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大通史》第七册《魏晋南北朝（上）》，学苑出版社，2018，已获出版社授权。
魏晋时皇权与门阀士族进行了长期的反复较量，皇权在魏、蜀、吴三国一度得以伸张，但历史的倾向却是门阀专政。（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汉末动乱，军阀割据。汉献帝沦为傀儡，个别世家大族如出身“四世五公”的袁绍、袁术兄弟觊觎着皇权，企图取刘氏而代之，但得不到割据者与大多数世家大族的支持。出身寒族、父为宦官养子的曹操异军突起，他率军逐鹿中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镇压黑山起义军，才取得东郡太守的名号和地盘，后又镇压青州黄巾，受降卒30余万，进为兖州牧，这才开始成了气候。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奉天子以令不臣”（《三国志·魏志·毛玠传》），成为他的事业的拐点。此后，他先后降张绣、杀吕布、败袁术、逐刘备，进而与占据河北、兵强马壮的袁绍在官渡展开决战，彻底打败了代表世家大族势力的袁绍，占有河北四州，并终于统一了北方地区。
曹操不仅在战场上击败世家大族的割据势力，而且在重建皇权时，“一出手就是打击不法豪强”（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74页）。曹操灭袁绍后，下令说：“袁氏之治也，使好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岂可得邪！其收田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他还表彰鼓励地方官吏打击豪强。杨沛为长社令，“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先挝折其脚，遂杀之。由此太祖以为能”（《贾逵传》注引《魏略》）。满宠为许令，“时曹洪宗室亲贵，有宾客在界，数犯法，宠收治之。洪书报宠，宠不听。洪白太祖。太祖召许主者。宠知将欲原，乃速杀之。太祖喜曰：‘当事不当尔邪？’”（《满宠传》）。这个曹洪，是曹操族弟，在战场上救过曹操性命的。曹操对他犹大义灭亲，其他人可知。
陈寅恪高屋建瓴，更从方针政策上着眼。他指出：“儒家豪族尚奢侈，曹操尚节俭，只是曹操与儒家豪强对立的一个侧面。曹操要在汉末取刘氏皇位而代之，最为重要的是要摧破儒家豪族的精神堡垒，即汉代传统的儒家思想，然后才可以获得成功。”他在分析曹操“唯才是举”的“求才三令”时又指出：“三令标明了曹操政策之所在——标准是才，不是道德。三令的颁布，是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的一个大变革，并非仅只是为了求才于一时。……若不对此不两立的儒家教义摧陷廓清，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以与儒家豪族人物如袁绍之辈相竞争。从摧陷廓清儒家豪族的金科玉律来说，此三令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的宣言。”（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0、12页）
田余庆对曹操打击大族豪强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他说：“曹操的思想和政策，一般都带有打击大族的特点。曹操不信天命，起了剥夺世家大族的精神武器的作用。曹操经常称道孙武、孙膑、商鞅、韩非、秦皇、汉武等人，是为世家大族所尊奉的儒家圣贤树立对立面。屯田制具有同大地主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的意义，破格用人主要是针对东汉选士只‘论族姓阀阅’，针对垄断选举的名士清议。关中监卖食盐，是为了换得耕牛农具以招怀流民，削弱关中诸将。以后曹操搞租调制，也是与‘重豪强兼并之法’相伴颁行的。曹操的政策打击了世家大族，得利的是地主阶级中的较低阶层，客观上对人民也有点好处。”（《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4页）他充分肯定曹操“走统一的路”的历史贡献，他说：“统一是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曹操完成了中国北部的统一，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巩固了统一，这是曹操在历史上最值得肯定的地方。”（《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0页）
但是，这是世家大族的上升期。世家大族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政治经验、军事知识和高深的文化修养，他们还常常拥有数量不小的家兵部曲。他们在割据势力之间的向背至关重要，割据者网罗的大族名士多，猛将谋士就多，财赋粮草、壮丁部曲的来源就有保障。此时曹操也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弃大族名士而不用，不能不从世家大族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如大族名士荀彧及荀彧推举“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荀攸继为尚书令，亦不遗余力地推举名士。曹操曾说：“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三国志·魏志·荀攸传》）曹操所用的地方官，也多是名士。如刘备叛走后，曹操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取得冀州后，依靠出自冀州高门的清河崔琰录用当地名士；取得荆州后，让荆州名士韩嵩录用荆州人士。
史称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资治通鉴》卷69）。他主张唯才是举，意在打击世家大族，但是，他留给儿子曹丕的政治遗产，却是主要由世家大族名士构成的官僚集团。
魏代汉与晋代魏，两次改朝换代，皇权都与大族官僚相妥协，以政治、经济特权换取大族官僚的拥戴。妥协的前提，是皇权弱化与大族的强盛；妥协的后果，是皇权更加衰微，大族更加强盛。
曹丕代汉称帝前夕，批准实行大族代表人物、尚书陈群提出的九品官人法（或称九品中正制），以保障世家大族的政治特权。九品官人法是东汉世家大族发展为魏晋门阀士族的桥梁，或者说，是魏晋门阀士族形成的标志。九品官人法作为门阀士族形成的标志，其关键有二：一是中正一职主要由世家大族出身的中央现职官吏担任，名义上说是把选官权收归中央，实际上是交给世家大族官僚集团；二是门第成为品第士人的主要标准。中正考察和品评士人的标准是“德”、“才”与“家世”三项，提供给吏部作为选官和黜陟官吏的依据。德、才是软指标，可因人而异信口雌黄；而家世门第则是硬指标，家世不显的单家寒门必然被排斥在外。曹魏时的中正对选官的干预已导致“机权多门，是纷乱之原也”，原因是“使中正干铨衡之权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可见，正是担任中正的门阀士族侵夺、削弱了皇权。
门阀士族的形成其实有一个过程，而九品官人法起了关键作用。故唐长孺说：“汉末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基础，而士族形成在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保证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实质上就是保证当朝显贵的世袭特权，因而魏晋显贵家族最有资格成为士族。”（《士族的形成和升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曹魏后期，羸弱昏庸的曹氏子孙面临的是势力不断扩张的门阀士族，阴险狠毒的司马懿在门阀士族的支持下，发动高平陵政变，夺得朝政控制权。政变后，司马氏一党弹冠相庆，对政敌曹爽一党则“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晋书·宣帝纪》）。
司马炎即帝位后，司马氏作为西晋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大族之上，他们既是新皇权的代表，又不脱门阀士族的本色，一身而二任。西晋甫立，即大封宗室二十七王。宗王以郡为国，按封国大小置军，明显表现出以宗王藩屏皇室，以巩固和加强皇权的意图。但晋初诸王留恋京师繁华，实际上并不去封地，于是，晋武帝又以宗王出将入相，所谓“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晋书·八王传序》）。其实，与曹魏相比，西晋皇权更弱。曹魏虚封宗室，不仅不靠宗王夹辅皇权，相反却是防宗王如防贼。西晋分封与以宗王出镇的政策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这也是司马炎始料所未及的了。
西晋一面大封宗王，一面积极与门阀士族合作，求取支持，因而在政治、经济上也更采取妥协政策，更加优容门阀士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