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遵循了比奈的原则，并且确保按照他所设想的方式使用测试，我们这个世纪可能就会免遭一次严重的科学误用。
智力测试的误用主要是由两个谬论引起的：具化论谬误和遗传论谬误，它们被那些想利用测试维持自己社会地位和优越感的人热切拥护。遗传论的谬误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错误暗示中：
1.把“遗传的”等同于“必然的”。对一个生物学家来说，遗传性指某些特征或倾向通过基因传递而沿着家族线路传播。他们很少提及这些特征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和范围。基因没有创造我们身体的点点滴滴。此外，即使一种特征建立或确定了，环境干预仍然可以修正遗传缺陷。数百万美国人通过配戴眼镜矫正了天生的视力缺陷。全面教育可以提高我们在通俗意义上所谓的“智力”，认为IQ具有多少比例的“遗传性”与这种观点并不冲突。有些遗传的低智商也许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而有些也许不可以。然而，它仅有的遗传事实并不能推断任何结论。
2.种群内和种群间的遗传困惑。遗传学理论产生的主要政治影响，不是从推测的遗传测试中产生的，而是来自逻辑上的无效扩展。
通过传统的方法，比如对比亲属的分数，或者分别对比收养的孩子与生物学和法律意义上的父母的分数而进行的IQ遗传性研究，属
于“种群内”类型——也就是说可以在一个单一相关的人种内部评 估遗传性。有个普遍的谬误构成了这样的假设，
即如果遗传性能够解释种群内部个体间存在的某种差异，它也就能在同种程度上解释种群间平均智商存在的差异——例如白人和黑
人。但是，种群内部的个体差异与种群间的平均差异，是完全相互独立的现象。对其中一方的研究，并不能用来评测另一方。
亨利·戈达德（1866－1957），美国变态及临床心理学家，优生学的早期提倡者，认为智力落后德原因主要是遗传因素。
亨利·戈达德是第一个在美国普及比奈量表的人。他把比奈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并应用和推广他的测试技术。测试能够很好地辨认处于正常智力范围之下的人群——也就是戈达德新命名的傻瓜。在这一点上，戈达德与比奈实一致的。但他们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比奈拒绝把测试分数定义为“智力”，并希望通过识别而为孩子提供帮助。戈达德则认为，这些分数是对天生的、单一实体的测量。他希望通过辨识而认定界限，隔离群体，并为了阻止处于危险境地的美国血统继续恶化（这种威胁来自外来移民在国内广泛繁育的弱智人群）而主张剥夺外来移民的生育权。
想想为轻度智障设定的普通数值所涉及的情况吧：普遍低下的智力障碍，因局部神经损坏造成的特定学习障碍，环境劣势，文化差异，以及测试者的敌意等等。想想可能存在的潜在原因吧：功能模式的遗传，非家族遗传的基因突变，母亲孕期疾病导致的先天性大脑损伤，胎儿及婴儿期营养不良等等。但对戈达德来说，智力年龄在8到12岁之间的所有人都是傻瓜，都应该用大致相同的方式对待：接受谨慎的制度化管理，为了让他们高兴而满足他们的部分要求，而最重要的是，阻止他们繁育后代。
戈达德进行调研时拍摄的，住在新泽西松林荒地的卡里卡克家族成员照片。为了制造邪恶或愚蠢的外表，戈达德对照片进行了处理，突出了被拍摄者的嘴巴和眉毛。
戈达德把比奈表引介到美国，但特曼才是最早普及它的设计师。1916年，特曼把比奈量表扩展到“优秀的年轻人”，并把任务增加到了90项。特曼当时已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于是给自己的修订版起了一个新名称——斯坦福-比奈量表，这个词成了所有后续“IQ”测试的标准。
特曼在1923年的广告这样写道：如果学校采用以下测试，在30分钟内进行的5个测试将会显示孩子的一生。他说，弱智在社会中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其他方面，都是一种负担而非一种资产，因为他们有成为少年犯或者罪犯的倾向。
大众智力测试的一份广告，使用的是有特曼和耶基斯参与编写的考试题。
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契机，罗伯特·耶基斯在军队中进行了超大规模的智力测试，让IQ在美国完全建立。在一战期间，耶基斯作为上校军官，对175万新兵做了智力测试。有文化的新兵做一种笔试，叫作军队阿尔法测试。文盲和在阿尔法测试中失败的人做一种图像测试，叫军队贝塔测试。在贝塔测试中失败的人会应召做一种个人测试，通常是比奈量表的某个版本。军队心理学家会为每人确定一个等级，按照A到E的顺序排列（每个等级又增设“+”“—”等级），并为他们在军中的恰当位置提出建议。耶基斯认为，C-等级的士兵被看作“低于平均智力——普通二等兵”。D等级的士兵“基本不适合担任需要特殊技巧、前瞻深谋或保持警惕的任务”。D和E等级的士兵不能“阅读或理解书面的指令”。
军队测试在某些领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伴随耶基斯的概要统计报告被进行了普遍宣传。当时是耶基斯助理、后来成为著名心理学家的波林从档案中挑出16万个案例而构建的数据，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遗传论的重重回响，持续影响着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这种影响直到现在还未得到完全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