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韦·蒂姆(Uwe Timm),1940年出生,德国作家。他是汉堡人,上世纪70年代初就成为了自由职业作家,文学创作自1979年获得不来梅文学奖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讲述战后废墟中柔韧人性的《咖喱香肠的诞生》被译介成了二十多种语言。2001年的长篇小说《红》和2003的自传体小说《以我兄弟为例》更是延续了其温暖舒心的文风。
乌韦·蒂姆作 詹湛译
她走上楼梯。靠墙壁的台阶变得更宽了。在楼梯间的角落里她伫立了一会儿,喘了几口气。她的膝盖有些颤抖。她心想:这真是吓人,吓得我手脚不灵,直到现在。她继续往上走,用左手拉住扶手。大部分阶沿的黄铜边框已经脱落得不成样子。油毡已经破散成了一缕一缕的流苏,还被黏上了斑驳的灰色泥浆。第一层楼梯的扶手摇摇欲坠。墙壁上,有人用简单的线条画出巨大的人儿,一旁用圆鼓鼓的字体标出了什么东西的缩写以及姓名,看也看不懂。当她二十六年前搬进这栋楼的时候,下面住着一位看门人,每天都会扫地,每两天都会擦一次地。现在,两个非洲人每周来一次,用抹布胡噜一遍楼梯间。
她听到有脚步声从上面传来,于是呆呆地立定,试着平静地呼吸,也试着掩饰自己颤抖着的手。一个年轻男子迎着她走了下来,肩上扛着一辆红色的自行车。他向她点了下头。她说声“你好”,然后转过身背对着墙壁,以便为他和他的自行车让出足够的空隙。实际上,她是不愿意让他看见自己的背部。她想:如果我没有穿上这件大衣,该多好。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错误,如果我穿那件棕色的棉大衣就没事了。可那一件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袖子也被磨得油光发亮,她时不时就需要用指甲钳将袖口上的散线剪断。而且,那一件也不怎么暖和。说到暖和,这件大衣才是真正暖和的,它用了最好的料子,是一件河狸鼠皮衣,真的暖和。漫漫长夜里是很冷的,所以一早她几乎快在房间里冻僵了。而暖气她只在每天晚饭之前打开,只开三个小时。过去的两年里,她反复思量着,自己该不该将这件大衣卖掉。有一次,她甚至已经走进了复活节路上的那家皮草商店。那是在这个城区的最后一家了。早些时候,这儿还有四家,啊不,五家这样的商店,但现在仅剩这孤零零的一家了。现在,在它的橱窗里,大多摆放着其他皮货,已经很少有这样的皮大衣了。
她自上而下仔细检视了一遍这件大衣,大衣里子上的两处接缝她又细心地缝过。然后她将衣服搭在手臂上,去了那家皮草商店,把大衣放到了柜台上。皮匠过来看了看,摸了摸那皮毛和丝质的大衣里子。他说:“做工不错啊。”
“是啊,”她回答,“像新的一样好。我很少穿它。”
“看得出来。”他思索了一会儿,报出了一个价格。一开始她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又重复了一遍:六百五十马克。他显然看到了她脸上失望的神情,于是说道:“对不起,没法再多了,真的没办法了。不然您还是自己留着吧,没有什么人愿意穿皮大衣,更不用说贵的那些了,像貂皮的或者河狸鼠皮的。这个行当已经完蛋了。”
她站在那儿,思索着,想到了新买的眼镜架的账单及年度汇总的电费单,它们这几天就快要来了吧。她用手拂过皮毛的表面,它在光线的照射下呈现出流动的金黄色,柔软,触手温暖,稍一用力时则更感觉到无比的柔顺。现在,皮毛又现出了一层深沉的棕褐色。
“我宁可自己留着。”
走出店来,她响亮地对自己说:“我做得对。”
直到四年前,也就是她退休之前,她一直是一名皮革缝纫工。其实,当初她更愿意成为一名制衣女工。但那是在战前,只有年轻的小伙子们才可能成为制衣工人。爸爸对她说,她总是要结婚的嘛,又何必做那么长时间的制衣学徒工呢,当时制衣学徒工需要三年。而缝纫学徒工则只需要两年,而且不需要一直站着干活。于是,在接下来的四十六年间,她的工作就是将丝质的里子缝到大衣上,或者在皮革缝纫机上把皮料缝在一起。羔羊皮、海豹皮、貂皮、豹猫皮、河狸鼠皮或者海狸皮。男制衣工们站在操作台前,将皮料分类整理,裁剪成锯齿状或者长条状,再钉成大衣的长度。之后,这些半成品才被送到缝纫女工的机器前。
有一次,布拉泽对她说,这项工作的奇妙之处就在这里:世界上没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皮料,这就是它们与布料的区别。布料嘛,只需要简单的裁剪,最多是在拼接条纹或者格子布的时候注意一点儿。其他方面,所有布料都是大同小异的。但皮料完全不同,色泽尤其是毛的长度、密度,都有差别。虽然常常只是很细微的不同之处,但都需要皮料工人发现和顾及到。因为那些皮毛来自生长于自然猎区的动物身上,往往带有天然的细小瑕疵。比如它们会被咬伤,身体会被荆棘或者岩石刮破,于是就留下了疤痕或者光秃无毛的部位。这些地方必须由制衣工人小心地修补妥帖,这其实也是一门艺术。
她也曾在一家工厂做过一段时间的工人,那是一家电池工厂。那儿的收入比缝纫工更高些,但非常单调,只是不停地在流水线前包装电池。于是,她又重回了缝纫工的岗位,不过这次她是在汉堡市区的一家大店铺里上班。
在冬天里的工作是最妙的。她可以透过窗户看见白雪纷纷扬扬地飘落。与此同时她也知道,自己眼下所缝的东西,恰恰能抵御严寒。
在缝大衣里子的时候,女工们都是面对面坐着的,这活计本身非常安静,所以她们可以聊聊天,比如未来让人高兴或者让人担忧的事情。现在,她觉得,如果自己还能去皮料工作间上班的话,明天一定可以对别人说出心中的恐惧了。
她又上了一层楼,这儿的地板上也覆盖着一层淡淡的灰尘,还掺着沙子与泥灰。地毡上以及几处被磨破而快露出来的木板,已经在无数鞋子上上下下的打磨中变得锃亮。好几个月前,确切地说是一年之前,这栋楼的三、四层搞起了装修。一开始她会把自己住的这一楼层打扫一番,抹抹地板什么的,这层还住着另外三户人家。但后来她就不再打扫了。因为每次弄干净后短短几个小时,地板上就又会布满脏脏的靴印。几个月前来了两个黑人,他们说的话她听不懂,因为他们说英语。这两人每次提一桶水到楼上,然后戴上橡胶手套,开始拖地板。她从猫眼里望出去,观察到其中一个将缠作一团的拖把头往桶里一浸,然后直接开始拖地。他们一向不会先用扫帚把地扫干净。她想,难道在非洲人们都是这么做的吗,靠两桶水应付一整个楼梯间?
她时不时在楼梯上遇到几位工人。会互相打一声招呼,但其余的就什么也听不懂了。这些在楼上装修的工人或许来自波兰,或许来自俄国。家里到处都能听到敲打声,甚至在她坐在厨房里的时候。榔头声、钻孔声、敲击声可以几个月都不绝于耳。她搞不懂,这些家伙到底在上面干些什么。有时,他们会把成桶的沙子往上拎,有时还会有砖头。不过后来就什么也听不到了,一周,甚至两周,都静悄悄的,但是每天地板上仍会留下灰色的尘土,直到周五上午两个黑人来拖干净为止。但一到当天晚上,楼梯上又重新变得灰蒙蒙的,每走一步都会沙沙地响。她在那把放在楼梯间角落里的小小长凳上坐下来,将包放在身边。这是一个已经用得破破烂烂的人造皮革包,她舍不得扔掉。它是卡尔送的礼物,卡尔·洛伦茨。那时洛伦茨是土地管理局的一名职员。她一周与他约会一次,基本上安排在周末。他已经离婚了,希望娶她。他的理由是婚后的税率等级会比单身的要低一些,但她猜这也大概是玩笑话。回过头来说,倘若他们俩能在同一屋檐下,同吃同住,也是颇为美好的事情,不是吗?每天一早,在吃早餐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互相倾诉自己的梦想。梦想是她所喜欢的,可是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愿意嫁给他。当她被洛伦茨的朋友问起为什么的时候,她回答:“我喜欢他,可是,还没喜欢到可以谈婚论嫁的程度呢。”洛伦茨在一年前死了。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就在大街上,在一个公交车站边他就不省人事了。
从此,她就孑然一身。
她坐在这儿,很想在墙上靠一靠。但是她马上禁止自己这么做。
现在,离楼上她的房间已经不远了,所以她马上就可以放心地把大衣脱下来。也许那不过是番茄酱罢了。是可以洗掉的。它是红的。这她看清楚了。一切发生得太快了。那是一点儿红色的东西。没错,红色的,她能肯定。人们在笑,这个她也看到了。但她所疑惑的,是那些围观的人们在百货商店里笑的方式。那是在食品柜台,离放奶酪的架子不远的地方。“或许没发生什么。”她当时这么想着,“可能一点儿事也没有。”只是她觉得自己的背部被轻轻地触了一下,好像有人用东西轻柔地划了一记,不是击打了一下,仅仅是划过。是的,她当时以为就和抚摸了一下没什么两样。
但是,当她走到外面的时候,发觉不对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向她张望过来,很多人在笑,弄得她恨不能哀嚎出来。走在街上,她有意贴着橱窗或者墙壁行走,身子微斜,背部微微朝着墙壁。她甚至想是不是应该将大衣脱掉。可是在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抱着大衣站着,会让她更难堪。因为一旦脱下,她就不会再愿意穿上了。严格地说,这件大衣与百货商店一点儿也不相称,与这大街、与这个街区也不相称。或许二十年前还相称些,但今天不一样了。人们只会幸灾乐祸地咧嘴而笑,刚刚在食品柜台不就是这样笑她的吗。她多想用水将番茄酱的污渍冲洗干净,然后将那潮湿的部位绷紧,用夹子固定住,这样皮革才不会因受潮而走样。话说在切割皮料的时候,要非常注意精确度,方能保证毛长和皮料色泽上的吻合。首先要将料子按锯齿状的接缝相连,然后裁成长条形,与衣服的尺寸比量一下,将这些条状料子缝到一起。之后需要把它们弄湿、夹住、绷紧,这样一件像样的皮衣才能成形。一根毛都不能缝到里面去,否则那丝绸般质地的亮棕色皮毛会留下难看的皱痕。大衣的毛质要相当细腻,而任何穿它的人都完全不会意识到,缝制它是多么困难,在每一个接缝处曾有一双多么沉静的手在拿着镊子穿针引线,把每个小小的锯齿状接缝连接得自然妥帖。
有一次,布拉泽先生说:看您干得多好,这么利索,动作这么迅速,简直就是优雅了。
从一套公寓里又传来了隆隆的声响,那儿搬来了两个年轻人,或许是大学生吧。他们爱放音乐。大清早就放。这栋楼里现在住着许多外国人和学生。有几次二楼房间内传出的怪味熏得她直恶心。那是饭菜的气味,她弄不清里面到底放了哪一种或哪几种调料。但总之她不喜欢那个味道。还有她楼上的住户,浇花时滴的水沿着她的窗玻璃流下来,而她刚刚擦过玻璃。她想,算了吧,总归还可以让大家看看花。现在,只有她与楼上的住户会用花箱栽种一些花朵。楼上的那套房内,一定住着两家人,这可以从许多嘎吱嘎吱连续碰撞着地板的脚步声中判断出来。虽然楼上也只如她的这套一般大小,共两个房间。另外两套住房空着,就是那里在装修,又是敲榔头,又是钻孔。她不由得想,楼上的人家究竟是怎么忍受住噪音的。
双脚已经暖和过来了,甚至热乎乎的,包括她那只多年以前摔断过的脚。这事发生在她接到赫尔穆特在俄国战俘营中死去的消息之后不久。那封信本来是寄给她父母的,然后父母将信的抄本寄给了她。本来,她是打算在一九四四年赫尔穆特的下一个假期内与他结婚。但接着他就在切尔卡瑟附近失踪了,直到半年之后消息传来,他已落入了俄国的战俘营。算至接到讣闻的那一天,她等了他整整八个年头。每当她想到这一点,她都会愤怒,不是对他,也不是对自己,而是对造成这一切的安排者,这是她的原话。这时,她觉得热了,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脏在跳动。这颗心啊,它有时会跳得那么快,节奏却会一下子又变得踉踉跄跄。是的,她说,它又跳得不流畅了,有时竟会忽而停下,她几乎要怀疑它下一秒钟还能不能继续跳下去,在这一瞬间她会透不过气。一般这种情形发生在夏天,比如很热的时候,而在眼下这样的冬日里,它会变得更频繁,譬如今天。因为天气既冷又潮湿,阴气从朦朦胧胧的雾色中侵蚀进来。要是今天不穿上这件大衣就好了,她想。这回是有预警的,有预兆,她想。当她还在工作的时候,就在她退休的前一年,一个清晨,她像往常一样往皮草店的方向走去,远远地就望见店门口挤着一堆人,门口站着两个警察,女店主在向他们哭诉着什么。一个警察在安慰她。紧接着她瞅见了在商店玻璃上用雪白的颜料写着大字:谋杀犯。她在这家店铺的工作时间不长,它算不得什么大店,其实就是一家小铺子,也一点都不高档。大部分主顾只是想来修补一下,而不是做一件新的。百货商店里的更便宜,谁能比得了。因为百货商店里的货色来自希腊或者香港,加工的成本低多了,一件貂皮大衣仅卖两千马克。她常常修理这样的衣服。一旦人们拆开衣服的里子,立马能见到极其笨拙难看的修补。一般而言,经修补后的皮衣内侧会露出一簇一簇缝合在一起的毛料。在外部皮毛的那一面上也能见到接缝,有一条条清晰可见的槽口。难看得无与伦比,但人们根本不去留意。
布拉泽先生在这方面是一个能手,或者说,是一位艺术家。他坐在那里,计算、描画并用一把小剃须刀裁掉毛皮多余的部分。这时的她心里满是钦佩,因为他做得这么镇定而精确,很少很少有毛皮衣制作工能与他媲美。接着,由她将一条条的皮料缝接起来,同样非常精准和到位,这样才能保证不会缝歪,皮料上不留下凹坑和褶皱。最关键的是不要把毛缝进去。为了做到这些,缝纫机必须调得恰到好处,既不会因缝钉的力度过大,把皮料拉扯变形,也不致太轻柔,使缝合口松松垮垮。这是一桩多么棘手的事啊。工人需要反复练习,才能获得一双冷静的手、好眼力及丰富的经验。裁剪时的手稳如磐石,缝纫时的手静若处子。在过去所有的那些岁月里,她最喜欢的是为布拉泽先生干活,虽然做事的时候是不能说话的。人必须全神贯注,才应付得了这零碎繁琐的手部动作。她端坐在机器前缝着东西,抬头时望见的是其他缝纫女工的后背,她们都埋头对着手中的料子。耳中听到的一直是隆隆的机器声。一共有七位这样的缝纫女工,前后坐成一列,在各自的电动缝纫机前劳作。她们最烦恼的是时间问题。因为时间紧,真的太紧了。用来记录上下班时间的考勤时钟显示着每一样活路需要工作多久。有时要赶工。有时,为了不被扣钱,她们还得加班。这是她为布拉泽先生工作时常有的情形。
夏天的午休时间里,她会在敞开的窗前坐一坐。工作间在八楼,向窗外眺望,一条条街道的更远处是少女堤。从港口传来铲斗的刺耳噪音,还伴随着船厂里铆钉作业时发出的声响,以及嘟嘟的轮船汽笛。这些声音是多么的特别啊,她想,所有港口那边的动静现在都消失了,即便刮起西南风也听不见了。想当年,港口发出的声音可以传遍整座城市。那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在冬天穿着裘皮大衣,街上到处可见。后来一阵子,穿皮衣的人变得越来越多,成了大路货。貂被养在小笼子里,于是有人跑来抗议。最后的结果是,店铺都必须关门,毛皮衣制作工也都被辞退,毛皮缝纫女工转行做了售货员,就像玛丽亚。是她教会玛丽亚操作缝纫机的,现在玛丽亚却去了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场卖香肠。她今天就在那儿买了不少特价的切片香肠。玛丽亚要是能提醒她一下就好了,就像这么喊一声:“天哪,当心!”但当时她正走到了摆着罐头的货架,离奶酪货架不远的地方。就在她想去那儿买点切片奶酪的当口,事情突如其来地发生了。或许,她想,我应该去找玛丽亚要一块抹布,立即去。可是她一下子就瞧见了周围人们盯着她的异样眼光,她恨不能迅速逃走,离那些人远远的,避开他们的大笑,那种幸灾乐祸的、愚蠢的大笑声。
在下面的过道里,那种气味已经扑鼻而来,而现在的楼梯上,这股味儿更浓了些。或许是这栋房子里面的什么建筑材料发出来的,自从开始装修她就一直闻得到。那种类似石灰、水泥和某一类溶剂的味道。
她上过一两次顶楼,只是想去瞧瞧,上面到底哪里在装修、在装修些什么。可是,她看不清楚上面任何一间房里面的情景。透过门上的波纹玻璃,她只能看到黑乎乎的影子。她听到了说话的声音,但分辨不出他们在说什么。还有钻孔的噪音。她弄不明白,怎么可以钻那么长时间?到底在钻什么呢?有一次,她打电话给物业管理处,说这么多垃圾、灰尘和噪音,这样的环境简直难以忍受。电话那一头的女职员说,这栋大楼要进行现代化装修。当她说这样的装修包括几个月不消退的噪音实在讨厌时,电话那头的声音直接说,您可以搬出去嘛。听起来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什么?她说。她一下子觉得浑身发热。当她觉得热时,思路会变得一团糟,心脏也开始亢奋地、不规则地跳动起来。您听着!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二十六年!但此时,那头物业管理处的年轻女职员已经挂断了电话。
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在考虑是不是还应该去一趟租户权益保障中心。但后来她还是安慰自己,电话那头的姑娘可能只不过说话有点冲,并非存心想威胁她什么。
在一个住户的门后,传来了犬吠声。那样的吠叫恐怕只有大型犬才能发出,总之这吠声低沉、洪亮、瘆人。这只大狗也是新来不久的。她总是怕在楼梯间里碰上它。所幸的是,不管是它的主人还是这只狗,她都没有见到过。她猜测,可能它的主人从来也不带它到街上去遛,不过也许是在夜里,在她已经上床后再出去遛吧。她每天很早就睡觉了。晚上,确切地说是七点前,她把暖气开得大大的,看一会儿电视,同时吃点儿东西。那些食物几乎总是凉的,比如面包、奶酪、香肠切片。再喝点茶,是红茶。有时她会为自己煮一只鸡蛋。过去,在她下班回家后,她会弄一顿热呼呼的晚餐。而现在,她总是在两三天前就做好,吃时加热一下而已。那一般是锅大杂烩。大杂烩是她喜欢的东西,里面最好有梨、豆子、熏肉什么的,那是她最喜欢吃的菜了。这会让她想起她的母亲,因为这也是她母亲最爱的菜肴。
现在没剩多少台阶了,确切地说是七级。七级,她就完成任务了。她放缓了速度,因为她对自己说,现在再快个几分钟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她会先用抹布擦掉番茄酱,然后用水小心清洗一番。当然,倘若当时能立即脱掉大衣,把那玩意儿擦掉,就更好了。但当着那么多旁观者的面?还是算了。再说了,如果她当时见到了大衣上的污渍,保准会哀嚎出来的。而现在呢,她想,我似乎已经对这个念头习惯了。我会取一块擦餐具的抹布,淋上点冷水,将番茄酱仔仔细细地擦干净。如果这样还不够的话,再小心冲洗也不晚。河狸鼠的皮毛会在洗过之后发灰,没有光泽,那细腻的毛会蜷曲在一起。这样的话,她从布拉泽先生那儿学到的熨烫窍门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先要在皮毛上抹一点儿醋,然后在那个部位用发热但不是太烫的熨斗熨平,毛发就会因此变得平整松软,重新散发出亮棕色的光芒。看上去就像丝绸,会产生有阴影的皱褶,相当柔顺。
这件大衣的料子是她在十六年前买的,那时的她已经亲手缝制了无数的河狸鼠皮大衣。这一卷皮料她是以批发价拿到手的,但还是花光了她的积蓄。在购买的过程中,她让别人指点过、解释过,那个人就是布拉泽先生。这位瑞士人既耐心,又有一副艺术家的气质,友好和善,这让她从心底喜欢,可是她从未表现出来,因为她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或许恰恰是他那种愿意随时效劳的客气劲儿,让她在不知不觉中畏缩了。正是出于他的指点,她才选择了河狸鼠皮,而不是波斯羔羊皮。羔羊皮的大衣做起来更容易些。但河狸鼠皮呢,如果加工得尽善尽美,那它完全是一件艺术品。没有谁能像布拉泽先生那样擅长分辨两块皮料该在哪里衔接起来,因为在每一块皮毛的头部和尾部,色泽、毛的密度与长度和蓬松程度都存在细微的差别。只有在极其有限的、大约几毫米见方的区域内,两块皮毛才能沿锯齿形的接缝吻合在一起。布拉泽下班后,留在工作间里,在皮毛上标注应该裁剪的位置。他的模样就像一位医生,坐在那儿,穿着他那件浆得笔挺的白大褂、戴着眼镜,古铜色的脸庞,花白的头发。她很喜欢听他说话,那种平静的瑞士口音。他坐在桌旁,轻柔地向皮毛吹气,不断翻转手中的料子,寻找、比较、再寻找那些细微的色泽差异。接着,在她完成了皮衣的背面,也是最大最显眼的一块后,他蘸一点颜料溶剂,在皮料与皮料之间的过渡部分拍打着,让溶剂渗透进去,使之颜色均匀。究竟是什么溶剂,他根本不肯吐露半分玄机,连对她也不肯说。何必呢,她既不愿意,也不会被允许接下做皮衣这桩差事啊。他说,这是一个秘密,这种染料能抗得住雨水,但对汽油一类就没辙了,永远不行!
这一点她自然清楚:皮毛料子永远不能用汽油来清洗!像这次的番茄酱,她一定要用水洗。她想,倘若布拉泽先生和她两人一直留在工作室里,今天的一切也许就会大不相同了。他曾耐心地为她讲解工序,遇到棘手的问题还会助她一臂之力。他还会对她谈论到天上的云,那些将很快为山区送去一场大雪的云。他没有结过婚,除此之外,她对布拉泽一无所知。
她为自己这件大衣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天下班之后,她都会忙这个。最终,她选择了一种深红色的丝绸作为里子缝在了大衣里。这也是批发商手里最好最贵的一种丝绸了。一切缝制妥帖之后,她把醋轻轻地抹在皮衣表面,然后将它熨烫了一遍,那种丝质的光泽会因此而散发出来。最后,她把大衣挂在了模特衣架上,与布拉泽先生一道坐在它的跟前。她买了一瓶丹赫香槟酒,和布拉泽碰杯祝贺。
您真应该当一名毛皮制衣工人,他说,这是一件不折不扣的杰作。
他们又碰了杯。布拉泽说服她立即穿上这件衣服试试。她有些窘迫,但既然他想这样,她也就穿上了。他们俩一同经过少女堤,前往鹅市地铁站,她记得那是一个凉爽但阳光明媚的十月午后。光线强到恰恰能让人看清楚这件大衣,它的毛料,那丝质的美妙光芒及它明暗交织的亮棕色。她在布拉泽身边走着,问他,自己能否挽住他的手臂。好的呀。就这样,两人一同沿着少女堤走着,一切发生得那么理所当然,和她在缝制所有那些大衣时心中所希冀的一模一样。真是高贵的一对。在地铁站的入口处他们俩分手了。在那个片刻,她暗自希望,布拉泽会邀请她上他那儿去。在更短的、更大胆的一瞬间里,她甚至在认真考虑:若是她索性主动邀请布拉泽可不可以。但转眼间,她与他握了握手,走进地铁站,回家去了。
她打开门。就连她的屋子里也充斥着一股溶剂的味道。她先是站了一会儿,好平静地呼吸一下。接着,她来到了厨房,将她的人造革包放到了桌上。她还想多穿一会儿大衣,因为实在是冷得发颤。她鼓足了勇气,把大衣脱了下来,翻转过来的时候,眼前是一大摊红色的污渍,仍然湿漉漉的,沿着整个背部往下淌,滴在了地上。这是一种潮湿的红色,她用手指蘸了一点,想放在鼻子前嗅嗅。但触摸之时她已然意识到了那是什么东西。天哪,是油漆颜料,是一种漆啊,这是无论如何也没法从皮毛上清洗掉的。她缓缓坐下来,将大衣摊在了膝盖上。她把脸埋进了柔软的皮毛里,丝毫也没有意识到红色已经涂溅了自己一身——她的裙子,她的羊毛衫,她的胳膊,她的手。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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