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七十年 | 不了解蒙古，就不能完整地认识历史中国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长期活动的地区主要在蒙古高原的大漠南北。这个地区疆土辽阔，东起大兴安岭，西接阿尔泰山，北界西伯利亚，南逾阴山，大体上包括清朝初年以来所称的内、外蒙古。 辽远广袤的内蒙古自治区，就地处蒙古高原南缘的漠南之地，东西横跨东北、华北、西北三大自然地理单元，大部分疆域处在北纬41°线以北，由东向西，燕山连绵，阴山横亘，中国历代长城也基本分布在这条山系南北。

特殊的地理环境，多变的气候条件，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自然经济类型，也造就了源远流长，色彩纷呈的灿烂古代民族文化。 北方草原的古代文明，从其发端便是以农业与牧业、狩猎与畜牧多种经济形态相互交错的形式，在这一区域孕育和发展。旧石器时代“大窑人”石器撞击的火花，与“北京人”燃起的火焰同样耀眼。 地处西拉木伦河两岸的原始村落，同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称为内蒙古的“两河流域”文明，其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中，应是最耀眼的星座之一。

夏商之际，随着北方地区气候的干燥和变冷，畜牧业便也悄然兴起，伴随着游牧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北方草原的青铜文明也翩然而至。周、秦、西汉以降， 东胡、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族 等北方各少数民族，如浪潮般一次次地崛起，他们离开兴安岭，跨过草原、大漠，在与中原王朝的长期较量中，不断充实和壮大自己，一旦时机成熟，便越过阴山，入主中原，建立王朝。

历史上的亚洲民族分布示意图

中华民族就是在周边民族不断的融入中逐步形成，特别是在北方民族强势融入，并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和壮大。北纬41°线造成了农牧差异，也造成了双方的征战和融合，而这种征战和融合恰恰是中华民族不断创造新历史的原动力。中国历史的朝代序列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常常以“唐宋元明清”续之，这应当说是一种不完整的表述。

北宋时北方有辽、西夏并存，“澶渊之盟”后的百年和平，造就了北方经济和社会的高度发展，以至于俄语中至今仍以“契丹”称呼中国；南宋时仍与北方的金、西夏并立，偏居东北一隅的海陵王甚至把都城迁到了北京，就此开创了王朝在北京建都的历史。 但在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的支配下，史家居然没有给辽、金、西夏修史，即便是后来补修的《辽史》和《金史》，也十分简陋，错谬百出。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息，正是由于北方强悍民族不断南下，为衰败腐朽的中原文化一次次注入了新鲜血液：

“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金明馆丛稿二编》）

今天看来，北宋的280万和南宋的200万平方公里土地当然不能代表当时的中国，但却依然有人对南宋的灭亡和元朝的统一发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哀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实在是狭隘的历史观和民族观。 即便是享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在永乐北征后不久，就在比汉长城更偏南的区域修建了“万里长城”，将北元——蒙古部落——阻隔在了长城以北，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代。

因此， 我们没有权力不去正视和思考这一历史的真实。否则，我们就将永远无法去认识历史上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草原民族在大漠苦寒的环境下，长期过着骑马射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养成了胸襟开阔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他们在融入中华文明之时，便为中华文化带来了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新鲜血液和发展动力。

同时，草原民族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豪迈气概，也打通了欧亚大陆上的壁垒，犹如一座桥梁，使中西文化得以交流。与此同时，草原文明也在这种交流中发展繁荣，其独树一帜的文明成果，又被其他民族吸收借鉴，使草原文明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蒙古帝国

1996年初，为了配合《中国地域文化大系》之《草原文化》《东北文化》在香港出版的宣传推广，我和苏俊先生，以及辽宁文博界的徐炳琨和孙守道两位先生，受陈万雄先生之邀，赴香港参加了一次精心准备的学术推广活动。那次活动除了学术讲座外，有和媒体的恳谈见面会，有香港电台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录音访问，有报社记者对考古生活的单独采访，有晚餐的美酒，也有下午在咖啡馆的“快乐时光”。

记得在一次学术讲座中，我以“中国的史前史应当重新架构——以兴隆洼、红山文化系列为例”为题做了发言。这个议题引起了前来参加讲座的饶宗颐先生及香港学术界的热烈反响， 饶先生随后做了长篇讲话，认为以往对信史的认识只到中原的商周和北方的东胡，而考古的发现完全可以重建中国的史前史。

著名学者饶宗颐教授

曾著有《中国历史上之正统观》

会后的餐会中，饶先生热情地邀我“到香港来教书”，虽因种种原因此事未有结果，但饶先生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和对晚辈的提携可见一斑。 应当说，万雄先生策划的这次活动完全超出了预期的设想，香港媒体的大量报道，包括“美国之音”（VOA）播出的相关专题，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万雄先生生在南国，读书做事也在南国，却因探寻中华文明的多个源头，来到了北方，投身于草原，完成了对“另一种文明的体验”。几年的奔波与不断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 “让我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有了重新的认识和理解” 。 这里折射出的是他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深刻认识和对草原文化的执着热爱。

作者陈万雄在蒙古考察时的留影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当这位精力过人、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文化学者在“重游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大草原，勾起旧忆，唤起了内心的情感，又以退休之身，重新动笔”之时，这部凝聚着大半生情感与思考，饱含着诸多好友嘱托的“旧账”，终于要面世了！这或许是对历史的思考，或许就是对过往岁月的回忆，我相信，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会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