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72期 杨国枢：我的学思历程

首先我想跟各位谈谈我在这四十年来的学术生涯中有些什么样的转折、挫折、乐趣，以及自己觉得一些失败、成功的地方，这些可能是各位同学很少能在课本或论文里看得到的。其次我想跟各位讲五个重要的基本观念，这些是我在四十几年的工作当中所体认到的，在这里提出来就教于各位。

一

我是1954年进入台大，1959年毕业。我之所以会走向心理学，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1953年我考进台大森林系，但是大二的时候生病休学，因为我的家境不好，所以我并没有让家里人知道，就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养病。在这养病的一年当中，我想了很多问题，当时中国的社会积弱不振，出现了很多问题，许多热情的知识分子都想要改造社会、挽救群众，这股热情一直从大陆燃烧到台湾，于是我有一个想法，我认为社会的改革应该要从人的方面去着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方有很多很好的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一旦传入了中国的社会以后就变质了，所以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要改造社会、帮助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学心理学，不过其实当时我对心理学的了解是很肤浅的。

想了一年之后，我觉得我要学我想学的东西，我并不在乎将来是否能够找到职业，于是我下定决心学心理学。

休学回来之后，我去见森林系系主任，跟他说：“我的肺病虽然好了，但是医生劝我不要爬山”。当时系主任愣住了，不肯签字让我转心理系，他要我继续留下来念，但是我心意已决，于是我们就这样争论了半天，后来他大概是觉得我很诚恳，叹口气只好同意了。我又去见心理系苏主任，后来他也有跟我谈起当时的情形，他说当时他看我一副很诚恳的样子，本来就已经打算让我进来了，但是他想测试一下我的动机强不强，后来看我流了眼泪，知道我是认真的，所以就同意让我进来。转进心理系之后，我念得很认真，我之所以跟各位同学强调我念心理学念的很认真，而且不在乎有没有出路，这跟我最后要讲的“志业”跟“职业”有很大的关系。

毕业之后，我留在心理系担任助教，四年之后就担任讲师，后来快升副教授的时候，我就出国念书，在国外待了一些时间才回来当副教授。以下我想将我的研究生涯分成几个阶段来跟各位谈。

第一个阶段是从1959年到1968年。1959年我从台大毕业，我并没有马上出国，因为我不喜欢跟着时代潮流走，当时很多人一毕业就出国念书，但我反而觉得在国内好好作研究就可以了。那个阶段我作的是动物心理学、动物行为的研究，完全是个实验心理学者，之后又做其它的研究，变来变去，所以这个阶段我称之为探索的阶段。用一个比较诗情画意的讲法来说，假如心理学是一座山的话，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座山在那里。我一直搞不清楚心理学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很认真的作研究，在国内外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后来1968年我到国外念书，进入了我人生的第二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8年到1975年。1968年我到国外念书，我对于知识的求取非常饥渴，就好象一块干海绵一样，努力的吸收一切，什么都学非常用功，所以我花了三年就把学位念完了，不过这之中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我是拿国科会的奖学金，有时间上的压力，他们就在我的护照上打了“该员出国期间三年，期满不得以任何理由加签”，这几个字我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后来我很后悔，因为这就跟煮咖啡一样，火喉不够、时间不够，虽然我完成论文取得学位，但是我对美国的社会、文化都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我出国念的学校其实相当的不错，他们的心理系在美国是排名前五名，他们的教授有七十几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心理系，行目也非常的多，因此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于是我懂得什么是心理学。假如心理学是一座山的话，我从1968年就觉得看山是山了，看心理学已经知道这就是心理学。所以当时我觉得自己跟系里很多大师级的教授学了很多，日以继夜的作研究，论文产量也比较多。1975年我的心情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个阶段是从1975年到1980年。1975年我开始不想作研究了，我问自己：“为什么以前那么热衷的作研究，现在却又不想作了呢”？我开始检讨自己，想想自己是不是入错行了，在考虑了军人、商人等种种行业的可能性之后，想来想去还是作学问比较适合我。其实从当初养病期间开始，我就希望自己将来能作一个学者，所以我认为问题应该是在自己的研究方面，我又看了看其它学科，我想说既然以前已经转过一次系，现在还是可以再转系，但是最后我觉得我的兴趣还是在心理学。就这样，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去思考，当时也没有人可以请教，自己也不知从何说起。在经过一番反复思考之后，我终于发现是我研究心理学的方法出了问题。我回顾自己以前所做的研究题目，发现这些题目都是美国人做过的题目，他们研究的题目对他们的社会意义非常重大，但是我们不管那个题目在我们的社会有没有意义，我们还是照抄照搬，我们根本没有思考过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到底什么样的主题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只如此，还有其它问题。于是我回想自己如何作研究，在作研究时的思路历程究竟是怎样的，我发现我都是套用美国人的方法，而且在作一个题目的时候，我都会有意无意的压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看问题的方式。从知识论的观点来看，知识制造业里的学者，他从事研究的时候，会问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从什么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用什么概念去概念化这个问题、以及它形成什么理论，发展出什么方法来，这些都是跟那个人身为自己社会文化的一份子有关，他的思维方式、社会观、价值观念等等都跟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形成怎样的理论、发展出怎样的方法有关。但是我们这边的研究不是这样，我们在作研究的时候都把这套东西给压抑下去，不让它反映在自己的思考过程里面，我们研究的题目跟我们的社会完全没有相干性，对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及生活的了解，也没有多大帮助。

当时也有学生问我：“我们上课用的英文课本所研究的对象或知识都是以美国的知识体系为主，但是他们的文化体系跟我们的差异相当的大，怎么可以一视同仁呢？”

当时只有台大有心理系，我也不敢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因为我们向来以实验心理学、科学心理学为荣，也就是说以跟着外国走为荣，所以我还不太具有信心去讲这件事。我不敢跟别人讲说我们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没有有效的、完整的去研究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理及行为，我们只是一味地套用西方的方法与结果，所以也只能测量到我们跟西方人相同的部份，其它不同的地方则看不到。

我们跟西方人一样的只有属于人类共性的部份，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中国人还是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而影响我们生活最大的因素是特殊的部份，所以照以前的研究方法我们根本研究不到什么重点。我们只是盲目的套用西方的方法、理论、工具、观念，最后所形成的研究根本是一种西化的心理学研究，所建立的“华人的心理学”也不过是一个西化的华人心理学，这个心理学根本无法反应我们中国人的心理跟行为，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些东西来改革什么，更不能解决或了解社会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于是我到中研院去，跟一些人类学家接触，告诉他们我的想法，他们也都相当认同。

事实上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跟已经有跟人类学家接触。人类学家在作研究的时候，相当重视当地文化，他们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外国文化，一定要进入到那个文化里面去，甚至娶一个当地人作太太，或嫁给一个当地人。他们的研究可能花了一辈子只是在研究一个文化、一个社会，而且都不会是很大的社会或原始的社会，了不起也只能研究两个、三个，一生的学术寿命就过去了。所以他们的研究通常都相当的好，他们能够融入当地人的生活，用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用当地人的价值判断，懂得当地人的语言，而语言跟思考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研究才能作的那么好。

但是我们心理学则不是这样。所以我找了一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我们就在民族所研究这个问题，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觉得这是十分必要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研究称之为“中国化”，现在叫做“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后来我到香港大学作心理系系主任，在香港的时候我也找了一些人，例如郑耀基先生，我们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形成一个讨论会，每个月聚会一次，大家都觉得我提出来的问题是对的，而且也应该要思考。1980年我们在中研院举行了一个“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邀请了台湾、香港跟新加坡的华人心理学家，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后来出了一本满有影响力的书，叫做《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这本书后来也成了经典。

第二个阶段“看山是山”，但是好景不常，从1968年到1975也不过六七年的时间，就发现“看山不是山”了，发现这个并不是我想追求的心理学，它是洋人的心理学。从1975年一直到80年代开那个会，甚至到1981年出书，提倡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后来研究思想史的人称我们为铁三角），当时是李亦园先生、文从义先生跟我三个人，大家在一起做了很多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也继续保持合作的研究关系。

第四个阶段是1980年到1988年。1981、82年左右，我开始追求一个“真山”，而这座“真山”一定要中国化（后来我们改叫本土化）。我们所强调的是一个当地、本土的，也就是在研究任何一种人的心理及行为时，必须深入到他的社会里面去，从他们社会的文化及历史的脉络去研究他们的心理行为，而不是盲目的套用西方的理论或方法来看眼前的问题或概念化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要从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而是要以当地学者的眼光来看，我们不应该压抑自己身上的中国文化特点，反而应该把它反映出来，放在你的思考里面而且把它形成你的方法、工具。当然搜集资料的时候，要考虑到自己是不是太过主观。

我们提倡所谓本土化的意思，是要你在研究任何一个当地人的心理跟行为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控制住自己，不要盲目的不经思考、不加批评，就套用外国心理学的一套东西，我们强调的是要到现象里面去，以当地的现象为师，但是要进入这样的现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要充分了解这个现象里面它的复杂性、具体性、独特性，了解多了以后，自然你的pattern就会呈现出来，到这个时候，你想套外国的理论都不容易套了，因为你已经进去了。但是我们过去并不是如此，我们只是把那个现象抽象化，把西方的理论impost到现象里去，用现象来迁就理论、方法、工具。其实这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叫作metaphor，所谓的“强奸现象”，就是说强迫现象去迁就理论、工具跟方法。我们台湾跟大陆、香港等地都是同文同种同文化，所以在我们台湾的本土化心理学，将来也可以跟大陆、新加坡、香港的本土化心理学整合成“华人心理学”，这个才是我们本土化的东西。

1980年以后我越来越了解只有用这种研究方法，将本土化的研究取向所做的研究、获得的结果累积起来，那样的知识体系才真正是中国人心理学。这套东西现在美国心理学也承认了，其实美国的心理学也是一种本土的心理学，他们的心理学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这跟物理学现象是不一样的，这其中经过了很长的历程，也是最近两三年才开始承认，当然这跟我们共同在国际上所做的努力也有关系。所以一定要是本土化取向所建立的东西，对当地的心理学家而言才是真正的心理学，才是“真正的山”。

所以从1981年到1988年，我觉得我找到了方向，别的学科可能讨论了很久以后，学问研究上都还没实行本土化，可是我们心理学锲而不舍，一直到现在。但是我们所做的研究太少，还没办法完全建立，我们当时只是知道一个大方向，最后我们想到可以把几个重大文化的本土心理学统合在一起，叫做本土心理学，目标在于建立人类的心理学，这跟物理科学的作法是很不一样的。过去我们的心理学就是想把物理学的作法运用到心理学，于是发生了这些问题。所以1980到1988 年，我们一批人在做的方向，已经可以“看山似山”了，但是只有一点点的成就，还不是“一座山”。

最后一个阶段是到1988年以后。我们才觉得“看山是山”，觉得这就是心理学了。这之中有一个插曲，1988年我休假到美国去一年，第一个学期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心理系，UCLA的心理系是个大系，系里有八十个教授，其实当时我们全台湾的心理系也不过一百多个教授，人家一个半系就可以解决把我们掉了。

第二个学期我到康乃尔大学，有一位很有名的哈佛大学医疗人类学教授亚瑟克来曼，他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去作一个演讲。当时哈佛大学举办了一个 Seminar On Personality In China, Japen, & India研讨会。

Personality指的是人格、性格，这个在美国心理学是很重要的，很多学科例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文学等都会使用到这个字。但是他们知道Personality所指的东西是心理跟行为的现象，这个概念的本身就充满了美国文化的特点。所以他们认为Personality是 conceptually isolated 应该把它孤立于social context，去研究它内部的特点、它的性格特质、它的深层结构。他们也发现了文化上的局限，所以他们也很想了解跟美国西方文化很不一样的东方文化，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请了一些外国学者来谈，而那次是请我去，大概有二十几个教授，各个系都有，像心理系、精神医学系以及医学院的教授，还有社会学、哲学系、中国文学系多位名教授也都在座。

在那场演讲之中，有一个当地发展心理学很有名的教授，他跟我说他很同情并理解我们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发展方向，因为他们的心理学也是一种本土心理学，所以他说我们的方向是对的，而且老早就应该从这个方向去作，但是他希望我们能提出这方面具体的研究。

在研讨会之中，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非常好奇想了解一下，假如你们没有美国心理学、西方心理学这样一个优势的压力之下，使你们不动脑筋、不加批评就套用西方的理论，而不受其支配、扭曲，让你们独立发展出一套本土心理学、中国人的心理学，但是那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心理学呢？”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自己愣了有三十秒钟之久，答不出问题来。

后来我就想到大概是积极主义取向的心理学，于是就兵慌马乱的说明了一下，我非常不满意我这个答案，因为它太粗糙了。但是这也不能怪我，因为我们的确没有这个心理学，我们不过是才刚开始作这个研究不久。所以我很粗浅的说：“你们美国的心理学是以独立的个体为主，而我们中国人则是重视社会关系，重视social context里面人的心理跟行为运作，在这个团体里面，个人是不可能太突出的。”我觉得我当时讲的很粗糙，也受了很大的刺激。回来之后，心里想说这个外国人怎么看得这么清楚，而我们这些人在里面缠斗了这么久，搞本土心理学，都没想到这个问题，可见我们还是很依赖西方心理学。跟哈佛大学的学者多接触几次以后，我渐渐对他们感到非常钦佩，他们的伸缩性非常大，敢于否定并认识美国心理学的性质，敢于承认自己的限度在那里，所以别的学校不会做出这种东西，只有哈佛可以，这就是我的哈佛经验。

所以1988年我回来之后，就下决心，并且信心大增，因为这表示我们的大方向是没有错的，于是我就明目张胆要建立华人的本土心理学。以前我还不敢说心理学只有一个，现在我可以说心理学有很多个，有多少个文化就有很多个心理学，但是并不是说这样的状况会一直延续下去，因为这就像个金字塔一样，将来都会逐步整合，从小区域到大区域的，最后把各个本土心理学中心理论和行为法则的相同性及相异性在较高层次把它整合在一起，就是把它变成global psychology、universal psychology或是psychology of human-being，这样才能得到一个真正的人类心理学，而不是一个以支配性的美国心理学为基础而建立的人类心理学。

以前我们不了解这个东西，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包括那些西方社会以外的心理学者。西方社会的心理学者比我们认识得早，比我们还清楚，因为他们有思想上的弹性，我们反而是僵化了，我们把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当作父亲母亲一样，依赖它、不怀疑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从1988到现在为止，我们更有信心，作的研究也很多，更加强在国际上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这时候我的心境是怎样呢？觉得“看山是山”了！觉得这个就是山，就是心理学。

以下我想总结一下自已四十年来研究的心路历程。

第一个阶段是1959到1968年，这段时间我在找山在那里，心理学在那里，我作了很多尝试，换了很多题目，但是都是照着外国人的方式去作。

第二阶段是1968到1975年，就是“看山似山”，只能用“似”字，以为找到了山，但是事实上这个山是个假象。

第三个阶段是1975到1980，我又觉得“看山不是山”了，当然这是从我的观念来看，其它很多心理学家可能还是“看山是山”。但是在这五年当中，我觉醒了，并且继续找那个真山，而且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还是有一段时间看山不是山，觉得心理学不是这个样子，也不是我要的心理学。

第四个阶段是1980年到 1988年，又觉得“看山又似山”了，本土化研究取向所建立的心理学应该就是山了，但是还是看得不很清楚，因为作的研究太少了。

等到1988这个哈佛经验一刺激之后，破釜沉舟把这个看法改变，明目张胆搞本土心理学，大力的推展，请了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研究方向，说服更多的人来参与研究。我们的研究增加得很快，如果画一个曲线图，你会看到最近十年来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会呈现一个非常陡的曲线上升，我想在座的黄俊杰教授应该知道，我们不断的开研讨会，不断的有本土化心理学的研究刊物产生，每年出两本书，还有一系列的书出版。从1988到现在，我们可以说“看山是山”了，而且是真正的山，这中间总共经历了五个阶段。

二

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我作学问会那么辛苦，其它的学者没有这么多转折，当了教授之后，生活都过的很好，领的薪水也都一样。所以下面我想以过去这四十年来，这五部曲的学思历程当作背景来跟各位检讨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职业与志业。

我经过了很久，终于弄清楚什么是“职业”（occupation），什么是“志业”（vocation）。我以前从来没有懂过，要到第三个阶段「看山不似山」的时候才弄清楚。当时我自己检讨，为什么本来那么喜欢心理学，后来又不想作研究了，我体会到我是拿心理学的研究作为我的“志业”，而非“职业”。

“志业”跟“职业”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告诉各位差异可大了，这是从我一生的学术生活当中所亲身经历的事。

每当我看到别人在他们的“职业”中遇到困难，不是待遇不好，就是他不喜欢那个环境。基本上“职业”是一件工作，就好象上班一样，有一份职业的名字，领一份薪水养家活口，朝九晚五一分钟也不多，这是比较正面的讲法，也有比较负面的说法，例如：工作的时候不投入，上班时间迟到早退，工作是工作，我是我，工作跟我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志业”并不是这样，一个以志业为主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就业的问题，他喜欢做这个工作或这件事情，根本不会去考虑工作的时间，有时间就做，而且是不计成本的，有时候不但不赚钱反而还要赔钱，他也甘之如饴。他完全没有时间观念，即使是晚上工作也不知道东方之既白，那怕身体会搞坏他也照样做，他整个人的身心都投入到里面，因为他觉得自己做这份工作，可以让生命更有意义，生活更有价值，可以感觉到自己在这里面安身立命，这就是“志业”。

当然天下最理想的状况，就是你的“志业”跟“职业”合而为一，不但有薪水可以生活，又可以在里头安身立命，觉得你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又不斤斤计较时间，这是很多人的希望，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如此。

其实大部份的人都没有“志业”跟“职业”的观念，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从小我们的父母亲跟老师所灌输给我们的，就是“职业”而非“志业”。我现在已经是六十多岁了，从来没有听到过有那个父母会告诉小孩子“志业”的观念，会让他去做自己觉得很有意思，做起来让自己觉得很有劲的事，不会去计较待遇的好坏。很少有大人会告诉小孩子，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事情让自己能够真正投入，甚至在里面安身立命。所以我们只有“职业”的观念而没有“志业”的观念，有的人很幸运，他的“职业”就是“志业”，但是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我觉得自己一直都很清醒，当初选择了“职业”也就等于选择了“志业”，还好那时生病了一年，让我想得非常的清楚，看了很多人生观的书，也写了很多封长信跟朋友检讨我自己。

今天讲这些话，是从我过去四十年来的经验体验到的，我并没有厌恶做一个心理学者或从事心理学研究，我现在反而有很多想做的题目，我的经验比以前丰富，想法也开窍了。

我总觉得自己在五十五岁以前所做的研究，都可以丢到字纸篓去，只有在五十五岁之后所做的研究，我觉得还可以的。我现在真正懂得做研究了，知道想做什么，只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最近十年常常有时不我予的感觉，所以我很希望年轻的学者能够投入的研究。

虽然自己年纪大了，体力不如以往，但是为什么士气还能很高呢？就是因为我选择的是“志业”而不是“职业”。如果我选择了“职业”，下班后我就可以去玩乐，而不必如此辛苦，但是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生活不过如此，所以我更应该把它过得充实一些，这就说明了“志业”跟“职业”的不同。

所以奉劝各位，假如你要作学者或学术研究，你一定要把它当作是“志业”，不要因为成绩好就跟着别人念大学，人家出国念书你也跟着出去，回来之后也跟着人家找个学校当教授，然后当了教授之后你就熄火了，甚至有的还没当上教授就熄火了。

各位可以看看我升上教授是多少年前的事，而且我升上教授以后非但没有熄火反而越烧越旺，不过我的柴已经不够了，大势已去，但是各位还是春秋正富。我常常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早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我的老师教授不告诉我这些事？我们的父母亲没办法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局限，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社会、人事都不会告诉我们这些事？

做学者是如此，做其它的行业也是如此，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行业，在它的性质上是可以作为“志业”的，假如你发现你的“职业”不能当作“志业”，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把握机会，转到一个可以当作“志业”的“职业”里，那是一件好事，你会发现你做得一身都是劲。我就自己四十年来的经验告诉各位，“志业”跟“职业”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志业”太重要了。

第二点我要谈的是自己多年前对大学教授的体认。 我个人认为大学教授不论年龄、性别、种族，应该都具有四种功能：

第一，他是一个知识的制造者，这是一个好的大学教授应该要具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因为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不论大学教授或研究生都要不断的制造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大学教授的任务是知识的传播，他要把在大学所创造建构发展的知识、观念以及思想，把它加以整理、整合，再有效地传递给学生，这就是教学。

第三，培养一个这样的老师，除了从事研究工作，不断的制造知识以外，他还必须将知识传递到校园以外的地方，譬如公司、社会，他们必须要去推广知识，或是对这个知识提出具体的建议，帮助政府或民间团体去解决一些问题。譬如像经济学家，政府要开会讨论如何来稳定汇率或是其它问题的时候，一个大学教授就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学问素养以及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提出一个最忠实而努力的建议，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别的行业的人做不到的，只有大学教授可以做得到。又或是到处去演讲，到各地去推广知识，把你的专业知识大众化，这是回归社会的作法，也是只有大学教授才作得到。

第四个要求更广也更高，就是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并不说大学教授就是“知识份子”，所谓的“知识分子”，他的知识领域及范围都超越他本行以外，譬如一个社会学者，他涉猎的不仅只有社会学而已，还包括了政治学、经济学、科学、教育，甚至文化方面的东西，他都必须涉猎，他的知识要非常渊博，他所关心的事情不仅是他行内的事情，他还必须关心整个社会大众，甚至整个国家民族。

所以他可以发挥言论去分析批判社会，当国家发生重大的事情，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他都能够很敏感的去感受到这个问题，在大家还没有发现以前，他就能够理解这个问题的真相，并且分析这个问题的道理在那里，然后进一步提出批判。他不会去管负责的是一个强势的政府或政党，因为他是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而不是一个狭义的专家学者的立场，来提出问题、提出批判，甚至为此牺牲生命、牺牲职务、健康，或者是被抓起来，他还是一样会做。这点不论在西方东方，中国都是有斑斑可考的事例。

一个大学教授必须具有这四大功能，当然这是一个四项全能的教授，大部份的教授都没办法四项全能，能够把书教好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能同时把研究做好，就已经是很好的教授。要能够做到第三点则是不可多得，因为你要口才好，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开会的时候用别人听得懂得语言表达出来。至于要做到第四点，就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则是凤毛麟角，因为他要冒险，他要涉猎那么广，本行的要照顾之外还要看别的东西。

以上所提的跟今天所谈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自己决心作一个心理学者，做一个大学教授，所以我很早以前就想做一个思想全能的教授，不管做的好不好，至少我非常努力。当时我会转心理系，就是因为自己在高中时代有改造社会的观念，这也是为什么在当时强人政治的阶段，我们台大还有教授敢出来讲话。就是因为你不会在乎这些压力。

我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对这四个要求兼顾的程度都不一样，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来看。从1959到1970年，我纯粹是一个学术教学的教职，当时政府也不会请我去发表言论，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顶多只达到第二点。从1970到1988年将近十八年的时间，我相当努力的去扮演这四个角色，就某种程度而言，当然是受到我的学术研究所影响，但是即便是有影响，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在那个阶段，对整个社会而言，还是必须要有人去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从1989到现在，我几乎又回到第一个阶段，我的教学研究占百分之八十，有时候人家请我去开会我也不能去，而且现在讲话的人太多了，也不需要我们讲些什么。

中国人的蜕变

作者：杨国枢 著

当当 广告

购买

第三点我想谈谈游牧型的研究跟安土型的研究。

第一个阶段我做研究的题目换来换去，很像是游牧民族，一个题目我做了两年就不想做了，发表论文之后又想做新的题目，而且完全是跟着美国的脚步在走，这个阶段我称之为“游牧型”的研究方式。

但是有的阶段我就盯住一个题目，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做研究，这个阶段我称之为“安土型”的研究。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看大学教授或研究人员就是这两型，一个是游牧民族型，常常换题目，说得难听一点是喜新厌旧，说得好听则是他才气纵横。

也许你会想问：作一个学者是作“安土型”的好，还是“游牧型”的好？我个人的体认是这两种人都很需要。

“安土型”的学者是从一而终，一辈子都做同一个题目或同一个范围的研究，他的好处是可以有系统、深入、累积性的做下去，他的广度可以扩展，深度可以加强，就知识的累积效果而言，这个是最好的，而且容易有成就，容易成为大师。

“游牧型”的学者就完全不同，当他做得有点成绩的时候，他又从头开始另起炉灶，搞了不知多少年以后，他又换了。这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他把一个领域里面的研究观念、方法、工具、看问题的方式，携带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可以刺激那一个领域的人的研究，容易看出新的问题。因为在一个领域待久了以后，你就不容易去突破，你的思考会被卡住，不容易想出新的花样，而且已经弹性疲乏了。假如现在有一个新的人进来，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局面。其实这种人为什么会过来呢？就是因为他从旁观察，看出了毛病，看出了你们无法突破的地方，而他有把握可以突破，所以他进来了。他可以像蜜蜂一样，把一种花里的花蜜携带到另一种花去，到处沾花惹草，使不同类别的花粉混合在一起，吸收了以后，酿出很特别的蜂蜜，这是“安土型”的学者做不到的，所以这两种学者我们都相当需要。

不过需要的数量多大呢？我觉得还是“安土型”的学者多一点，“游牧型”的少一点，所以你说做一个“安土型”的学者好，还是“游牧型”的学者好呢？我会说适性而为，看你的性格而定，因为做研究本来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是勉强不来的。你的性格适合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只要你做的好，你就可以在里面安身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