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律师的发展状况越来越受到关注，而早在2018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就印发了《关于扶持青年律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通过青年律师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律所为其缴付“五险”、成立青年律师培养专门机构、设立专项基金、减免律师协会会费等措施，扶持青年律师健康成长。
其中所指的青年律师是，执业年限不满３年且年龄在40周岁（含40周岁）以内的专职律师。
随后各省市律协，也参照这些方面和措施，印发了相关的指导意见。6年过去，全国律师增长30万人，
司法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30岁以下律师10.79万余人，占比16.56%。
近两年，一些省市发布了青年律师发展报告，对青年律师的执业状况进行了调研。
那些青年律师面临的问题似乎仍存在。
长久以来，律师面临的主要困境是案源短缺。2011年河南宁陵县法院吕新杰的一篇，谈我国律师困境的文章中就提到，有大量律师苦于找不到案源而无事可做，律师服务领域的“二八”现象——20%的律师掌控80%的案源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对初入行业的青年律师，案源短缺的压力显得更为突出，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省份。
北京注册执业律师中，40岁及以下青年律师占总人数的54%。2022年北京律师蓝皮书中，《北京市青年律师发展调研报告》显示，受访者中有近一半律师认为自己案源不独立。案件来源占比最多的三种方式是，指导律师或团队负责律师提供、亲友介绍和原客户介绍。
有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案源压力是工作压力的最主要来源，其次是行业竞争激烈、生活经济压力和业务承办压力。
另一一线城市，深圳的情况同样，2022年，深圳律师对青年律师（40周岁以下）的调查中，有超半数律师认为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案源，其次是生活压力和业务压力等。
纵向对比其2018年的调查数据，案源压力占比明显增多，从45.10%升至55.87%。
案源组成若按收入划分，则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青年律师，案件来源前三位的排序为：亲戚朋友介绍、本所同事介绍、自寻客户。收入在30万元以上的青年律师，其主要案源前三位也如此，但自寻客户变为原客户介绍，且收入越高，这一来源所占比重更高。
这说明，收入更高的律师积累了自己的资源，并能从原客户中获得更多案源。
对杭州的青年律师来说——2023年，杭州市律协对全市40岁以下律师的调研显示——47.4%的人认为影响青年律师成长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案源，没有案源将直接影响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技能的提高。
有过半数受访青年律师最羡慕同行或同事，拥有丰富优质的案源。
2022年，四川省律协的调研显示，受访者中，有46.61%的青年律师表示自己案源不独立，需要依靠指导老师或者团队负责律师的业务，45.28%的青年律师表示自己独立执业，有案源，能够独立办案。
杭州和四川省的青年律师案件来源主要部分，与北京和深圳相似，均来自于律所、亲友和原客户的介绍。
在一些律协促进青年律师发展的意见中，也都提到了解决青年律师案源不足的措施。例如，2023年深圳市律协在其促进文件中提到，通过联合办案、跨团队合作、让渡案源等方式，帮助青年律师拓展案源。
2023年，广州市律协发布的扶持青年律师若干意见中，
鼓励各律所及指导老师给予青年律师一定数量的案源支持，市律协及各律所应积极支持青年律师拓展案源，积极协调法律援助机构优先指派青年律师，
并对优秀的新执业青年律师办理予以适当倾斜。优先指派青年律师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参与刑事辩护（全覆盖）案件等。
2019年，贵州省司法厅、贵州省律协的扶持意见中写道，青年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和指导老师要给予青年律师一定数量的案源支持，同时在法律援助案件和公共案源案件指派中向青年律师倾斜，有计划地组织青年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
同年，北京律协的扶持意见中，也称要设立公益法律服务补贴，增加青年律师法律服务实践机会。
与案源直接相关的就是收入。在上述北京的调研报告中，年收入10-30万元的占比近一半，不过有五分之一的青年律师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有85.9%的受访者认为，案源少是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其次是市场环境较差。而薪资类型上，授薪制律师占比43%，提成制占33.1%，授薪+提成占18%。
对授薪制律师而言，往往会觉得自己所得与付出并不匹配。
在上述深圳的调研报告中，薪资待遇（或业务收入）与预期相差较大是授薪律师离开律所的最主要原因，而对非授薪制律师，职业规划是主因。授薪律师因工作强度大，离开律所的比例远高于非授薪律师，高出比例达四倍。
杭州青年律师平均年收入10万以下和10-20万的占比较高，分别为32.32%和27.91%。平均年收入20-30万和30-50万的占比次之，为15.96%和9.6%。不过，他们对未来收入有较高的预期。
执业3-5年，青年律师预期年均收入30-50万的占比为60%，
其次为20-30万，占比26%。
由于初期缺乏案源，需要基本的工资保障，是青年律师的共识。
杭州的调研报告中，对青年律师的成长，29.87%的人认为对青年律师最重要的支持是，底薪或最低工资的保障。17.34%的人认为影响青年律师成长最主要的问题是，律所/团队薪酬保障不力。
四川受访的青年律师中，对薪酬福利方面存在不满的，有28.17%。41.36%的受访律师表示，其所在律所薪酬制度不合理的是没有福利，35.46%的表示，提成比例过低。在薪资制度上，有57%的受访者倾向于授薪加提成的制度。
与略显不足的薪酬相比，加班更为常见。在北京的受访青年律师中，有近一半的人，每天工作时长在8-12小时之间，不超过8小时的占17.5%，28.3%的人没有固定时长安排，根据工作情况决定。
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下，认为自己健康的仅占三分之一，有34.4%的人认为自己是亚健康、患病。
在杭州，在一周内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的青年律师，略高于北京，有23%，有64%的律师工作时间在40-60小时，60小时以上的也占到13%。
有更多空闲的是四川的青年律师，调研中，有44%的律师每天工作一般不超过8小时或业务不多，工作时间较为宽裕。
有31%的律师表示，每天基本工作8小时，经常加班加点。不过总体收入相对较少，55.56%的受访律师年收入为1万-10万元（含10万），若加上10-20万的，这一比例为84%。
为了保障青年律师的基本生活，减轻经济压力，在一些省市律协的扶持意见中，都提到每月最低工资保障、鼓励律所帮助青年律师缴纳社保，并减少青年律师会费。
前述北京市律协发布的扶持青年律师指导意见中，鼓励律师事务所对实习期满且通过面试的青年律师在一至三年内实行工薪制。
广州和浙江律协对最低工资提出了更明确标准。
前述广州市律师协会的意见中提出，建立健全青年律师经济保障体系，各律所应当严格执行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不得损害青年律师的合法权益。
并且，各律所应依法建立健全青年律师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应当按月支付不低于广州市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基本工资（注：目前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为2300元/月），
鼓励律师事务所以本地月最低工资标准金额的2倍-3倍作为青年律师的最低月工资标准。
这份意见中青年律师是指，执业年限不满5年且年龄在40周岁(含40周岁)以内的专职律师，对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可参照本意见实施。
2019年，浙江省律协在其指导意见中，对这一项的执行标准是，律所支付的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5倍，条件是年龄在35岁以下，执业3年内的青年律师。
除最低工资保障，另一在
2018年全国律协扶持意见中提到的措施是，律师事务所应当认真执行《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细则，与青年律师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依法为青年律师缴付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社会保险。
这一措施在各地律协的相关意见中，也多有提及。例如上述浙江省律协和贵州省律协的扶持意见。
浙江省律协的意见中还称，律师事务所不得将依法由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变相转嫁给青年律师个人承担。
在贵州省司法厅、贵州省律协扶持意见中，为鼓励此意见实施，青年律师收入和社保缴纳等情况报律协备案，作为今后行业有关考核和评先评优工作的参考因素。
2022年，贵州省律协公布的青年律师发展调查，对此一项有相应数据。在受访者中，享受社保、五险一金待遇的青年律师总数超过参与调查者一半，
但仍有20.8%的青年律师没有任何保险待遇，30.6%有社保但费用自己承担，合计达到51.4%。
这或与收入状况，和调研群体分布有关。相比经济发达地区，贵州青年律师收入更低。
此调查显示，有73.6%的青年律师税后年平均收入低于10万元，其中39.1%的低于2021年发布的贵州省城镇私营单位社平工资47381元。
同时，参与本次调研的青年律师主要集中分布于各地区中小型律所，50人以下的中小型所参与度高达82.4%。
关于扶持意见的具体实施情况如何，或许可以在部分省市的调研报告中窥得一二。在贵州省的调研报告中，
青年律师认为行业管理部门的问题，主要是：开展工作流于形式，缺乏实效；工作虽有一定成效，但限于少数人受益而没有惠及大众。
2023年，浙江嘉兴青年律师执业发展调研报告显示，
49.6%的受访者不清楚执业律所注册地相关部门，有无出台对青年律师的扶持政策，11.5%表示没有扶持政策，33.8%表示已出台相关政策，但没有享受到，仅5.1%表示已享受到相关扶持政策。
由于疫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青年律师面临的问题，降低了其对执业前景的预期，更加迷茫。
前述深圳律协的调查数据对比显示，2022年青年律师对职业前景持非常乐观看法的群体较2018年度有大幅降低，相差24.17%；对职业前景持“比较悲观”、“迷茫”及“没有希望”看法的群体均有所增长，其中持“比较悲观”、“迷茫”看法人群，与2018年的差值均超过8%。
上述嘉兴律协调研的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一考虑转行，其中最主要的三个原因是：业务收入与预期相差较大；找不到执业发展方向，对未来迷茫；工作压力大，身心无法承受。
以上都表明，青年律师需要更具体的措施，并让意见落地，使律师事业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