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们一家人又回到了我长大的城市——广州。
在初中的课堂上,语文老师陈川城布置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故乡”。陈川城叫我起来回答问题,“你从哪儿来?”班上的同学大多都是广州本地人,他们像报菜名一样列举着我从未听过的地名。
“北京。”我机械性地回答这个问题。我隔壁的同学开始操着一口地道的广东话跟前座讲小话,“睇,北京。”
历史课上,老师播放着人类起源。当视频里中央电视台的旁白讲起我们的祖先是北京猿人时,课堂上哄堂大笑,“我们这就有个北京人,北京猿人!”于是我的外号便从谭牛奶变成了北京人。我不喜欢这个外号,还不如谭牛奶呢,谭牛奶至少是一部分的我,但北京人不是,我不是北京人。
我的作文发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作文上批着一个大大的“好”字。“最高分。”陈川城把我叫进办公室的时候这么对我说的。那是一篇讲述安仁的故事,文章里我描述着外祖母如何用泥土在窑中烤制烧鸡。当陈川城在全班面前朗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开始窃笑,就像四年前在北京的课堂上一样,“你不是北京人吗?”
有一天在课堂上,语文老师讲海子的诗。我第一次听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内心洋溢出一股憧憬。我高举着双手,想要朗读这首诗。
“面朝大海,春‘卵’花开。”当我读出第一个字的时候,我便后悔了。我已经预知到了这件事的结局。起初班上的同学只是小声交谈,随即开始爆发成一个不可控的局面。吴裴用力地捶着桌面,“luan,luan。”因为这件事,吴裴是我初中最讨厌的人。吴裴转过头对我说:“你不是北京人吗?他们说北京人说话可标准了。你怎么说不清话?”我听见空气里他语气中的挑衅。
直到陈川城将课本重重地撞击三下,课堂才安静下来。事后,陈川城将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卷子,让我当场做。我打开一看,满满的全是语音题。初中以来,我最害怕的就是语音题。前鼻音、后鼻音,这些名词对我来讲像是紧箍咒一样。
我花了10分钟忐忑不安地做完了卷子。陈川城接过卷子,微微地皱起眉头,过了许久,他平静地告诉我:“你以后遇到这些题,就把它们都背下来,背下来就会做了。”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疯狂地点头。自此以后,我便没有再在语音题上丢过分。
直到今日,我仍无法准确地分辨N和L的发音。“这算是什么事呢?”我的好朋友胡佳听完我讲述这些故事时,轻描淡写地笑道。我感到一阵愤怒,可随后就被一阵怅然若失的情感所包围。是啊,这算是什么事呢?“这些事说小不小,说大不大,但我始终觉得,倘若我还在写作的话,我就应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
某日,我在手机的输入端从ning这个发音里找了无数遍,才发现“伶人”这个读音并没有鼻音。这让我时常觉得,我们还是在纸上写字时,文字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