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弃法律从艺术”的青年，一度醉心于政治，却最终客死异乡。然而，他并未被时代遗忘，他的画笔使其不朽。
文 | 林海
来源 | 花家地壹号微信公众号
1837年，18岁的居斯塔夫·库尔贝的日程安排得十分繁忙。白天，他在贝桑松皇家高中学习法律。晚上，他去美术学院上院长亲授的绘画课。4年后，当他承父命来到巴黎时，名义上也是去巴黎大学法律系学习。然而和无数沉迷艺术的年轻人一样，他从法学院出走，投向了艺术的怀抱。
库尔贝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他的外祖父是一位雅各宾党人，参与过法国大革命，还是一位法律人。因此，父母送他到巴黎，希望他学习法律，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官。然而，1840年11月大学入学考试失败的他，决定纵容自己的艺术爱好。这个毫无头绪的外省青年，只能在没有名气的三流画室打杂。好在19世纪40年代，卢浮宫等公共博物馆已经开始向公众开放。库尔贝得以出入卢浮宫临摹藏品。他偏好的临摹对象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席里柯和德拉克洛瓦——特别是后者，库尔贝受其影响颇深。
那个年代的画坛整体上仍以上流社会的偏好为导向。静物、贵妇、宗教和风景画仍是主流，仿佛岁月静好，世道太平。然而实际并不如此。1848年2月，一场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发生。这就是“二月革命”。出身于富裕的农场主家庭的库尔贝却站在了平民们一边。他与波德莱尔、尚夫勒里等人合办了政治杂志《公安报》，并且亲自设计了扉页插图《街垒中的革命》。
图中，一个青年大学生正站在由巨石、大车等杂物堆成的街垒后，一手举枪、一手握旗，号召着人们前进。无论构图还是主题，都与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彼此呼应——从而赋予了二月革命更为崇高的内涵。
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他亲眼看到，底层民众是为了生存而战。他的创作题材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再以上层阶级的享乐为主题，而是开始从民众生活中寻求灵感。于是，1849年10月到1850年夏天之间，库尔贝创作了3幅史无前例的作品，直接描绘农民们极为现实的社会问题。这就是《采石工》《奥尔南的葬礼》和《赶集归来的弗拉基农民》。
然而，对于这些作品，评论界是不以为然的。库尔贝笔下的人物，一点也不美。这在当时是一种“叛逆”。在奥尔南的葬礼上，送葬人群中有肥胖的官员、牧师、老兵、抬棺者和村民。评论家难以接受如此混乱肮脏的人物场景。对于《采石工》，评论家们也表示，无法容忍库尔贝把两个衣服粗劣、身形佝偻的“下层人”作为主角，呈现于高雅的画布之上。人们称库尔贝为“写实主义”，将那些绅士太太们不愿见到的现实——特别是因掠夺而破产的农村，执拗地置于他们眼前。
然而，库尔贝的好友、哲学家普鲁东十分喜爱库尔贝的作品，库尔贝也深受普鲁东思想的影响。普鲁东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库尔贝作品的认识，他说：“艺术的目的绝不在享乐，而在于完成身为公民的职责……而今，库尔贝连同至今被称作写实主义的整个阵营，挺身而出，大声抗议。”
诚如斯言，这个阶段的库尔贝深受普鲁东思想的影响，也感受到了底层民众推动社会民主改革的愿望，更是被波德莱尔等人办报的激情所鼓舞。他不但为《公安报》创作插画，还亲自走上街头叫卖报纸。到了1851年，库尔贝甚至进一步宣称自己“是所有革命的坚决支持者，并且首先是一个写实主义者，对真理最真诚的爱好者”。
1871年，库尔贝更是亲自参与巴黎公社运动，出任艺术委员会主席，这个弃法从艺的“出世者”，此时不知不觉已入世太深。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色当战败两天后，第二帝国政权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9月4日成立的第三共和国。数周后普鲁士开始围困巴黎。围城期间，许多画家如莫奈与毕沙罗都避走英国，其他人则留下来组成一个艺术委员会，他们推选库尔贝为主席。成立艺术委员会的目的，是把艺术从政府管理中独立出来，确保公众艺术收藏品的安全与完整。库尔贝本人的任务则是，定期检查卢浮宫的档案，以确保每件作品不在战乱中遗失。
1870年10月29日，库尔贝在一个公共集会上宣读了一封对德军以及德国艺术家的公开信，希望以此来唤起德国同道的支持。但普鲁士人依旧不断逼近。库尔贝的工作室附近常有炮弹横飞，他不得不另觅工作场所。他还捐赠了一幅作品出售，为国民卫队购买一门大炮。这门大炮遂被命名为“库尔贝大炮”，画家本人深以为荣。
但是，随着新成立的政府与普鲁士签订停战协议，库尔贝等人的努力也变得毫无意义。1871年1月28日，双方达成停战协议，约定割让阿尔萨斯与洛林。库尔贝和很多人一样，感到既耻辱又失望。因此，当3月18日巴黎公社宣布成立的同一天，库尔贝就在数个报纸上发表公开信，表示支持并参与“公社”。
在巴黎公社期间，库尔贝确实参与了许多艺术方面的激进举措。其中对其人生影响最深的，或许莫过于摧毁旺多姆凯旋柱的决定。这不是一根普通的凯旋柱。当年拿破仑一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获胜后，用俘获的1250门大炮铸成了这根凯旋柱，象征着军功与荣耀。对于以“帝国继任者”自居的拿破仑三世来说，这根凯旋柱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而对巴黎公社而言，它却是“帝制的象征，是对军国主义的确认……是对法国革命三大原则之一——博爱的暴行”。
实际上，早在巴黎公社成立之前，库尔贝就曾在1870年9月建议拆毁凯旋柱。但他同时表示，应当将柱上的浮雕完整的拆卸下来，存放到博物馆中好好保管。巴黎公社成立后，激进社会主义者瓦勒斯更是公开发表文章，要求彻底拆除该柱，用来铸造大炮或钱币。这一建议得到了公社其他成员支持。库尔贝遂以艺术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签字批准了命令。
然而不久，巴黎公社失败。库尔贝虽然并未参与任何暴力行动，但他仍于6月7日被捕，8月受到审判入狱。起诉的罪名是“破坏文物罪”。库尔贝并不认可这一判决。他在法庭上提出，虽然他要为摧毁凯旋柱负责，但他同样帮助保存了巴黎的许多艺术珍品。法庭并未采纳这些辩护意见，毕竟，库尔贝最大的罪状并不是破坏文物，而是“动摇帝国的象征”。他被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并被罚款5万法郎。
入狱后的库尔贝身体状况不佳，然而，他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在狱中完成了有关巴黎公社失败悲壮场景的素描作品《枪杀》和《凡尔赛大马厩中的巴黎公社战士》。这些作品大多线条粗涩简洁，画面上堆积着形形色色的死者，呈现出戈雅式的遇难群像。还有一幅素描自画像《库尔贝在圣佩拉吉牢房里》。画中的库尔贝头发胡子篷乱，衬衫胡乱卷起袖子，背对着观者坐在木凳上抽着烟，低落情绪跃然纸上。
被保释出狱后，库尔贝完成了《圣佩拉吉监狱中的自画像》，描绘了狱中自己的状态。这幅画上，背景是窗外的深秋景色，库尔贝被拘禁在一间矮小的囚房里，铁栏栅清晰可见。他神色忧虑，独坐在长凳上，身躯斜倚，若不是用手撑着，似乎就要从凳上滑落，给人以不安的感觉。然而，画上的他仍然佩戴着红领带，一团火红仿佛仍在跳动。
此时的库尔贝身体状况却已每况愈下。而且，巴黎传来了对他不利的消息：政府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库尔贝出资重修由其破坏的旺多姆凯旋柱，总经费为33万法郎。这项决议于1873年5月30日获得通过，6月19日，他所有财产都被没收，保存在别处的画作也被扣押。如果不支付这笔巨款，等待他的将是5年监禁或30年流放。
面对这一境遇，库尔贝不得不流亡瑞士。次年6月，他被巴黎塞纳法庭宣布有罪，并被要求承担重修旺多姆凯旋柱的费用。尽管经过商议，他得以分33年进行偿还。晚年的他陷入了潦倒与疾病之中，并于1877年在瑞士病逝。
这个“弃法律从艺术”的青年，一度醉心于政治，却最终客死异乡。然而，他并未被时代遗忘，他的画笔使其不朽。其将目光投向底层的写实主义，启发了后来的马奈、毕加索和诸多画家，可以说为现代艺术开了条新路。而那根凯旋柱，如今仍矗立在旺多姆广场——库尔贝曾因拆除此柱而遭牢狱之灾、流亡之苦，然而至死他也没有为重修此柱交过一分钱。在这个意义上，它亦是画家最后的不甘和倔强，永留在世上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