瓜、胡萝卜、蚕豆、胡椒等蔬菜，都是经由丝绸之路引入中国的。此外还有一些动物虽然不能在中国自然繁衍，如狮子、鸵鸟、波斯马等，但是也被作为“奇珍异兽”不断进口，开拓了人们的眼界。
比动植物交流影响更大的，是人的交流。异域人物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消费品，也带来了新的消费习惯。其中影响最大的恐怕是桌椅。上古以来，中国人就习惯于睡、坐在地上，配合使用低矮的案几。垂腿而坐的桌椅从西域走进中国人的生活，重新定位了整个家居环境的“水平线”。床、柜、门窗的规格随之改变，中国家具乃至建筑的风格全都为之一新。
上古中国的传统服装是宽袍大袖，裤腿之间没有裆。正因为如此，两腿分开的“箕踞”坐姿才被视为无礼。直到丝绸之路畅通之后，窄袖有裆的胡服才真正流行起来。胡服中
的
一些优秀设计元素也被逐渐吸收到汉服之中。
历史上的中国人，虽然一向不知有所谓“丝绸之路”，但是唐代玄奘的取经之路却是脍炙人口。事实上，如果从知识产权交易的角度看，丝绸之路上最大宗的贸易品正是宗教。引入佛教之前，中国本土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而在中国布道，亦是佛教的盛事。因为佛教不事生产，只讲究玄妙思辨，所以天然就是一个带有精英色彩的少数派宗教。它只能存在并流行于人口稠密、食物充沛的地方。
与佛教相反，伊斯兰教的教义简单直观、具体务实，特别强调内部团结，非常适合在多民族杂居地区作为全民宗教。而且伊斯兰教的商业观崇尚商品交换，但是又排斥金融或者说生产资料交易。这一点尤其适合那些从事转口贸易的地区。从这个角度看，佛教在中国、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地光大，而西域城邦虽然历史上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但是最终归于伊斯兰教，似乎都在冥冥之中早有定数。
二、战略战术
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理论认为，生理和安全需求是低层次的需求，归属、尊重和理想是高层次的需求。当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之后，人类就自然会转向追求高层次的需求。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逆向追求的反例。许多成功人士都愿意付出巨大代价来改进治安和社会稳定，并且对食物、空气和水的品质孜孜以求。造成这一偏差的原因，是马斯洛的理论模型只考虑了收益一侧，而没有考虑风险。
效用经济学指出，人类的边际效用递减。通俗地说，就是连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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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包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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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没有第
4
个香。假设你已经吃了
3
个包子，正准备吃第
4
个。这时候有人提出跟你赌抛硬币，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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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包子。那么如果你赢了，将获得第
5
个包子，如果你输了，将失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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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包子。因为第
4
个包子的价值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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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所以这个赌局即使在概率上是公平的，在效用上也是不合算的。而且你吃得越饱，“下一个”包子的价值就越小，这个赌局的吸引力就越小。
从这个逻辑往下推，不难得出结论：人类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求发展”是主要目标。人类发展水平比较高的时候，“防风险”就变得更加重要。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个人，也同样适用于国家。所以纵观历史上的世界级帝国，其最高追求往往就是“安全”。
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才大规模兴修长城。汉高祖灭亡项羽之后，才起兵抗击匈奴。西汉武帝经营西域之前，先进行了内部削藩。东汉光武帝为了充实本部，曾经主动放弃西域。玄武门之变发生时，东突厥借机逼迫唐太宗签订城下之盟。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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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东突厥即被攻破灭国。可见唐太宗当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安史之乱发生前，唐朝与吐蕃在西域争战百年，互有胜负。安史之乱发生后，虽然西域归顺称臣，唐朝却再也无心经营。由此可见，历代中央帝国都是在解决了内部发展问题之后，才会着手处理西域问题。这时，“防风险”的顾虑无疑会多于“求发展”的诉求。
从“防风险”的战略高度出发，汉朝在西域追求的显然不是商机、收益，而是军事、安全。古代战争比拼的首先是战斗信念，很少需要把战争资源全部消耗完毕才能分出胜负。如果能在战斗信念上取胜，则对方剩余的战争资源全都可以为我所用，甚至兵力可以越打越多。这就是所谓的“以战养战”。《孙子兵法》有云：“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古代游牧民族的战斗能力很强，但是缺乏坚定的战斗信念。通常只要部落首领被擒或被杀，就会举国投降。因此游牧民族特别容易“以战养战”，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兴起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这就好像从山顶扔下一个雪球，便能够在山脚引发一场雪崩。匈奴在进攻汉朝之前，先后征服了位于现在内蒙古的东胡，宁夏的月氏，新疆的龟兹等民族，号称“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气势汹汹，可想而知。
那么汉朝能不能利用游牧民族“以战养战”的这个特点呢？很难。因为虽然汉军的铁器精良，擅长阵地战，但是机动力不如游牧民族。所以打驱逐战、击溃战比较容易，但是要擒拿、控制其首领就比较困难了。
那么以黄河、长城为界，坚壁清野，严阵以待，如何？这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汉匈之间最大的差距并不在铁器，而在政治文化。汉朝已经是发达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匈奴只是语言不同，习俗各异的部落联合体。利用好这个优势，要比打消耗战划算得多。
地理学指出，沙漠化土地有自我复制，滚动扩张的特点。所以要治理沙漠，首先要分而治之，利用草木把沙漠分割、稳定，然后再慢慢调理。汉朝在西域的经营也是如此。
攻取河西走廊是战略上的第
1
步，它首先分割了匈奴与西羌这两个最大的游牧民族。第
2
步是把祁连山附近的匈奴迁置到河套地区，利用黄河天险隔断他们与余部的联系。第
3
步拿下楼兰和车师，把匈奴隔离在天山以北，使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孤立出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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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攻占了塔里木盆地中部的轮台，这就像围棋里落子天元，中央开花。第
5
步便直取最西端帕米尔高原上的大宛，震动中亚，威慑了游牧民族的大后方。
拿下这几个战略要津之后，乌孙、龟兹、于阗、莎车等西域大国便主动地采取了中立甚至亲汉的立场。匈奴非但不能
再
利用他们的军事资源，甚至还要耗费兵力来攻伐惩处他们。由此汉朝边境的军事压力急剧缓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兰彻斯特提出了著称的“战斗力平方定律”。他指出，战争的伤亡数量与投入兵力的平方根成反比。举例来说，以
1000
人进攻
1000
人，获胜一方也将伤亡殆尽。但是如果以
2000
人进攻
1000
人，则获胜一方的伤亡数量会降低到原来的
4
分之
1
。如果以
4000
人进攻
1000
人，则伤亡数量会下降到原来的
16
分之
1
，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孙子兵法》也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可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正确军事思想。
汉朝人口多达
数
千万，但是受制于战场环境，单次战役投入的兵力通常在几万到十几万之间。匈奴人口虽然只有百万，可是一次投入几万乃至十几万兵力也是不难做到的。因此汉匈之间并不存在战斗力平方关系。
西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绿洲城邦的人口分散而稀少，多者不过十万，少者只有数千。所以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的大兵压境，屠灭这些城邦都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如果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有一股力量把西域诸国团结起来。
假设攻破一国需要伤亡
1
万人，那么分别攻破
2
国只需要伤亡
2
万人。但是如果这
2
国合兵一处，则击败两国联军就需要伤亡
4
万人。如果再多几个国家联合，便可足以吓阻外来的大国。此即反“战斗力平方定律”之道而用之。
汉朝进入西域之前，匈奴早已占据此地，并设置有“僮仆都尉”进行管辖。“僮仆都尉”从字面上说，就是管理奴仆的官员，可见匈奴视西域诸国为奴隶。当汉军进入西域时，“僮仆都尉”正在塔里木盆地，但是未见他做出任何反应，导致汉军如入无人之境。东汉曾经一度主动撤出西域。匈奴卷土重来时，“僮仆都尉”的主要活动竟然是让西域诸国补缴历年的赋税。
汉朝统领西域之后，非但不向城邦征税，每年还向西域输送大约价值
7000
万文的财政补贴。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
3
万人的口粮。虽然总数不多，但是因为赏罚得当，仍然对西域城邦的归顺起到很大引导的作用。
汉朝在西域的最高官员称为“西域都护”，他在和平时期主持屯田、贸易，传播铁器、牛耕、代田、井渠等技术。每当匈奴进犯时，“西域都护”便负责召集西域各城邦联合防御。此后只要有“西域都护”在，匈奴便无法染指西域的霸权。不仅如此，“西域都护”还曾多次制止西域城邦之间以大欺小的行为，维护西域政治秩序。正是在“西域都护”的统领下，西域绿洲上的各个城邦才真正地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联合体。
汉朝历任“西域都护”中，最著名的当属班超。他不领军队，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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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随从进入西域。纵横捭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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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威名远播中亚，使者通达地中海，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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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国无不朝贡。当班超受诏回京时，西域人民抱其马腿哭道：“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这句话，恐怕比“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更能体现汉朝作为一代盛世的伟大之处。
三、帝国漩涡
在汉朝，所有的官员都向皇帝称臣。边境上的匈奴、羌、南越等蛮夷在向汉朝投降时，也要向汉朝皇帝进表称臣。西域诸国在行贡纳之礼时，也对汉朝皇帝以臣子相称。但是在汉代的政治体系中，这三种“臣”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西域城邦被称为外蛮夷，他们占据的土地被直接称为“国”。边境上已经投降的胡人，被称为内蛮夷，他们居住的土地被称为“属国”。而汉朝本土的居民则被称为华夏，他们居住的土地被划分为“郡县”。
对于“国”，汉朝通常不干涉其内政，但是会通过“西域都护”监视其外交和军事动向。对于“属国”，汉朝会有驻军，也会要求内蛮夷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不过一般还是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高度自治。对于“郡县”，则实施汉朝的均输、平准、盐铁专营等全部政令。
上述划分并不是机械僵硬的。比如在朝鲜半岛，汉朝应当地居民要求设立了“苍海郡”。在云南，汉朝也为归顺的“哀牢夷”设立了
2
个县。而在完全由汉族居民统治的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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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曾经专门为容纳骑兵兵团而设置过“属国”。在河套地区，为投降匈奴设立的“属国”，也随着时间推移被逐渐并入附近的郡县之内。
内、外蛮夷的相互变迁是通过转变生产方式来实现的。如果原本生活在边境要塞之外的外蛮夷愿意向汉朝称臣，并且定居下来。那么汉朝就可以将他们接纳为内蛮夷，撤消边塞，把他们的定居地设为“属国”。这些蛮夷为了维护他们在“属国”的定居生活，经常要与更加边远的蛮夷做斗争。这就强化了内蛮夷和外蛮夷的区别。当内蛮夷的生产和生活完全融入华夏居民时，“属国”就会被承认为“郡县”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内蛮夷叛变，那么边塞就要重新设立，他们也会被驱逐重新成为外蛮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