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基准有助于提高大众对生长发育迟缓的意识。在许多国家，超过30%的5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迟缓。而在孟加拉国、印度、危地马拉和尼日利亚，这个数字超过了40%。2012年，由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就生长发育迟缓的效应达成了一致认识，WHO承诺到2025年将生长发育迟缓的5岁以下儿童的数量减少40%。
虽然官员们开始行动了起来，但研究人员发现，在识别生长发育迟缓相关问题方面，不同的研究方案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许多大脑发展研究依赖记忆、言语以及其他认知功能测试，而这些测试并不适用于幼童。
明尼苏达大学儿科医生、儿童心理学家 Michael Georgieff表示，“婴儿的行为谱比较小。”如果家长和医生等到孩子上学了才发现他们和别人不一样的话，那时干预就太迟了。
这就是Kakon 的研究想要填补的空白。按照西方标准，只有1米63的她并不是高个，但在她所在的这个由公寓改造而成的达卡小诊所里，她可以俯视大多数女同事。不久前的一天早上，她去探望一位在半夜给她打电话的母亲，因为她的儿子发烧了。在对男童进行检查之前，Kakon例行询问了她的家庭状况、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许多家长尊称Kakon为apa，在孟加拉语里是大姐的意思。
大约五年前，盖茨基金会开始对追踪逆境中的儿童，尤其是对生长发育迟缓和营养不良儿童的大脑发育产生了兴趣。盖茨基金会一直在研究儿童对Kakon诊所疫苗的反应。当地儿童生长发育迟缓的高发，以及Kakon团队和研究参与者的亲密联系是促成这项研究的动因。
为了让研究起步，盖茨基金会为达卡的团队和哈佛医学院、波士顿儿童医院儿科神经学家Charles Nelson牵线搭桥。Nelson是脑成像和儿童期逆境领域的专家。2000年，他开始追踪研究在罗马尼亚孤儿院的严酷环境中长大的儿童。虽然孤儿院为这些儿童提供了温饱，但这些孩子没有得到认知刺激、社会交往或是情感支持。其中的许多人被长期的认知问题所困扰。
Nelson 的研究发现，这些孤儿的大脑中留下了被忽视的印迹。
MRI数据显示，和那些由亲生父母养大的孩子相比，在8岁时这些孤儿脑中和注意以及语言相关的白质和灰质区域更小。
一些在幼儿时期离开孤儿院被收养的孩子的缺陷则少一些。
达卡研究中的儿童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他们的周围充满着声音和视觉刺激，他们也常常和一大家子人住在逼仄的环境里。Nelson认为，这些孩子是“那些一整天都躺在婴儿床里盯着白色天花板的孤儿的反面。”
不过，孟加拉国的孩子的确面临着营养不足和卫生条件差的问题。研究人员此前从未探索过这些环境因素对大脑发展的影响。有一些研究曾对那些在贫困中长大的儿童进行脑成像。贫困和生长发育迟缓一样，都意味着营养不足。但是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高收入地区
（如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
的孩子。
Nelson表示，不管这些研究中的孩子有多穷，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能够吃到一些有营养的食物、喝到一点干净的水，也能用得上抽水马桶。而在达卡贫民窟生活的孩子就在敞开的下水道附近居住和玩耍。
“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的孩子和达卡的儿童一样，”他说，“我们以前对他们的大脑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