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5月21日，古籍研究青年同仁联谊群第4次沙龙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举办。北京大学图书馆栾伟平、首都图书馆史丽君、苏州市图书馆卿朝晖、清华大学马楠、天津师范大学石祥分别作了报告。
栾伟平“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经部宋元本述要”评议
向 辉
北大的同学一般将藏有善本书的那个馆叫作大图。大图的书很多，当年为一条资料中引用理雅各（1815-1897）翻译的四书，鄙人曾经在某个阅览室查阅过原书，那时感觉这个书已经是很古老了。后来才知道，其实北大所藏的古老的书非常之多，其数量是外行难以想象的。栾老师介绍，北大所藏古籍多达150余万册。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记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北大大图的善本藏量1.6万余种17万余册，在全国高校中独占鳌头。早期的北大大图是传统的藏书楼模式，从1902年开始接收清王朝调拨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省官书局所印书籍。同时，又设置专门经费购书，也授受了一大批捐赠。比如清政府所赠的《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等。比如巴陵方功惠先生碧琳琅馆所藏书籍由其后裔方湘宾赠予北大，数量是1886种22170册。民国时期，北大又购得大藏书家李盛铎藏书，数量是9309种59691册。建国初，向达任馆长时，又接收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古籍40万余册。并购得敦煌遗书200余号，其中北凉承平年间（443-460）的《高昌县高昌郡赀簿》是北大所藏纸质文献中时代最早的。北大这些宝贵的财富，近年来随着北大古籍工作者所编的古籍图录和各种大型影印丛书而广为人知。当然，还有至今让人振奋不已的大仓文库古籍。
栾伟平老师在北大古籍部工作多年，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北大善本。作为一名用心的、勤奋的、严谨的古籍工作者，她几乎把她所经手的每一部古籍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包括一般的记录，比如书名、著者、行款、版本，也包括藏印、刻工、装帧、纸张等等。同时，还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其中部分古籍做了较为细致的比对考察，发现了若干值得关注的版本学课题，也解决了一些版本鉴定和书目著录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是延续了历代古籍从业者或者研究者的品格，正是这种质朴的品格让古籍的研究能够一步步向前推进。栾伟平老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经部宋元本述要》概要地介绍了北大藏本的渊源及其主要特色，又用大量的实例介绍了北大古籍的珍贵之处，为我们揭示了深藏在北大善本室的部分珍品。这次报告，让我们看到了北大古籍的若干精彩之处，令人向往。
“史源学与文献整理——以《陈垣史源学杂文》为中心”纪要
谢 辉
首都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史丽君作“史源学与文献整理——以《陈垣史源学杂文》为中心”的学术报告。由四部分内容组成，即：史源学的基本概念、程序方法、基本原则，以及史源学与文献整理的关系。
报告首先阐明史源学的概念为：一门追
寻史料来源，进而稽考史实、辨明正误的学问，是史料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其次将史源学的工作程序总结为追寻史源、辨析源流、判明是非，将基本方法概括为查考根据、引证、叙述、判断四点，并举出陈垣先生《校勘学释例》、《元也里可温考》、《元西域人华化考》、《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等论著中使用史源学的实例。继而提出史源学的四个原则，即：毋信人之言，实事求是，学术平等，征引规范。最后以陈垣先生的相关论著为例，说明史源学在文献整理中的应用与价值。如在目录学方面，举《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对《宋高僧传》之提要，以为《四库总目》谓《高僧传》之名起于释惠敏，乃本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其后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又沿袭《总目》之说，从而厘清各个目录之间的关系。在版本学方面，引用史料时注重比较各个版本的异同，考证版本时不局限于版本鉴定，而更重视分清版本系统与源流。校勘学方面，注重在辨析史料来源的基础上进行他校，如用《册府元龟》补《旧五代史》阙文等。由此提出，史源学对文献整理工作中的目录编纂、文献校勘、版本鉴定、序跋撰写、影印出版等诸多方面，均有启示。
史源学作为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应在文史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新材料与新方法不断出现，推动着相关研究走向深入，但史源学作为一种传统研究方法，不仅没有过时，且越来越得到学者注意，如有学者即提出，通过数字检索，研究者可以获得比前人更多的史料，但其弊端在于内容庞杂，此时即需要用到史源学，将材料加以排比分析，搞清源流，选择史料价值最高者采用（陈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报告中论述史源学与文献整理的关系，尤具启发价值，如将史源学思维引入文献整理，则整理者的视野不仅限于底本与校本，还可以扩展至某书的材料来源。其来源又可分为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如明修《周易大全》，征引前人《易》说一百多家，此一百余家的易学著作为间接来源，而直接来源则是元人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与董真卿《周易会通》。故在整理《周易大全》时，能取校上述两书，则可进一步提高整理质量。
“《牧斋有学集》的版本与钱曾诗注的价值”报告评议
刘 明
苏州图书馆卿朝晖副研究馆员作《的版本与钱曾诗注的价值》的学术报告。该报告首先以《牧斋有学集》的刊刻过程及现存版本的梳理为切入点，结合实物版本、文献及档案史料还原《有学集》的版本谱系。现存《有学集》包括无注本和钱曾注本两种版本系统。《有学集》无注本存世者，以康熙甲寅（1674）邹式金序刻本为最早，据邹氏《有学集序》称钱谦益晚年又将手订《有学集》授予钱曾，钱曾为之作注，此即钱曾注本。《有学集》无注本又有康熙金匮山房刻本。该本与邹本应为一版，然有修订，在卷第、收诗篇目及诗篇正文文字方面均存在差异，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文本面貌。有意思的是，《军机处档》乾隆三十四年（1769）两江总督高晋奏折为还原金匮山房本书版的流传脉络，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作为金匮山房本底本的书版曾藏于钱谦益后裔之手，售归无锡秦氏金匮山房，秦氏进行了订正，旋卖予苏州书铺赵鸿儒，赵氏又转卖杭州书铺林松年，直至遭清廷查禁。
钱曾注本《有学集》，始于顺治十七年（1660），钱曾《盼春词》自注述及此事，注本应完成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之后。诗注的最早版本是上海图书馆藏清玉诏堂刻本，该本有“塘栖凌氏”木戳，卷端署“苕南凌凤翔仪吉钞订”，目录之卷十二《投笔集》有目，下注“阙”。重印本则铲去署名及《投笔集》，又将卷十三、卷十四《东涧集》上、下拆分为上中下。据《军机处档案》，玉诏堂本书版同样在乾隆三十四年遭到清廷查禁，其流传脉络是苏州玉扆尊书铺购自嘉兴诸在林书铺，诸则由劳武曾自广东买得。经广东巡抚李侍尧的调查，劳氏因见广东刻匠价贱，携原书在广东请沈御璜雇匠人雕刻，书板早寄回浙省，广东未曾刷印。玉诏堂本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删去卷十二《投笔集》，对于钱注随意截取，以及删改原文。
报告接着分析了《有学集》无注本与钱曾注本在文本内容上的差异。在篇目方面，如无注本卷一《丁亥夏为清河公题海客钓鳌图》四首，注本只有三首；卷四《石涛上人自庐山致萧伯玉书于其归也漫书十四绝句送之兼简伯玉》组诗，注本只有十二首；同卷《奉常王烟客先生见示西田园记寄题十二绝句》，注本只有八首；卷九《秦淮花烛词十二首为萧孟昉作》，注本只有十首。同时强调了钱注本的文献价值，如有助于读者对钱谦益诗文旨意的理解，记录了诗文的本事与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