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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洛》：一种肖像
文：卫西谛
我是在杭州的平行影展上看到《塔洛》的，之后万玛才旦导演问我能否写一篇短文。于是重看。剧情很简单，是写一个牧羊人为办身份证而进城拍照，结果失却了自我与身份的事儿。有感于拍照那一幕，受约翰·伯格的启发，就写了一篇名为《一种肖像》的文章。在上海电影节上又遇到万玛，他送我一本短篇小说集，与《塔洛》同名。封底录有法国维苏尔亚洲电影节的颁奖词，说影片“描绘了一个孤独生命的肖像，他一无所有，即便如此，仍旧是至善至美的生命”。发现原来法国人想法也是一样的。
十九世纪末，人们在埃及的法扬省发现了一些肖像。它们被希腊裔的埃及人画在木乃伊的棺木上，描绘着主人生前的容貌。它们是残存下来的最早的肖像画。并且和我们熟知的侧面轮廓式的埃及肖像不一样，几乎全部是正面的，“比之后两千年的欧洲传统艺术还要现代”。这些肖像的功能，“是身份图片——就像大头照——让死者随豺狼神阿努比斯前往冥府。”埃及人认为死后的世界才是永恒的世界。肖像画是他们在那个新世界里的凭证。
2015年，《塔洛》先入围了第7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之后又在第52届金马奖获得最佳剧情片 、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共计六项提名 ，最终斩获最佳改编剧本奖（万玛才旦）。
《塔洛》的主人公去拍标准照，也是因为需要一个在新世界里的凭证。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他被动地接受这一事实。“有了身份证，别人才知道你是谁。”这是影片中派出所的多杰所长对塔洛说的话。对自我身份的探寻和反思一直萦绕着万玛才旦导演的这部作品当中。这是显而易见的。
影片的开场是一个固定机位的长镜头，主人公塔洛一边给布袋中的羊羔喂奶，一边用诵经的语调背诵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个场景近乎完美地同时展示出肃穆和荒诞来。正面中景的牧羊人塔洛，朴素的形象在严谨的黑白影调中，甚至有一份古典的神圣感。
这是一个警察局的内在空间，在电影中没有出现它的外部视角，它处于什么样的街道上，有着什么样的现实环境，我们都不知道。换句话说，它虽然明显是一个世俗的国家权力机关，同时也是高度象征性的真空场域——它联接着塔洛的自身与世界之间关系。
能用汉话流利地背诵着《为人民服务》，同时又站在毛泽东字体“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前——万玛才旦用一个仪式感极强的开场，展示了历史遗留在塔洛身上的烙印、以及塔洛所身处于何种当下。我们都看到镜头前的塔洛是一个没有身份证、也没有身份的牧羊人，天生的记忆力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牧羊人，但又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几乎淡忘了——因为他脑后有根小辫子，而人们都直呼其为“小辫子”。
为了获得身份证、也获得身份，为了别人能知道自己是谁——尽管塔洛并不认为自己有这个需要——他必须进入镇上的照相馆，照一张标准照。为了拍摄这张标准照，他又必须除下帽子、理顺头发、摘掉护身符，经过了有着轻微的象征意味的一系列举动，获得了纯洁而标准的形象，才能正式“成为”国家的公民。
塔洛坐在白色布景，正面对着镜头，脑后的头发不合时宜地凌乱。这是塔洛的肖像——或者说是“小辫子”成为塔洛前的肖像。当有人问我对影片的印象，我脱口而出的是“尊严”两个字。我并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说。尽管这部作品凝练简洁而又寓意丰富，但似乎无关“尊严”（反而更像是在形容万玛导演的前作《老狗》）。但是，当这样一幅肖像出现在银幕上时，它是如此认真、亲切。之后发生的，都是现实世界中的一切的一切对这幅肖像的涂抹与修改。
《塔洛》令我想起约翰·伯格写的“法扬肖像”。他说：“他们虽然脆弱，却表现出一种被遗忘的自尊。他们证实了，尽管一切的一切，生命永远是一份礼物。”塔洛是个孤独者、是个失败者、是个迷失的牧羊人，但是万玛才旦并未让这个人物笼罩在悲情之中，即使他最终迷失了自我，即使纯真已被改变，即使他最后背向我们，我们也仍然看得到他身上的某种坚定。
我们知道，从进入照相馆的那一刻起，塔洛的命运就此改变了。
照相馆内是“外面的世界”的一种镜像。或者说是幻象的缩影。当不同的布景拉开，坐在布景前的人就仿佛置身拉萨、北京、或纽约。（同样的场景和意象也曾经出现在宁浩的初期作品《绿草地》中）。闭塞的边陲生活与遥远的广阔世界之间的对照，这种方式是最直接、最强烈、也最有讽刺性的。
为了拍出合格的标准照，塔洛被推进了女孩杨措的理发馆里。那是一个进入“外面的世界”的入口。塔洛频频出现在理发馆的镜子中。他就像随身携带的、刚出生的羊羔一样，好奇而无辜。他第一次知道有干洗、第一次看到短头发的藏族女孩。他的不适应与情欲的诞生，开始让他逐步迷失了。
《塔洛》是围绕着一个人，如何为了获得身份，为了“让别人知道我是谁”，而最终丢失了原先的自我，最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故事。影片最具象征意味的情节，无疑是他将从小留起的“小辫子”剪去了。他的样貌和名字都被改变了。小辫子成为了塔洛。而同时被改变的是，他从死记硬背的毛的文章中获得的价值观和道德感。他对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感到了由衷的困惑。
无疑，塔洛的故事这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超脱了与社会道德、国家体制的关系。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见了塔洛的改变来自世界的诱惑、以及自身的欲望。这种诱惑与欲望是客观存在、也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个人与世界的冲突。万玛才旦导演经常会被人问及是否强调自己的藏族身份，而他觉得“电影就是电影”。《塔洛》是对这种问题的最好的回答。塔洛的悲剧是普世性的。是一个孤独者面对外面的世界时的必然。
影片之中，塔洛回到山间独自生活的段落，是最令我讶异。他是如此孤独而又如此深情。在黑夜里，塔洛完全溶入风景。情节与对白都消失了，却如此感人至深（俄罗斯学习摄影的吕松野展示了他高超深沉的技巧）。
是周遭世界、以及这个周遭世界之外的世界，重新塑造了塔洛。影片最终结束于塔洛燃放手中的炮竹。画面之外的炮竹声，无疑是一声悲鸣。我们知道他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过去的塔洛已经死亡，电影嘎然而止，一切成为永恒。
就像约翰·伯格通过对两千年前的“法扬肖像”的评论告诉我们的那样，万玛才旦通过塔洛这个人物也告诉我们：消失的不仅仅是塔洛的自我——只是对塔洛的同情和遗憾是不够的，因为那些是注定的——还有“这个时代失落的东西”。他让我们意识到，失落的正是我们共有的。这是《塔洛》这幅深情而庄重的肖像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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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塔洛》将于12月9日登陆全国院线，请走进电影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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