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昨天我去看了《二十二》。
影片节奏缓慢、松散，但是这种风格正是我喜欢的纪录片的感觉。尽管片中没有勾画出任何的情节起伏，但在播映过程中，还是能不断听到影厅中传来啜泣的声音。
实话说，这部影片气氛很沉重。
但是在看片的过程中，我会时不时地走神，开始从自己之前了解到的「慰安妇问题」相关的知识里，尝试着理解一个问题：
「这些慰安妇问题的受害者们，到底在追求什么？等待什么？」
或者说，如果我们把她们的行为理解为一种斗争的话，那么，她们在为何而战呢？
所以这就是我写下这一篇的目的所在。我希望能通过我的整理，让有心去影院支持这部影片的读者们，或是想要大致弄清「慰安妇问题」的来龙去脉的朋友们，对「慰安妇问题」的前因后果，都能有一定清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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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慰安妇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慰安妇的出现，其实来源于日本在战前的「公娼制度」。
日本近代的公娼制度，源于1900年颁布的《娼妓取缔规则》。在这部法案中，日本政府原则上同意了「政府注册娼妓」的存在。从事卖淫活动的娼妓，需要在所在地警察局进行登记，获得营业许可后方可营业。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开始于策动「伪满洲国」的建立（1932年），以及在九一八事变（1931年）之后，关东军对东北三省的占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又在上海的国际租界里策动了一二八事变，与十九路军在闸北首先展开激战。1932年3月20日，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开始停战谈判，之后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而日本也就此获得了在上海驻军的借口，将大批海军及海军陆战队送入上海。
随着日本在华驻军数量的增多，为了安抚军心，解决在中国驻扎的军官们的性需求，日本军方便仿照在日治朝鲜半岛上的做法，于中国的上海、长春、沈阳等地设立了「慰安所」，并且在东北（包括伪满洲国）开始推行与日本本土类似的「公娼制度」。
这一时期的慰安所中的「慰安妇」，绝大部分来自于自日本本土和朝鲜半岛上募集来的年轻女性，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来自于妇女拐卖等等犯罪行为。
但是，在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开始之后，日本在华作战的军队迅速扩充到了接近300万人的规模。随着战事的不断深入，在中国各地驻军的日军也逐渐分散。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军大本营许可了各地驻军自行设立「慰安所」的要求。于是，中国各地的慰安所就开始大规模地出现。
在所有的慰安所中，位于武汉积庆里的慰安所，是日本占领区内最大规模的一处。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多只军队将军部设置于武汉，因此在此地配属的军官数量剧增，也就催生了这个最大的慰安所的出现。在鼎盛时期，积庆里慰安所中来自日本的慰安妇多达130名，来自朝鲜的慰安妇为150名。
然而在一些交通偏远的地区，日军驻扎军队是无法建立起这样规模的慰安所的。为了解决性需求，大部分连级以上的作战部队，都分别在驻扎地附近设立了大大小小的临时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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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慰安妇制度」建立的目的何在？
在1932-1938年的这一阶段里，慰安妇制度的设定，主要目的是为高级军官服务。由于高级军官人数不多，而且普遍受过一定教育，所以在慰安妇的人选上，日军倾向于选择通晓日语的日本籍和朝鲜籍女子。
但是在进入1939年之后，随着侵华战争的加剧，日军的卫生防疫部门发现有一些士兵在与私娼的交易中，染上了性病。性病一旦在军队中蔓延开，将严重影响部队的作战能力。对军队士兵的性行为进行管理，对日本军部来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同时，侵华日军士兵这一时期里，也频频出现对占领区平民的抢劫、强奸、杀害的犯罪行为。而随着这样的行为增多，在日军占领区内老百姓对日军的仇恨也与日俱增，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地下抵抗运动和游击队组织。为了笼络占领区的民心，减少游击队的活动，日本占领军也提出应当对士兵的强奸等行为进行管束。
就这样，在大本营的授意之下，慰安妇制度在日本的陆军、海军中得到了彻底的执行。日本军方希望通过设立部队慰安所，能够对士兵和军官的性行为进行集中的管理；同时，军方也希望慰安所的设立，可以解决军队的性需求问题，减少军队在占领区进行的强奸等行为的出现。
但是，这一切仅仅是军部的一厢情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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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慰安妇」的来源
自1932年起，日本开始在本土和朝鲜半岛，招募自愿前往中国大陆的慰安所「工作」的公娼。由于提出的条件较为优厚，在最初的时候，很多在日本注册的公娼纷纷主动来到上海、武汉、长春等地的慰安所。
然而，日本本土的公娼数量毕竟有限。随着在华需求的不断上升，军方开出的募集条件越来越丰厚，一些「人口贩子」便开始打起了主意。
1937年，日本警察逮捕了一名试图诱拐17岁少女的一名人贩子，并以拐卖人口的罪名对其判刑。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正是慰安所大幅扩容的阶段。为了获得足够数量的慰安妇，设立于上海杨家宅的一所慰安所，竟然促使军方参谋从上海返回东京，向警察厅总长要求对「向军队提供慰安妇的人口贩卖行为予以方便」。
自此之后，在军方的压力之下，警察厅选择了妥协，不但对人口贩卖行为睁一眼闭一眼，更是通过警察系统，将「动员、协助军方筹集慰安妇」的命令，传达到了各个地区的警察署中。
而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来的慰安妇的成本很高，许多规模较小，或是资金不足的慰安所，是拿不出资金来获取这些日本慰安妇的。例如武汉的积庆里慰安所，为了降低开支，他们雇佣了大量的朝鲜人贩，用哄骗「介绍工厂的工作」的方式，从朝鲜半岛拐卖来了大量的朝鲜少女，强制她们在慰安所工作，接受日军士兵的侮辱。
在1937年之后，一些日军作战单位深入到了中国大陆的腹地，在这里他们不仅没有条件建立有一定规模的慰安所，而且由于部队的高度运动性，甚至无法在一个地区长久驻扎。为了解决性需求，这些军队往往与驻扎地当地的汉奸串通后，要求当地居民按照人口比例提供相应数量的年轻女性充当慰安妇。例如在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对从武汉三镇逃出之后，被日军俘虏的数万名难民曾提出，每100名难民中要选出一名年轻女性充当慰安妇。
汉奸组织也会对当地参加抗日武装，或是家人中有有游击队员的女性进行报复，将她们抓获后投入慰安所。在日军占领区内，先后有上千名游击队家属遭到这样的侮辱。
而那些在黄土高原、崇山峻岭、海南岛上作战的日军，由于当地人口稀少，更是采取了更为令人发指的方式：他们在占领一处村落后，会将当地居民强制集中起来，挑选合适的年轻女性，在一处民房进行监禁，以「慰安」的名义进行轮奸。
这三种不同的「慰安所」形式，被分别命名为：
「军部直营慰安所」：
设立于各大城市，以服务中上级军官为目的；经营业务由军部直接指导，有军医定期进行性病检查和卫生消毒。
「军队专用慰安所」：
由汉奸组织与日军联合建立，由汉奸组织负责运营，同样有军医进行性病检查，并由宪兵管理纪律。
「临时慰安所」：
由各作战部队临时设立，没有运营，性病检查、纪律管理一律没有。虽然被冠名为「慰安所」，但其实与军队轮奸没有区别。
在《二十二》这部电影中，大家可以看到分别属于这三种不同级别慰安所的受害女性们：
被拐卖至武汉，最终在孝感定居的毛银梅（朴车顺），就是来自第一种「直营慰安所」中的汉口日军慰安所。
在海南岛参加红色娘子军，最终被不幸抓获的林爱兰，来自第二种「专用慰安所」。
而片中出现人数最多的，来自山西盂县的多位受害女性，大多来自第三种「临时慰安所」。
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对慰安所进行区别呢？
这是因为，在战后对日本战犯进行战争犯罪审判时，由于慰安所组成方式不同，是否被列为「战争犯罪」的标准也不相同。
对军部直营慰安所来说，因为其组织运营都由军部直接进行，因此毫无疑问，它被列为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
对军队专用慰安所来说，日本军方辩称这是由中国的亲日（汉奸）组织发起的慰安所，与日军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在是否能够成为证据上具有争议。
对临时慰安所来说，其数量和形式在军方记录上都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甚至连数量和受害人数都无法弄清，因此也无法作为证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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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慰安妇权益保护组织的推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陆军、海军强制或半强制征集的慰安妇数量为 5-20 万人。这其中有来自日本、朝鲜征召的女性，也有用拐卖、诱骗方式，或是俘虏、扣押、强掳等等手段，强制进行慰安，被日军当做性奴隶对待的中国、朝鲜、马来亚、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印度、荷兰等国女性。
从年龄上来看，日本本土来到中国的慰安妇，大致上为20-28岁左右；而从朝鲜半岛被诱拐来的女性，普遍为17-19岁，而且没有性经验的女孩占多数；但日军在中国大陆进行强掳、轮奸的受害女性，年龄分布从14-40岁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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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慰安妇制度」是否真的达到了军方的目的？
根据日本政府的调查，战争期间在日军的占领区内，总共设立了约400个慰安所（仅包括军队直营和军队专用慰安所）。其中，中国北部100个，中国中部140个，中国南部40个，东南亚100个，库页岛地区10个，几内亚地区10个。
在第二部分中，我为大家解释了日本军部设立「慰安妇制度」的原因。然而在实际执行上，慰安妇制度丝毫没能改变日军的野兽本性。
首先，在直营和专用慰安所中，每次与慰安妇发生性行为，军人都需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军票」。
「军票」，可以理解为流通于军队系统和军队占领区之内的一种货币，由军方发行，按月如同工资的形式发放给作战军队。但是在这些直营和专用的慰安所中，由于获得慰安妇的成本较高，所以收费相当昂贵，并不是普通士兵可以负担得起的。
另外，随着中国大陆的战事逐渐胶着化，大部分日军部队的驻外作战时间拉长，而且频繁要对游击队活跃地区进行清缴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兵们前往大中城市的慰安所的机会更加稀少。
一方面缺乏足够的资金，另一方面也没有宽裕的时间，于是「慰安妇制度」根本无法满足大多数下层士兵的需求。直接的证明是，尽管慰安妇制度在1941年之后完全确立，但日军在中国大陆进行强奸、轮奸数量并未因此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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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慰安妇与慰安妇，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如果我们把在中国的慰安妇进行一下区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来自日本本土，之前是公娼，大部分为自愿加入的慰安妇；
第二类：来自朝鲜半岛，大部分没有性经验，年轻；
第三类：从中国各地强掳而来，大部分在小规模慰安所或临时慰安所。
对于第一类慰安妇来说，她们在来到中国的慰安所前就已经是娼妇，而且与军方签订有「劳动合同」。所以基本上在1-2年的合同期满后，她们就会被军方送回日本本土。
而这类慰安妇，也往往被日本右翼拿来「以点概面」地宣称「慰安妇都是自愿加入的」。事实上，自愿成为慰安妇的女性，只是日本慰安妇中的一部分 —— 即使在日本慰安妇中，也有一些是人口贩子拐卖来的女孩。
对于第二类慰安妇来说，她们中大部分完全没有被释放的可能：她们原本就是被人贩子拐卖给军队的。事实上，这些来自朝鲜半岛的慰安妇，除了一小部分在战后回到了朝鲜半岛之外，还有若干名朝鲜慰安妇选择了在中国安家，其余大部分都死在了慰安所中。
对于第三类慰安妇，她们的遭遇相当复杂。一些具有抗日游击队背景的女性，往往具有同时被严刑拷打和强制慰安的经历，其中大多数都受尽折磨死在了慰安所中；而在大中城市的慰安所中的中国女性，会以数月为单位进行「更换」，释放先前的慰安妇，再强制征召一批进入慰安所；至于那些在「临时慰安所」受辱的女性，由于日军运动作战的原因，大多会在几天或几周之内遭受非人的性虐，之后日军便直接转移，将她们还留在原来的村里。
而深受「慰安妇制度」折磨之苦的受害者们，几乎全部来自于第二类和第三类慰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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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本政府是否向慰安妇进行过谢罪？
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条路是非常艰辛的。
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以美军为首的占领军迅速展开了对日本军队战争犯罪的调查。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以「日本公娼制度」为挡箭牌，宣称这些慰安所的设立，都是符合本国法律的合法经营行为。同时，在战后大多数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不具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进行指证，所以日军的慰安妇问题，被长久地隐藏在了水面之下。
1970年，日本的女权运动家
田中美津
，首先在她的著述中提到了「从军慰安妇」一词。
1973年，出生于中国大连的日本作家
千田夏光
，发表了《从军慰安妇》一书，并在书中提出日本曾在战争中强行掳走了20万朝鲜女性，其中有5-7万被充当慰安妇。然而，此书被日本右翼大肆抵制，宣称书中的数据没有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