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要港、刘逸鑫：西周墓随葬铜钺研究

周要港  刘逸鑫

西周墓随葬铜钺现象的分布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见于陕、豫、晋、甘、鄂等地。据现有考古发掘资料可知，西周随葬铜钺的墓葬不下20座，出土铜钺数量不少于28件[2]。

西周早期随葬铜钺的墓葬在西安张家坡[3]、翼城大河口[4]、随州叶家山[5]、鹤壁辛村[6]、灵台白草坡[7]、泾阳高家堡[8]、旬邑下魏洛[9]、鹿邑长子口[10]、昌平白浮[11]、洛阳北窑[12]、宝鸡竹园沟[13]等遗址内发现，墓葬内随葬铜钺多为1-2件，部分数量可达5件。钺的形制较为多样，分宽扁半圆形钺、长方体夹内钺及斧形钺三类，以前两类钺居多。宽扁半圆形钺形体较大，长度大多集中在25厘米左右，而长方体夹内钺的尺寸多在15厘米左右，两者规格差别较大。

图一 西周墓随葬青铜钺分布图

西周中期随葬铜钺的墓葬发现数量较少，见于西安张家坡与韩城梁带村两处遗址内，铜钺形制有宽扁半圆形钺与夹内钺两类，钺的尺寸与早期相仿。西周晚期仅在韩城梁带村遗址内发现，钺的形制也仅有宽扁半圆形钺一类。

相较晚商时期80%以上随葬铜钺的墓葬见于王畿地区这一现象而言[14]，西周时期则在诸侯国或采邑类遗址内较多发现，存在显著的地方化特征（图一）。

西周时期铜钺作为随葬品，呈现出延续时间长、分布地域广、形制差别大等三个特征。这些特征为该时期墓葬出土铜钺进行类型划分提供了可能。根据铜钺整体形制的不同可将其分A、B、C三型。

A型  12件。宽扁半环形钺。背部上端有椭圆形套銎。根据形体及钺身中部穿孔的变化可分为三式。

Ⅰ式 7件。钺身略呈半圆形，中部穿孔呈“D”形，穿孔近刃部一侧较弧，穿孔底部较直。

标本叶家山M111：380[15]，背部有二个间断式竹节状椭圆形穿銎。两面纹饰相同,均为龙形神人纹（图二，1）。标本辛村M2：14[16]，背部下端有两椭圆形銎，半弧形两侧随形铸对称虎纹（图二，2）。年代为西周早期。

Ⅱ式 3件。钺身变长，中部穿孔变大呈“耳”形，穿孔近刃部一侧较Ⅰ式直，穿孔底部向下倾斜。

标本张家坡M170：246[17]，背部下侧两个椭圆形銎，上銎有二周凹槽，下銎有三周凹槽，凹槽内嵌有方块状绿松石。器身上端之龙首向下，顶部有角，张口，口部正好与胡侧之椭圆形銎相对，连为一线（图二，3）。年代为西周中期。

Ⅲ式  2件。钺身略呈方形，穿孔近刃部一侧较Ⅱ式直。

标本梁带村M502：93[18]，刃部稍残，背部有两銎，銎口断面呈不规则的圆形，内侧有残木秘与刃后端龙首纹銎口相连（图二，4）。年代为西周晚期。

B型  12件。长方体夹内钺。整体较A型钺小。根据有无阑又可分为a、b

两个亚型。

Ba型  5件。无阑钺。内部呈长方形，弧刃。

标本鹿邑长子口M1：243[19]，内偏向一侧，方平肩，向刃部渐宽呈弧形。内缘残，内中部有一圆孔，器肩部有对称的长方形穿。钺身上部施三个圆圈纹，圆圈内有乳钉纹七枚，下连三个三角纹（图二，5）。标本高家堡M4：14[20]，平肩，两腰弧形下侈，两端翘起侈出器身，一角稍长，凸刃部向内卷曲。两肩有穿作长

方形，内部近肩处有一圆形穿。钺身两面靠肩处均饰浮雕饕餮兽面纹，内部两面铸阴文铭文（图二，6）。年代为西周早期。

Bb型  7件。带阑钺。内呈长方形，弧刃，刃角外侈且上翘，钺身有一圆穿，钺身两侧饰有扉棱。

标本北窑M278：4[21]，高阑出唇，阑边二长方穿，内中有一小圆孔。器身两侧各饰一透雕虎纹（图二，7）。标本大河口M1：225[22]，直条形阑,内中部有一小圆孔,阑两端长出器身。器身两侧各附一条回首龙（图二，8）。年代主要为西周早期。

C型  4件。銎装斧型钺。

标本竹园沟M13：169[23]，人头銎内钺。钺身长方形，弧刃，刃角外出且上翘，钺身两侧有对称立虎。銎上端接有人头，人头中空，内有木秘和钺身相连，人首方脸（图二，9）。年代为西周早期。

如表一所示，西周早期为葬钺现象的兴盛期；步入西周中期，葬钺现象迅速衰落，C型钺消失，B型钺仅余1件；至西周晚期，B型钺消失，仅见A型钺2件。

（一）墓葬等级与墓主身份

依据西周随葬铜钺墓葬的形制差异，可分为双墓道墓葬、单墓道墓葬与土坑竖穴墓三类。

1.双墓道墓葬

目前发现西周随葬铜钺的双墓道大墓有长子口M1与梁带村M27两座墓葬，其规格是最高的，在其他同时期非葬钺墓葬中也较为罕见。根据铜钺形制来看，长子口M1属于B型钺墓，而梁带村M27属于A型钺墓；从墓室面积来看，长子口M1墓室面积可达346.5㎡，远大于梁带村M27的66.03㎡；从随葬品器类与数量来看，长子口M1出土青铜礼器85件，以酒器为核心，随葬8套觚爵；梁带村M27出土青铜礼器34件，以食器为核心，随葬七套鼎簋。两墓葬之间葬俗存在着巨大差别，背后应代表着不同的族群。综上无论从墓葬规格或随葬青铜礼器数量来看，长子口M1的墓葬等级均大于梁带村M27，但是若从器物组合核心的数量来看，两墓葬规格均属于诸侯一级的墓葬。从出土青铜铭文来看，长子口M1墓主可能为宋国国君，梁带村M27墓主可能为芮公。

2.单墓道墓葬

目前发现的单墓道大墓有叶家山M28与M111、梁带村M502三座墓葬，除叶家山M28属于B型钺墓外其余两座均为A型钺墓。从墓室面积来看，三座墓葬之间差距较为悬殊，墓室面积最大者如叶家山M111为135.5㎡，最小者如梁带村M502仅17.34平方米，整体墓室面积低于双墓道墓葬。墓室面积的差别对应的随葬青铜礼器数量也存在巨大差别，M111随葬青铜礼器达70件，而M502随葬青铜礼器仅11件。虽然葬钺的形制不同，但从器用组合及墓葬形制、葬俗等方面看，这三座墓葬基本相似，均属于周文化墓葬系统。关于其墓主人身份，从铭文来看叶家山M28与M111可能为两代曾侯，而梁带村M502墓葬规模较小、随葬品较少且年代为西周晚期，墓主人可能为末代芮公。

3.竖穴土坑墓

目前发现的竖穴土坑墓14座，随葬A型钺墓葬5座、随葬B型钺墓葬7座、随葬C型钺墓葬2座。

从墓室面积来看，随葬A型钺的墓室面积相差较为悬殊，最大者如张家坡M170为49.06㎡、墓室面积最小者如辛村M2为7.78㎡；随葬B型钺的墓室面积整体较为均衡，主要集中在10—15㎡之间；随葬C型钺的墓室面积在15㎡左右。从随葬青铜礼器来看，随葬A型钺的器类以鼎簋为核心，随葬品数量差别较大；随葬B型钺的墓葬盗扰较为严重，从现存随葬品来看以觚爵等酒器为核心，随葬品数量及规格整体低于随葬A型钺的墓葬；随葬C型钺的器类组合及数量与随葬A型钺的墓葬基本一致。从墓葬葬俗、随葬品类型等方面来看，随葬A型钺与C型钺的两类墓葬属于周文化系统，随葬B型钺的墓葬属于商文化系统。

据现有的墓葬材料及铭文材料分析，此类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可以分为侯、伯、中上阶层三类。侯级别的墓葬仅叶家山M65一座，墓主可能为曾侯。伯级别的墓葬数量较多，大河口M1墓主人可能为霸伯、白草坡M1墓主人可能为潶伯、张家坡M170墓主人可能为井叔、高家堡M4墓主人可能为戈族族长、下魏洛M1墓主人可能属族长一级、竹园沟M7与M13可能为两代伯。剩余的墓葬被扰严重，若仅从墓室面积来看其在所属墓区内属于中等规格墓葬，故墓主人身份可能为封邑内的中上阶层。

综上，随葬A型与C型铜钺的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以鼎簋等食器为核心，属周文化系统；随葬B型铜钺的墓葬规模整体略低于前者，随葬品以觚爵等酒器为核心，墓室内殉人、墓底有腰坑，坑内殉狗，属商文化系统。从墓主人身份推断，西周墓内葬钺者可分侯、伯、中上阶层三类，A型、C型铜钺主要葬于侯、伯级别墓葬内，B型铜钺多葬于中上阶层墓葬内（表二）。

（二）摆放位置及功能判定

墓室内铜钺摆放位置清晰的墓葬有15座，主要有墓主左侧、墓主右侧及二层台上三个位置，其中以墓主左侧与二层台上数量最多。从用钺形制来看，A型与C型铜钺主要放置于墓主左侧或右侧，B型铜钺多放置于二层台上或墓主头部附近；从埋葬环境来看，铜钺多与戈、矛、戟、盾等兵器及车马器共出，如大河口M1出土的兵器箱内放置戈5件、钺1件[24]。

《礼记·王制》中提到“诸侯，赐弓矢而后征，赐斧钺然后杀”，孔颖达疏：“赐斧钺者，谓上公九命，得赐斧钺，然后邻国臣弑君、子弑父者，得专讨之”。可知商周斧钺是臣下具备杀伐征战权力的象征。商代随葬铜钺的墓葬整体规模较大，部分墓内有殉人，随葬品丰富，除青铜礼器外还有数量较多的铜兵器。青铜礼器及殉人代表墓主人高等级的贵族身份，铜兵器则代表墓主人的军事地位。通过对商代墓葬随葬铜钺的梳理与分析，并笔者对部分商代铜钺实物的观摩，可知商代铜钺刃部磨损现象较少，可能并非作为实用兵器而使用，更偏重军权的礼器化表征，是高等级贵族外出征战商王赐予军事权力的象征[25]。

与商代有别的是，西周铜钺存在“一器多用”现象，既是实用兵器，也是王赐军权的象征，更作为丧葬礼器直接使用。关于作为兵器的主要证据是，目前所发现的铜钺刃部磨损现象十分普遍，多与戈、矛等兵器一起放置。如大河口M1出土的铜钺刃部磨损较为严重，且与戈、矛同出于椁室右侧。类似的现象也在辛村M2、张家坡M170、叶家山M111等墓葬内发现。关于作为王赐军权象征的原因是，西周早期是周人对外军事扩张的重要时期，而钺也集中在西周早期出现，多出土于旧商王朝核心控制区，结合文献中“赐弓矢而后征，赐斧钺然后杀”的记载，并葬钺墓葬墓主人等级较高、随葬铜兵器较多的现象，表明钺是作为王赐军权的象征随周人的扩张传播至其他地区。关于作为丧葬礼器的证据是，这些铜钺本为实用器，但在其使用者去世后作为随葬品直接放置在墓葬内，而未出现商晚期墓葬葬钺明器化现象[26]。

两周金文记载，钺是周王册命仪式中的重要赏赐品之一。如前所述，西周墓葬内随葬铜钺可分A、B、C三型。那么判定何种类型的钺为周王赏赐之钺，对基于物质层面探索西周中央王权、地方军权间的结构关系至关重要。

首先排除C型钺。此型钺目前主要见于宝鸡竹园沟墓地及随州叶家山M111内，数量较少，绝非西周时期的主流用钺。

其次排除B型钺。此型钺是殷墟时期用钺的主流。一方面，如表一所示，B型钺墓年代均为西周早期，从葬俗、随葬品组合来看属商文化系统；另一方面，B型钺在金文中常作“”、“”、“”等形态[27]，与“”（钺）字形迥然有别，显分属两类器物。此类字符或缀以日名、或组成复合族徽如“戉箙”，亦或二者兼具，如龙口归城出土的啟尊、啟卣[28]记载器主曾跟随周王南征。梁云先生也据泾河上游的殷遗民墓葬指出，殷遗部族存在被分拆后编入师旅，承担军事职能的情况[29]。可见B型钺具有周人瓦解殷遗军权并再作利用的内涵，而非西周王权所属军权的象征。

关于A型钺，有学者认为应读为“钖”或“扬”，从严志斌先生的观点，其性质亦然为钺类礼兵器[30]。我们进一步认为，A型钺是金文中“赐之用钺”的所赐之钺，原因有四，兹先将相关文献记载抄录于下：

其一，墓葬等级。随葬A型钺的墓主地位普遍偏高，身份为曾侯、井叔、芮公、霸伯、潶伯等，以姬姓为多。此外，曾公编钟记皇祖南公受赐铜钺，受王命建于南土，用政南方[32]。而叶家山墓地M111、M65内确见铜钺随葬，器物组合以A型钺为主导。可见随葬A型钺的墓主不仅为区域性首领，且与周王存有直接联系。

其二，铜兵器组合。通过梳理虢季子白盘、《公刘》《王制》体例可知，赐弓矢与赐戈、斧、钺等铜兵器并举，应为王权领导军权的两个方面。在铜兵器器类中，钺显为军权象征物。西周金文虽屡见周王赐“琱戈”[33]，但受赐者的身份多为师氏，地位显不及上文所举公、伯。此外，未经盗扰的大河口M1也很好证明了这一点，其椁室右侧A型钺与戈、矛共出，钺的摆放位置居中，显示出其在铜兵器类组合中的核心地位。

其三，形制源流。从形制上看，A型钺兼具北方草原与中原礼制的双重特征。銎装的整体造型介于权杖与斧钺之间[34]，且终西周一代，其形制皆未发生较大变化，此为制度用器的重要特征；从源流上看，A型钺受晋陕高原地区卷首刀影响，在西周早期突然大批出现，年代较晚的钺除见于梁代村M502外，1980年山东邹县征集的子钺（集成11757），年代约当两周之际[35]。而商代及东周时期皆不见此型钺，如春秋早期的曾伯陭钺（铭图18250）就迅速复归殷商的“戚钺”造型。可见A型钺的形制源流既反映了姬周“窜于戎狄之间”的早期历史，也与西周王朝的兴亡相始终。

其四，地理分布。A型钺在西周早期突然兴起，见葬于霸、卫、曾等封国墓葬中，与西周早期周人势力的武装封殖紧密相关，是西周建立广域王权的直接实物证据。这一“突变”现象也符合李伯谦先生提出的“植入置换”模式[36]。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钺形器便被赋予了王权与军权内涵[37]。而A型钺以周初大规模征伐为背景，强势植入了军权内涵，对B型钺的中央军权形成置换，将地方军权击散重组，并结合周王赏赐的册命制度，最终完成对其余类型铜钺王权内涵的更替。

综上，A型钺方才是金文“赐之用钺”中的指定用器。由墓葬等级、铜兵器组合可知，此型钺在地方军权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由形制源流、地理分布可知，此型钺具有中央王权垂直领导地方军权的独特内涵。

西周墓随葬铜钺现象多见于地方封国、采邑等高等级墓葬内。西周早期是随葬铜钺的高峰期，钺的形制有A型扁平半环形钺、B型长方体夹内钺与C型斧形钺三类，西周中晚期出现较少，均为A型扁平半环形钺。从文化系统来看，A型及C型钺多与以鼎簋为核心的食器共出，属周文化系统；B型钺多与以觚爵为核心的酒器共出，常见腰坑与殉牲的现象，属商文化系统。随葬铜钺的墓主身份等级较高，除B型钺墓主多为中上阶层外，其墓主身份多属侯、伯一级。西周时期随葬的铜钺，刃部磨损现象较商代普遍，兼具实用铜兵器、王赐军权象征及丧葬礼器功能。其中，A型扁平半环形钺也成为金文所载“赐之用钺”中的指定用器。

（本成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安阳辛店铸铜遗址考古发掘报告（2018-2019）”（项目编号：22BKG014）项目资助，系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2023XWH02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