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李强：恢复高考40年最大的社会意义（非常深刻）

李强，恢复高考后的78级考生，著名社会学家。现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首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问题，是中国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权威。

李强： 所谓“推荐”，标准不很清晰。当时有一种认识，觉得"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而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指导思想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而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

《我的1977》这本书，记录了陈建功、周国平、等近二十位在77、78级参加高考的文化精英撰写的回忆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他（她）们1977年高考的个人入学经历，见证了那个年代的历史。书中有这样一段：

“早年在四川下乡的薛道华，所在公社1976年获得两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一个给了他，另一个给了某休养院副院长的孩子。实际录取时，薛道华上大学的名额被休养院另一副院长的子女顶替，他被安排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结果当时县文教局局长的女儿也要上学，又把薛道华挤到了“中师”——温江地区师范学校。开学时，薛道华抱怨了一句：“我填写的大学录取表，怎么会录取到中师？我有点想不通。”第二天，他的中师录取通知书也被收走了。”

李强： 恢复高考前，全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阶级斗争的状态，人才怎么培养呢？整个社会非常迷茫。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没有目标。我是77年从黑龙江下乡地回到北京，因为没有关系，就在家里等着街道办给分配工作。得知恢复高考后，特别激动，终于有了人生的目标。1978年7月参加了高考，考入了人民大学。 恢复高考，实际上给社会树立一个目标，告诉大家，考试制度是一个公正选拔人才的机制。 因为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则是"唯成分论"，红五类、黑五类，个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个"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注定你一生坎坷的命运。恢复高考，用"分数论"打破了"成分论"。因为它至少给大家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如果不用分数去衡量，就会有无数的办法找关系“走后门”，使得无法公平公正选拔人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高考抵制了人情社会，学生凭自己的奋斗变成最重要的。不管你是否出生于穷乡僻壤，是否有社会地位，只要考分高了，就会被录取。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提出说高考有很多的缺点，没有办法综合性考察人才， 但是它在一件事情上，做到了公平公正。就是，全体中国人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公正的理念，对中国社会意义特别大。

“恢复高考制度至今已经40年。从1977年高考录取率不足4%，到现在50%左右，这样的变化也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要反思，高考改革该怎样适应时代发展？我建议高考恢复全国统一命题，并取消加分。调查研究数据证明，这样做会更有利于考生们公平竞争，更有利于防止权力寻租或腐败。”

李强： 在全社会诚信道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加分猫儿腻太多。应该把高考加分都取消，让所有学生公平竞争。因为调查研究数据证明，这样做会更有利于考生们公平竞争，更有利于防止权力寻租或腐败。考察世界各国的考试制度，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都是公平竞争。在任何制度下，差异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国家首先要在制度设计上做到公平公正。

对此，清华大学经济社会数据中心进行了一个调查数据。针对全国高校学生的基础信息，比如入学分数、家庭情况等，通过计算一个叫“优比”的指标，测量出了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上大学的概率。结果发现，如果不算高考加分等因素，农民的孩子总体竞争力还可以。但如果把加分等因素算进去，各类管理者家庭的孩子和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孩子的优比，要远远高于农民的孩子。如果再把自主招生的因素加进去，农民孩子的优比指标得分更是会出现骤降。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三个词让我印象深刻：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如果高考用同一张卷子，大家都有同样的权利和机会，也都遵守同样的规则，那么考上好大学就完全要凭真本事了。美国公平竞争环境相对不错，SAT、托福等考试都是全国统一命题，但结果仍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名校的概率更大。这不是因为权力寻租或者腐败，而是富裕家庭孩子所能享受到的教育条件更优越。

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