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竞争战略前瞻

本文刊发于《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2期，第23-45页。点击本文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文章PDF印刷版。

特朗普的对华竞争战略是其内政外交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从特朗普的整个政策背景出发，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真实意图及其内在限度。特朗普以“政治素人”的身份步入美国政坛，其唯一和最终的目标是实现“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核心政策纲领是“美国优先”。在特朗普看来，在冷战后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代里，全球主义和极左进步主义理

念主导了美国内外政策，曾使美国战胜一切挑战的毅力、决心和爱国铸就的“美国精神”如今已被遗忘和摒弃，导致美利坚民族“严重衰落”，美国的身份和生活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正是基于上述危机感和失落感，特朗普踏足政坛，指责国内左右翼建制派精英，扬言“排干沼泽”（drain the swamp）和打击“深层国家”（deep state），与地缘竞争对手博弈，对军事外交盟友施压，退出国际多边组织，自始至终都旨在捍卫“美国精神”和“美国利益”，这也是“特朗普主义”根深蒂固的底层逻辑。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竞争战略同样将沿着这一逻辑展开。要理解“特朗普主义”，预判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竞争战略，就需要首先理解特朗普感受到的“危机”。

（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国内阶级分化更为严重

在国内经济层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曾经以煤炭、钢铁和制造业为基础打造的“镀金时代”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中黯然失色，客观上造成美国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和以此为生的白人工人阶级生活陷入贫困。曾经繁荣的五大湖工业中心地带，由于自身设备和产品的落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反种族主义斗争附带的破坏、国际新兴经济体的竞争、资本和产业链的全球重组等原因迅速衰落，成为所谓的“锈带”地区。到21世纪初，“锈带”人口急剧萎缩，居民收入严重下降，工业产值大幅缩水，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发展陷入令人绝望的衰退之中。不仅如此，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被资本、利润和产业的全球化力量所重塑，市场资源、社会机遇和产业优势偏向高科技行业和新兴服务业，传统制造业萎缩，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社会阶层固化和经济不平等加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美国人对“美国梦”感到遥不可及。被遗忘的“锈带”地区白人工人阶级在失业、吸毒和被贬低中遭受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贫困。与此同时，美国东西海岸的高科技企业、跨国公司、全球主义资本家、进步的自由派政治和文化精英们则是这场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他们追求一个文化更加多元、世界主义、科技先进和环境友好的社会。双方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阶层上的鸿沟越来越大。美国社会发展陷入“中部塌陷”和两极分化的困境。

（二）“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美国传统价值观和信仰

在文化价值观层面，以自由派和民主党人为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精英追求多元文化主义，极力推行“身份政治”和进步主义议程，让传统的美国白人在文化心理上受挫。“身份政治”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种族、性别、性取向和堕胎等议题上的不同文化身份群体追求社会承认、法律保障和政治地位的社会现象。“多元文化主义”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精英为应对族裔、种族和宗教多元“事实”所选择的文化政策和政治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逐渐走向融合。无论是“身份政治”还是“多元文化主义”，都是对美国人一直以来信奉的民族国家认同、民族文化传统和基督教信仰的冲击和解构。在这场文化价值观变迁中，自由派精英们试图以更加包容、开放、自由和平等的方式接纳新移民甚至非法移民，在入学、就业、竞赛和社会荣誉分配上“优待”特定种族、性别、性取向的人群，大规模推行“多元、平等、包容”政策。这让本来就是全球化失利者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更加感到不满，认为自己被华盛顿的建制派精英遗忘，在实现代代追求的美国梦方面被“暴发户”插队，沦为“故土的陌生人”。正是这种不满驱使他们成为“茶党”的坚定支持者，后者是主张小政府、低税收、弱监管的美国保守主义草根组织，从2009年兴起便很快席卷全国，成为一股重要的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向来是民主党拥趸的白人工人阶级最终在2016年彻底倒戈，成为特朗普和MAGA运动获胜的关键。

（三）经济全球化使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供应链安全更为突出

在对外贸易层面，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曾对全球化寄予厚望，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会在全球范围内最大化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全球化被证明是双刃剑，在使全球主义资本家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直接导致美国二战后达到顶峰的制造业逐渐移出本国。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逐渐成长为全球性的制造业大国，美国则转向以研发创新、金融和科技服务为主要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美国失去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却换来了廉价的消费品。尽管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加大，但中美产业互嵌、经济挂钩的互利互补模式已经形成，这种经贸关系被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形象地表述为“中美国”（Chimerica）。但是在特朗普看来，这是美国政客“以不公平贸易出卖岗位和生计给海外最高竞价者并盲目听信全球主义塞壬之歌”的体现。中美贸易逆差不断加大，让不少美国政客感到不安。尤其是在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影响下，供应链安全、制造业安全、网络安全等日益上升为美国重大的国家安全议题。因此，巨额“贸易逆差”成为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大打贸易战的“导火索”，平衡贸易关系成为特朗普经贸政策的重要战略目标。

（四）美国为维持霸主地位付出了难以承受的成本

在军事外交层面，冷战后的美国两党奉行自由国际主义，维护美国庇护下的民主价值观同盟，打造了一个美式霸权主导下的后冷战国际格局。美国作为自由霸权国家在欧洲、中东和亚太地区构筑了多样化的联盟体系，既从这种霸权体系中汲取利益，但也不得不为之付出霸权成本。如为在欧洲、中东和亚太地区充当“世界警察”，美国消耗了大量的政治军事外交资源，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自小布什到奥巴马时期，美国以“反恐”名义推广美式民主，让其深陷耗资巨大、伤亡惨重的战争泥潭，因此不少美国外交精英和基层民众对传统对外干涉政策的态度产生了微妙的转变。此外，在美国联盟体系内部，一直存在“搭便车”现象。如北约自2014年规定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要达到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但只有3个国家达标。特朗普自第一任期就抱怨北约28个成员国中的23个国家的国防开支都未达到其“合理份额”和履行其财务义务，而这“对于美国人民和美国纳税人是不公平的”。所有这些都让特朗普认为，美国将太多资源和精力投入无意义的战争，帮助保卫其他国家免受侵犯，被同盟国家搭便车，而不是集中解决国内严峻的社会问题，让美国多年来承受太多“不公”和“不利”。因此，特朗普要让盟国分担军事外交成本，使美国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五）美国政治精英的对华认知从“接触共识”转向“竞争共识”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为了在冷战中应对苏联，战略上逐渐确立了对华接触共识（engagement consensus），希望通过对华经济和政治开放，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现代化进而政治价值观与美国相同的战略攸关方国家。这种试图改变中国的接触共识也可被称为“旧接触共识”。显然，美国将中国视为需要被“转变”“整合”并“纳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他者”。但是这种旧接触共识存在严重的认识论谬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战略界兴起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美国国内展开了多次对华政策大辩论，从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到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告“对华接触”战略的失败，“旧接触共识”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竞争共识”（competition consensus）。在2017年特朗普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认为中国“要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美国曾经相信支持中国的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会让中国“自由化”，但却事与愿违；认为中国“争夺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为此，特朗普第一任期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萧规曹随”，其上台后的对华战略竞争共识进一步强化。拜登政府202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唯一有意愿、也日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构成“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中美之间进入大国竞争的决定性十年。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对华“竞争共识”大概率将会延续。从“接触共识”到“竞争共识”，反映了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和特朗普主义者有关美国过去数十年来的对华战略认知的重大转变，其中不乏失望、焦虑、恐惧甚至被迫害感。美国认为，中国已放弃“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争当“奋发有为”的全球领导型大国，且有意改变后冷战时代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这使美国国内的鹰派政客及战略家倍感危机。随着“旧接触共识”的瓦解，美国不再包容、让利和允许中国和平崛起，而是以“接触失败”掩盖自身霸权衰落事实，并且转向对华全方位的地缘竞争。但是，随着第二任期的开始，特朗普极具个性化的商人政治思维，使其并不会全然从意识形态思维逻辑出发把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竞争的主要对手，而将是作为利益竞争的对手。最大化美国国家利益是特朗普评估和把控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因此，中美竞争的大趋势中仍然存在以交易为目的的谈判与合作空间。

上述国内经济、价值观念、对外贸易、外交军事和对华战略上的因素相互交织、彼此加持，共同构成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演变的复杂背景。面对美国在各个领域遭受的“不公”，以及担忧美式霸权的衰落，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的内政外交总纲领。“美国优先”意味着要在经济上重振美国制造业大国地位，放松不必要的国内管制，应对日益严峻的通胀，保护美国工人和农民的利益等；在价值观念上反对并非基于美国利益的全球主义，尊重美国历史传统，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终结左翼“多元、平等、包容”政策等；在对外贸易上，以“公平对等”为原则，“再平衡”对外贸易，保障自身供应链和制造业安全；在外交军事上，坚持“以实力求和平”，进一步实现军队现代化，增强联盟共同防务能力等；在对华战略上，则在捍卫美国利益的原则下开展以交易为优先手段的对华战略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